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遗址概况

图一 各期遗存分布图

　　四台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石井乡四台蒙古营村南，地属蒙古高原南部边缘地带，是近年冀西北地区发现的一处面积最大、保存完整、具有重要价值的包含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遗存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目前探明面积约15万平方米，分为四区。

　　二、重要发现

　　该遗址于2004年发现，2015-2018年进行抢救性发掘，取得重要收获。2020年起，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尚义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单位联合开展新一轮的发掘和研究。发掘房址40余座，出土了陶、石、骨、贝类遗物800余件。依据地层、测年、遗存特征将其划分为距今10400-10000、9200-9000、7600-7400、7300-7100、6800-6400年五组，即五期。这五组遗存尤其以第一、二组最为重要。

图二 F1

图三 F2

图四 F10

　　第一组遗存，距今10400-10000年。发现6座聚集而居的半地穴式房址，面积7—10平方米，平面近方形或长方形，穴壁极不规则，西北部深，东南部浅。地面四周高、中间凹。灶多为偏向房址一侧的地面灰烬堆积。柱洞大多围绕穴壁分布。未发现门道。房址内出土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陶、骨、角器以及动物骨骼等。打制石器有刮削器、石球等；细石器多为锥形石核、石叶，偶见楔形石核，工艺成熟，原料多为燧石、玛瑙等；磨制石器主要为研磨器，包括磨盘、磨棒（杵）等。陶器多为残片，火候低、多夹砂或石英，陶色灰黑或灰褐，纹饰有戳印的圆圈纹、折线纹、网格纹。其中2022F8内出土筒形罐陶片为两段式纹饰，上部饰六圈半圆弧状戳印纹，下部刻划菱形网格纹。

图五 出土打制石器

图六 出土刮削器

图七 出土矛形器

图八 出土楔形石核

图九 出土预制舌形石核坯料

图一0 剥片中的锥形石核

图一一 出土石核及坯料

　　第二组遗存，距今9200-9000年。发现4座半地穴式房址，面积8—12平方米，平面近方形或长方形，穴壁不规则，西北部深，东南部浅。地面四周高、中间凹。灶多为浅坑灶，位于房址中部。柱洞围绕穴壁分布。未发现门道。房址内出土陶、石、骨、角器以及动物骨骼等。陶器主要为板状器，个别饰有浅划线纹。石器主要为研磨器。另有较多的骨针、骨锥、骨簪等。

图一二 出土石片及刮削器

图一三 出土细石叶

　　美国贝塔（BETA）实验室对房址中出土的木炭、动物骨骼进行了碳十四年代测定，获得15个万年左右的测年结果。动物骨骼初步鉴定有蚌、鱼、雉、鸟、马鹿、野牛、野猪等。浮选的植物目前主要发现蒿属和藜、禾本、菊科等。花粉组合指示这一时期是森林—草原植被景观，气候温凉偏干，食草动物在周围活动频繁。

　　三、初步认识

　　第一、二组遗存，无论从房址结构，还是出土陶器、石器特征方面，都体现出了连续发展的过程，是北方地区发现最早的定居村落。陶器的烧制，石器的压剥打制技术都非常成熟；地层关系清晰、测年数据连续，展现了人类从旧石器时代的流动性方式到群体栖居方式的发展转变；房址中发现的舌形毛坯石料、楔形石核、锥状石核、细石叶，完整地展现了一个由楔形石核到锥状石核的发展过程。两种石器技术体系，为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实现旧-新石器时代无缝连接。陶器压印的纹饰如“之”字纹、网格纹、窝点纹等，与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太行山东麓易水流域的北福地遗址出土遗存有相似的文化因素，可能是“之”字纹等纹饰的源头之一，为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过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图一四 出土饼形石器

图一五 出土石磨盘与磨棒（杵）

图一六 出土舌形石器

图一七 出土戳印纹陶片

图一八 出土戳印纹陶片

图一九 出土戳印纹陶片

图二0 出土戳印纹陶片

图二一 出土筒形陶罐

　　四、遗址价值

　　四台遗址第一、二组文化遗存，文化发展具有连续性，体现出了稳定的定居方式。反映出的区域特征，突破以往对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将燕山南北和西辽河流域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大的文化区——燕辽文化区，或称之为北方文化区。不仅填补了燕辽文化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研究空白，而且为研究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农业起源、文化谱系、人类群体从流动性向定居形态转变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是我国北方地区万年文化史的实证，对于探索中华文明根系等重大课题具有重要价值。

　　四台遗址是北方地区新石器早中期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环节。从出土的诸多石器上，考古学家发现了文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为中国北方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提供了典型和直接的证据，实现旧-新石器时代无缝连接。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