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考古工作者坚持在田野考古第一线踏实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考古新发现和新成果。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围的22项考古工作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在11项历史时期考古成果中，唐代以后的项目有6项，既有中原地区的新成果，也有边疆地区的新发现，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证。

　　东京开封府城是北宋时期的首都，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都城，是开放式街巷布局的典范。北宋东京城是典型的古今重叠型城市，同时又地处黄泛区，考古工作难度极大。因此，北宋东京开封府城内的任何一项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成果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州桥是北宋东京城的水陆交通枢纽，是位于东京城南向中轴线上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本次入选的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的考古发掘项目，揭示了东京城及大运河曾经的繁华和壮美。这是继外城顺天门遗址之后，考古学者第二次对北宋东京城遗址进行大规模的主动性考古工作，学术价值重要。一方面揭露出明代州桥为砖石混筑的单孔拱桥，桥面宽30米，南北跨度为25.4米，两侧展出雁翅。在此基础上，发掘者推测北宋州桥为柱梁平桥。这为探讨我国古代桥梁建筑技术等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另一方面清理了州桥东侧的宽约25-28米的大运河汴河段的河道，并发现河道南北两岸均有巨幅的祥瑞石雕壁画，长约23.2、高约3.3米。这为研究北宋雕刻美术史等提供了重要新资料。需要指出的是，北宋州桥的营造基础是否还有残存，确实需要精耕细作地考古发掘去探寻，这毕竟是最为重要的学术目标。

　　本次入选的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考古成果确实让我们眼前一亮。若从东晋太宁元年置永嘉郡（公元323年）算起，今年恰是温州建城1700年。温州是5个宋代市舶务之一，是7个元朝市舶司之一，无疑是宋元时期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考古学者在几处基建工地揭露了古城瓮城、水陆城门、水门桥、城外道路、作坊、水井、河驳岸、江堤、码头、木质栈道、多组干栏式建筑和沉船等遗迹，以及成吨的各类瓷器等遗物。这些考古遗存保存好，古港遗址设施较为完备，构成温州古港城市、港口、航道三位一体的完整体系，确实是一处十分重要的考古新发现。从城市考古视角看，再现了温州古城北城门外“北埠”港口码头局部的历史场景。虽然是冰山一角，但也算是宋元时期城市考古的重要发现。从海上丝绸之路考古视角看，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码头、埠头、干栏式建筑、沉船等保存状况之好，码头要素之多，是迄今国内独一无二的考古发现。这些新成果无疑是海丝考古的重大发现，为海丝申遗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学术支撑。从文化遗产保护视角看，温州朔门古港遗址是温州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遗产，将城市建设经济发展让位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成功案例。我们注意到，朔门古港遗址从北宋到明清，甚至民国时期，时间跨度很大。其中宋元时期是温州古港的最重要阶段。但是目前发掘者似乎还没有明确宋元时期温州古港的遗迹构成，缺少对发掘区域唐宋元明清不同时期的总平面布局的辨析和确认。这或许是未来考古工作的重要之一。

　　汉人世侯是蒙古国和元代初期较为特殊且十分重要的政治军事力量。张荣是蒙古国时期为数不多的汉军万户，是地位显赫的汉人世侯，被追封为济南王。本次入围的山东济南张荣家族墓地是国内迄今发现的级别最高、陵园结构较清楚、文字资料最丰富的蒙元时期贵族墓地。墓地已发现32座墓葬，分砖筑或石筑类屋式墓（14座）和土洞墓（18座）两类。根据出土器物、张荣神道碑和子孙谱碑等和文献资料推定，墓地约从蒙古国晚期持续到元代晚期。张荣墓（M83）的规模之大、结构之复杂、壁画之丰富在已知蒙元墓中首屈一指。其前后双门楼、八墓室结构，以及其后门楼和M79门楼设置墨书“堂号”斗形匾等都是重要的新资料。墓地共出土青花瓷器、铜镜、镇墓石、陶俑等随葬品500余件（组）；地表有石碑、龙纹碑首、赑屃碑座、石翁仲、石羊等石刻，是研究蒙元时期丧葬制度的重要新资料。

　　西藏、新疆和宁夏三个自治区入围的三项考古新发现，为研究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新实证。

　　温江多遗址位于西藏拉萨市曲水县，海拔3600米。温江多是吐蕃时期重要的政治与佛教中心之一。遗存集中分布在吾香拉康围墙内，东西约240米，南北约280米。整体布局为四塔一殿，与桑耶寺相近，即在吾香拉康的四角，建四座大型佛塔以及大塔之间的小塔基，西部中段有石龟趺碑座，中部和北部还有石块遗迹等。在中部吾香拉康南、北、西侧，发现有不同层位的土石建筑基础及祭祀坑。该区域应为原温江多宫及“温江多誓愿祖拉康”的核心建筑。四角大塔的始建年代应不早于公元8世纪后期。西南塔东侧装藏坑内出土大量11至12世纪的塔形擦擦。西部的花岗岩龟趺碑座长2.38米，是目前所见吐蕃龟趺座中体量最大的一件。遗址出土带釉瓦当、板瓦、琉璃砖等遗物带有明显的唐文化特征；而佛塔、建筑基址周边配置祭祀性的遗物坑等则反映了吐蕃本土文化的特点。这是首次对吐蕃时期高等级的离宫和佛寺建筑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发掘，为研究公元7至9世纪吐蕃与中原唐王朝及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材料，是“丝绸之路”南亚廊道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重要实证。女考古学者常年坚持在西藏从事考古发掘工作是值得敬佩的，期待对佛教遗址布局和沿革的认识能在精细化发掘中更好地体现。

　　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新疆奇台县县城东北，是丝绸之路新北道东端一处重要的军政建置和交通枢纽。根据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记载，考古学者推定唐朝墩古城是唐朝北庭都护府下辖的蒲类县县治，始建于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历经高昌回鹘和西辽时期，于元末废弃。城址平面呈不规则方形，东西宽约341米，南北长约465米，西、南、北三面城墙呈直线修筑，东墙沿水磨河岸台地自然地势修筑。在城址东墙中部发现一处斜坡单门道结构的城门址。发掘者指出城内存在南北向中轴线，佛寺、景教寺院等主要建筑均位于轴线之上。而我们注意到佛寺和景教寺院都是坐西朝东的布局，而且目前发现的东门址大体居中。唐朝墩古城规划是否一度以东向为尊，是值得以后的考古工作给予关注的。此城内的佛寺和景教寺院南北并列，而且还有具有罗马风格的公共浴场，体现了唐朝墩古城在高昌回鹘时期独特的规划理念和城市风貌，是历史时期考古重要的新发现。唐朝墩古城的考古发现，确实印证了自唐代至元代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文化兼容的历史事实，见证了唐朝政府对于西域的有效管辖，诠释了新疆地区多民族大一统格局形成和发展的历程。

　　西夏的制瓷业发展一直为陶瓷学界所关注。以往多以灵武窑剔花褐釉或黑釉瓷器作为西夏瓷业的典型代表。而苏峪口窑址精细白瓷的发现改变了学者的认知，是陶瓷考古十分重要的考古新发现。苏峪口瓷窑址位于宁夏银川市贺兰山苏峪口内约10公里处的中缸窑子。考古学者目前揭露了包括两座马蹄形窑炉在内的结构完整的古代制瓷作坊；出土大量精细白瓷产品和各类窑具，多件匣钵上戳“官”字款，推定为西夏宫廷用瓷的烧造地，或为“官窑”。发掘者认为以该窑址为代表的诸窑场，在承袭北方传统窑业技术菁华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南方景德镇湖田窑等窑先进的窑业技术和审美趣向，从而创造别具一格的窑业类型——贺兰窑。在窑场周围发现开采瓷土、煤、石英、石灰等制瓷原料与燃料的矿坑遗迹。尤其是瓷土矿、石英矿与煤矿等资源在窑址区同时发现，在我国陶瓷考古上尚属首次。苏峪口瓷窑址填补了我国西北地区烧造精细白瓷的空白。其复杂的窑业面貌反映了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折射出两宋时期南北方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场景。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不仅要有考古新发现、新成果、新认知，而且更应体现在考古发掘水平的高质量上。固然获奖或入围的22项考古新发现和新成果都十分惹人注目，精彩纷呈，但是一些项目在考古发掘精细化和考古资料科学提取方面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期望科学、翔实、精细化的考古发掘成果可以让我们的考古新发现更精彩。（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文章来源：“文博中国”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