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稻城县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

　　高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皮洛遗址非常重要，是一处在特殊时空位置、特殊环境下发现的特殊文化遗存。它发现于青藏高原，而在高原地区，最大的问题是大量的文化遗存都在地表，难以形成原生堆积，而这个遗址有7个文化层位，非常难能可贵。从地层看，从下到上，时代上从早到晚，能够看出文化的发展变化，技术、风格、组合都有区别。这对于建立皮洛这个区域，以及川西高原、青藏高原甚至整个西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谱系都非常重要。我们目前还没有很好地对环境、年代进行高分辨率的测定分析，但我认为，这7个文化层位不会是完全连续的，会有断续，因为在高海拔地区，在有些极端环境下，人类是无法一直在那里生存的。遗址的第3层出土了阿舍利特点十分明显的文化遗存，有手斧、薄刃斧和手镐的完整组合。阿舍利技术170多万年前发源于非洲，100万年前后传到欧洲，后逐渐向其他地方扩散。过去认为，东亚地区没有这套遗存，即“莫维斯线”以西是阿舍利遗存，以东是简单的石核、石片遗存。现在看来，这道线可以被我们“擦去”了。这套遗存在第3层突然出现，时间上与西方存在先后关系，很可能与文化的传播、人群的迁徙有一定关系。接下来，要抓紧时间整理材料，还要做一些专项分析。如土壤中能否提取DNA，找出文化的主人；年代需要进一步夯实；从环境入手，找出该区域吸引人群不断在这里生存繁衍的原因。

　　河南南阳市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张弛（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这是南阳盆地面积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30万平方米，周边已探出壕沟，面积是确切的。遗址中所有的迹象都与玉有关，当时这里的人们不种庄稼，只做玉器，还挖了运河，把玉器做好了往外卖，拿玉器交换粮食。从仰韶时期到屈家岭时期，生产模式发生了变化，由家居式变为团体式，但不管怎么变化，依然是一个玉器加工制作销售的“现代化工业园区”。当然，这个结论还需要继续加以夯实。现在只挖了2000多平方米，还不明确哪里是作坊区，哪里是居住区。这个遗址从仰韶早期（距今约7000年前后）一直延续到石家河时期（距今约4300年前后），时间跨度非常长，就目前的发掘面积而言，不可能把每个时期都搞清楚，重点可放在仰韶晚期的房子和屈家岭文化的墓葬上。房子是前坊后居式的，数量很多，那么这就有了一个疑问：南阳盆地仰韶晚期的这些房子是不是都是作坊？墓葬挖得非常精彩，非常细致，连弓矢的痕迹都做出来了，这在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中十分罕见。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商代遗址

　　施劲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我们可从坑的年代、性质、遗物的含义这三个方面来理解三星堆遗址。初步判断，这些坑大体是同时代的，遗物也是同时代的。依据一，出土的青铜器、金器、玉器虽然种类非常多，但还是能看出来是大同小异，尤其是除了五号坑、六号坑之外的坑，不管是埋藏现象，还是出土遗物类别，都很相似。依据二，坑里的遗物是可以拼对的，尤其是二号坑、三号坑，以及七号坑、八号坑，说明这些遗物当初是分别埋在不同的坑里，相对年代是一致的。当然，这项工作还需要经过进一步整理修复，再来验证。关于一号坑的绝对年代，可从两个层面来判断，一是通过比较的方法，如经过对比，可知青铜器的年代大约相当于殷墟早中期。二是通过科技的手段，如碳十四测年。现在公布的数据是四号坑的，其中有6个数据比较集中，主要是距今3100—3000年，相当于殷墟晚期。这个年代数据跟我们过去对一号坑、二号坑的年代判定基本一致。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遗物，比较复杂，可大体归纳为三大类：象征性器物，即祭祀的对象；表现祭祀活动场景的器物；祭祀用器。这三大类遗物表达了两个主题。一是王权，像金杖、金面具等都是王权的象征。二是以太阳崇拜为主的祭祀信仰，如高大的青铜树，表现的是太阳升降规律，还有更为直观的太阳形器等。这说明，神权和王权在当时是并存的，最高统治者控制着生产贵重器物的资源和技术，并通过宗教祭祀活动，加强社会凝聚力，强化其统治。关于这些坑的性质，还不能确定挖坑掩埋的目的是什么，也没法确定挖坑掩埋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过祭祀行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坑用于掩埋祭祀用器。我主张称之为祭祀器物坑。

　　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

　　曹锦炎（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

　　江西地区的先秦时期历史，文献记载得不是很清楚，需要通过考古发现来了解和构建。国字山墓葬规模巨大，葬具规格高，从随葬形态来看，多种文化因素交织，是目前江西地区最大的先秦墓葬。它的发现，对探讨江西东周时期历史，特别是江西地域文明在华夏文明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在发掘过程中，聚落考古的方法和理念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墓葬出土的2600多件文物，虽然反映了多种文化面貌，但还是集中以越文化因素为主体。根据出土的两件带有铭文的铜戈及其他遗物推断，墓葬时代为战国中期，墓主人与越国王室有密切关系。筑卫城是东周时期越文化的区域政治中心，此次发现为筑卫城城址的最终定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字山墓葬的发现，为构建和完善本区域两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谱系提供了关键性材料，为从考古学角度探索“吴头楚尾”的文化变迁展示了全新视角。

　　湖北云梦县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

　　白云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郑家湖墓地有天然的资源优势，保存状况比较好，是饱水墓葬，在其他地方几乎见不到，但是好的资源最终还要转换成好的科研成果。郑家湖墓地在发掘过程中，始终重视文物保护，注重多学科合作，真正做到了边发掘边保护边整理边研究。如三维建模、水的分析、容器里残留物的分析，人骨DNA分析、各种病理研究等，应该说能用到的手段都用到了，能做到的都做到了，既全方位保护了文物，也展示了科技考古的价值，代表了我国现代田野考古多学科合作发展的水平。我认为，郑家湖墓地考古发现的重要意义，要放在一个大的时空框架、历史背景下去观察和思考。这批墓葬是战国晚期到西汉初年的中小墓葬，与秦统一六国，建立多民族统一国家这段历史有密切关系，为研究中华文明从多元一体到大一统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典型个案。云梦是当时秦国东进南下的战略要地。通过郑家湖墓地及原先周边的一些发现，我们可以看出秦人占领云梦后，是如何与楚人共处的，是如何进行社会治理的，以及秦文化、楚文化之间又是如何相互影响融合的。

　　甘肃武威市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

　　齐东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提到吐谷浑，很多人比较生疏，但它占地广阔，立国300年，时间漫长，对后世的影响较大，因此非常重要。可以说，它的兴衰牵动着中国古代版图格局的变化。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相关文献的梳理已较为清晰，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新材料了。吐谷浑王族墓葬特别重要。让人想不到的是，吐谷浑归顺唐朝的这一支汉化程度能这么快，要不是出了墓志，还以为就是一般唐墓，刷新了我们以前对吐谷浑余部同化的想象。具体来说，如出土了象牙笏板；墓主人穿着紫色袍子入葬，唐朝有明确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才能穿紫服，如果这是朝服的话，那就很重要了；还出土了成组的俑群，这完全是唐朝的制度；还有相当数量的丝织品。中国以往的考古发掘中，没有见到过保存这么好的文房四宝。古人的毛笔，有写字的，还有专门抄经的，制作材料不一样，如果出土的毛笔是抄经用的，那么吐谷浑信奉佛教吗？墓葬出土了六曲屏风、木质胡床、铁甲胄等实物，体现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以往所知的吐蕃人的东西有很多相似之处，有一些完全是汉人的制度，还带有中亚、西亚的文化元素，所以这个发现很重要，将改写吐谷浑的历史。如果接下来能找到城址或居住址，那么对吐谷浑历史研究将是一个巨大贡献。（杨阳/执笔）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3月30日总第23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