将东亚古人类隔离在西方古人类先进石器制作技术之外的“莫维斯线”是否存在？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史前时代社会动荡整合之际，涌现出了怎样的英武领导者？“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遗址的重要意义何在？江西发现的以珍贵楠木营建的230平方米战国大型墓葬，如何见证了越国的强盛？秦简之乡湖北云梦的“中华第一长文觚”记录了哪些全新史料？吐谷浑的“国王谷”中有哪些突破性发现？

　　3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公布的六项重大考古新发现，可为我们解疑释惑。2021年，正值现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100周年，这些重要发现同时也为中国考古百年华诞增添了耀眼的光彩。

皮洛遗址B区后缘剖面采集薄刃斧 图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遗存

　　皮洛遗址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平均海拔超过3750米，在约100万平方米范围内，散布各类石制品，目前已采集典型标本3000余件。在20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揭露出多个古人类活动面，出土7000余件石制品。根据地层关系、堆积特征和遗物发现情况，可以大致将发现的七个地层分为三期，整体构成一个罕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三叠层”，上层年代不晚于距今13万年。三个阶段均发现有石制品及人工搬运砾石密集分布的古人类居住活动面。石制品中约有20%为“烧石”，可能与较为频繁的用火行为有关；还发现由扁平砾石围成的半环状“石圈”遗迹，显示了人类曾在遗址从事过用火、打制石器等活动。

　　最引人注目的是手斧、薄刃斧等典型阿舍利技术遗物，这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遗存，也是东亚地区所见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技术遗物，彻底结束了先进的阿舍利技术是否止步于“莫维斯线”、东亚古人类只能制作粗糙石器的争论，对于认识亚欧大陆东西侧远古人群的迁徙和文化交流具有特殊意义。出土岩块上的刻划痕迹，是具有现代人特征的象征性行为，显示东亚地区人类行为多样化出现的时间可能要远早于过去的认识，为深入探讨中更新世的古人类行为与现代人的出现和扩散等重大问题提供了关键性材料。

黄山遗址出土屈家岭文化玉璜 图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庞贝式”史前大型玉器制作聚落

　　黄山遗址面积达30万平方米，被3条地下古河和白河围合，由山上和山下两部分组成，是南阳盆地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揭露面积共2400平方米，遗迹主要为建筑基址、墓葬、灰坑等。出土物以砂岩质制玉石工具为大宗，约2.3万余件，另有玉器116件、独山玉半成品或废品500余件、玉片3518件、玉料4500余件；象牙器14件；骨器73件；陶器近700件；猪下颌骨1500余个。其中，三块砾石上绘有褐红色人物劳动、卧猪、兰草写意图，堪称绝品。

　　黄山遗址是一处以独山玉和石料为资源支撑、其他地方玉材为辅助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涉及玉石器制作性质的中心性大遗址，填补了中原和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玉石器手工业体系空白。仰韶文化“前坊后居”的坊居式建筑群是国内保存最好的史前建筑之一，完好保留了建筑技术和日常生活的细节，堪称“庞贝式”遗存。距今5000年前后，以江汉地区为中心的屈家岭文化人群强势北上，占据南阳盆地。黄山遗址发现的屈家岭文化墓葬人骨保存为全国最佳，等级分化最明显。一座大型墓葬中，墓主身材高大，身边放置长弓劲矢和玉钺，脚下堆满400余个猪下颌骨，是迄今发现的同时期最高等级墓葬之一，尽显屈家岭社会领导者的英武之姿。

三星堆五号坑出土金面具 图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巴蜀文明之光

　　三星堆六座祭祀坑的发掘举世瞩目，取得多项重大突破。基本厘清了六座“祭祀坑”的地层关系、堆积形成过程、形制结构及遗物埋藏状况，已出土编号文物11000余件，近完整器超过2400件。其中，铜器870余件、金器510件、玉器450余件、石器120余件、陶器13件，提取完整象牙400余根。重要文物包括金面具、鸟形金箔饰、铜顶尊跪坐人像、铜扭头跪坐人像、铜立人像、铜人头像、铜面具、铜尊、铜罍、铜“神坛”、铜龙、铜网格状龟背形器、玉璋、玉戈、玉凿、神树纹玉琮、玉器座、玉刀、石戈、陶矮领瓮、陶尖底盏、丝织品残痕、象牙雕、海贝等，部分文物从造型、纹饰来看，均为此前所未见。

　　此次发掘进一步充实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为古蜀文明的祭祀行为和祭祀体系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实物资料。1986年发掘的一号、二号坑中出土的大量文物，兼有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和国内其他地区文化因素，表明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如三号坑出土的铜顶尊跪坐人像和铜圆口方尊、四号坑出土的玉琮和丝织品、五号坑出土的象牙雕等，进一步夯实了这一认识。

国字山墓地出土铜跽坐人镦 图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战国时期多元文化融合的实证

　　国字山墓葬是清江盆地东周时期的中心性城址——筑卫城的附属性遗存，位于筑卫城城址西侧约300米处的小山顶部，是迄今江西地区考古发掘规模最大的东周时期墓葬。国字山墓葬有围沟环绕，规模宏大，墓室面积约230平方米。使用双墓道的多室结构，椁室内被分隔为25个分室，葬具为船形独木棺，规格高；随葬品种类齐全，墓葬虽经早期盗扰，仍出土有2600余件/套器物。出土的漆瑟色彩华丽，图案复杂，十分精美；筝保存完好，总长度达到2.3米，是目前发现的先秦时期最长的一件筝；部分青铜器有包金、错金装饰；还出土了蜻蜓眼、玉龙、玉凤等精美装饰品。根据墓葬的总体特征和出土的铭文资料推测，墓主可能与越国王室密切相关。筑卫城是东周时期越文化的区域政治中心。

　　国字山墓葬是迄今江西地区考古发掘规模最大的东周时期墓葬。墓葬具有突出的越文化因素，如周围有围沟，椁板覆盖木皮，使用船形棺，以及随葬原始瓷、几何印纹陶器、越式鼎、鸠杖等。同时伴有相当数量的楚文化因素、群舒文化因素，以及自身独特的文化因素。

　　国字山墓葬的发掘是越国、越文化考古的新突破，为百越文化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对研究作为“吴头楚尾”的江西地区东周时期吴越楚关系、政治格局演变具有重要价值。

郑家湖墓地A区M58出土遗物 图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华第一长文觚”

　　郑家湖墓地位于湖北云梦县城关镇。2021年发掘的战国晚期以来的秦文化中小型墓葬116座，均为土坑竖穴墓，随葬品共计1000多件/套，以漆木器为主，其次为陶器，少量铜器、玉器、料器、竹器等。出土的一批珍贵的文字材料中，最具价值的是战国晚期墓葬M274出土的形制罕见的长文木觚（一种多棱体木牍）。木觚正反两面各七行，每行约50字，全文约700字，字体为典型的秦隶，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可谓“中华第一长文觚”。载有谋士刮说秦王寝兵立义之辞，“纵横家”色彩浓郁，体例和文风与《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近似。觚文不见于传世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一篇全新的策问类文献，丰富了战国后期的政治史资料，是研究当时社会思想的珍贵文本。觚文涉及春秋战国之际魏、越、吴之间的战争关系，其中的“魏越宿胥之野之战”等事件为首见，为探究春秋战国之际的重要史事提供了新材料。还出土了一批罕见的葬具绘画，为研究秦和西汉早期的葬俗葬仪、宗教思想、服饰文化与艺术造型提供了关键材料，对追溯中国墓葬壁画的形成有重要意义。

　　云梦是秦人统一南方的战略要冲，郑家湖墓地与楚王城城址及其周围的睡虎地、龙岗、江郭、大坟头等墓地是一个有机整体。这些材料生动展示了秦文化与楚文化逐渐融合、统一于汉文化并汇入中华文明的历史过程，为研究战国晚期至汉初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中华文明从多元一体到大一统的进程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国家认同提供了典型个案。

慕容智墓出土成套金银餐饮器具 图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寻找吐谷浑“大可汗陵”

　　甘肃武威吐谷浑墓葬群是一处唐代吐谷浑王族墓群。2019年以来连续获得重大发现，创造了唐代考古的多个首次：首次发现唐代白葡萄酒实物遗存、木质胡床、成套铁甲胄、六曲屏风、大型木质彩绘床榻、笔墨纸砚、木列戟屋模型；首次确认吐谷浑文、吐谷浑蓬子氏家族墓地；首次发现如此大量且保存完整、种类多样的唐代丝织品。

　　喜王慕容智墓是目前所见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实验室考古清理保护了该墓葬出土的纺织品、彩绘陶俑、漆木器等各类随葬品800余件，多件为首次发现。出土的慕容智墓志首次提及吐谷浑“大可汗陵”的存在。

　　2021年，为解决“大可汗陵”具体位置、布局问题及丰富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文化内涵等问题，对新发现的天祝县祁连镇长岭—马场滩区3座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墓葬均为带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单室砖室墓，墓道内均有整马殉葬，1—3匹不等，亦见有烧殉的羊骨、牛骨等。墓室内出土有漆、木、陶、石、革及各类金属器等随葬品290余件，以残漆木器居多，部分漆木器上有彩绘，并贴有金、银箔，做工精美，装饰华丽。从出土的墓志可知，该处墓葬群为唐早中期吐谷浑蓬子氏家族墓地。墓志中有关吐谷浑蓬子氏的记载，对研究吐谷浑史、唐与西部少数民族关系史、唐代军事建制，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唐蕃战争、延州阁门府及“安塞军”的来源等一系列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和往年一样，2021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再次从不同方面刷新了已有认知，开启了新的研究方向，并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考古工作是构建中华民族历史和展示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既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文化传播中心）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3月30日总第23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