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白云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曹兵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徐昭峰，辽宁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主持人：

　　中国社会科学网 齐泽垚

　　中国社会科学网：2月22日，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京发布，湖北十堰市学堂梁子（陨县人）旧石器时代遗址等6个项目成功入选。首先请您为我们简要分析一下入选的中国考古新发现项目有哪些特点？或者说有哪些值得特别关注的看点？

　　白云翔：这次发布的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的六个入选项目（以下简称“六大发现”），是在全国各地申报的40多个项目中，经过评审专家反复讨论后最终评选出来的，无疑是2022年度我国考古新发现的代表和“缩影”。实际上，六个入围项目乃至其他一些项目也都是重要的考古新发现。仅就“六大发现”而言，在年代上从百万年前的湖北十堰市学堂梁子“郧县人”头骨化石及其遗址，到近千年前的宁夏贺兰县苏峪口西夏瓷窑址，包含了百万年来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遗存；从内涵上说，既有学堂梁子遗址的远古人类的头骨化石及其文化遗存，又有河北尚义县四台遗址的一万年前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早期定居村落遗存、甘肃庆阳市南佐遗址五千年前仰韶文化晚期的“都邑性”大型高等级中心聚落、安阳市殷墟商代王陵区及其附近区域的新发现、昆明市河泊所遗址先秦秦汉时期的重要发现，还有以苏峪口西夏瓷窑址为代表的一个全新的古代制瓷业窑业类型“贺兰窑”的发现，内容极为丰富，可以说精彩纷呈。尽管它们的年代、性质和类型不同，但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新发现，在学术上都具有突破性意义。譬如昆明河泊所遗址，近十年来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重点区域的发掘，尤其是近两年有关封泥、简牍、建筑遗迹和道路等的发现：一是初步构建起了环滇池地区自公元前1100年前后至公元纪年前后的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不仅将当地青铜文明的出现年代上推到3000多年前，找到了战国秦汉时期滇文化的源头，更重要的是为当地一千多年间社会历史和文化变迁的考古学阐释提供了基本的时间框架；二是初步确认了先秦秦汉时期古滇国的“都邑性”中心聚落之所在，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古滇国及滇文化的内涵及其认识；三是初步确认了河泊所遗址上蒜一小一带是汉武帝时期汉置益州郡的郡治所在，为研究当地汉代的郡县治理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四是进一步证明了史书所载汉置益州郡前后滇王国的存在，揭示出汉置益州郡之后的一个时期滇王“复长其民”、滇王统治和郡县治理同时并存的历史图景；五是从考古学上进一步阐明了环滇池地区从多元走向一体、逐步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由此可以看到：西汉时期在边远地区或者说少数族聚居区设置郡县并进行有效的郡县制治理，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在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由此也还可以得到这样的历史启示：边疆地区设置郡县并进行有效的郡县制治理，是我国两千多年来国家治理尤其是边疆治理的一条重要途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逐步形成、不断巩固和发展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遗址位置及地貌

　　韩建业：入选的6个项目都意义重大，各有特色。湖北十堰市学堂梁子（郧县人）遗址最大的特色就是较完整且基本没有变形的“郧县人”3号头骨化石的发现，是同时期世界上保存最为完好的直立人头骨化石之一，而且人类化石、石器和动物化石有较好的共存关系，对于研究百万年以来人类演化史有重要意义。河北张家口市尚义四台遗址发现了多座中国最早的半地穴式房址，表明万年前中国北方地区已经有了真正的村落，开始了向定居生活的演进，而定居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起源的前提；房址内出土的筒形罐陶片和贝加尔地区存在联系，体现出张家口地区在远距离文化交流中的特殊地位。甘肃庆阳市西峰南佐遗址面积在600万平方米以上，是商代以前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聚落遗址，九座夯土祭台围成的核心区有30万平方米，中央“宫城”区上万平方米，还有700多平方米的当时中国最大的宫殿，其中轴对称格局开后世中国古典宫殿建筑之先河，出土大量水稻和大量制作水准很高的白陶、黑陶，证明距今5000年前后黄土高原地区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或文明社会阶段，因此被认为是“继良渚之后又一个改变中国史前史的重要发现”。河南安阳市殷墟商王陵最重要的新发现，就是在王陵区勘探出两个东西并列的隍壕或兆沟，这让王陵和祭祀坑等一下子变得很有秩序感，双兆沟又让人联想到商人可能存在的王室双系执政现象，对研究商代墓葬制度的意义不可小觑。云南省昆明市晋宁河泊所遗址发现的800多枚官印、私印的封泥及千余枚带字简牍残片，表明这里是西汉益州郡郡治所在，对研究汉朝的边疆治理和汉文化圈的形成等重大问题提供了珍贵资料。宁夏贺兰县苏峪口西夏瓷窑遗址的精细白瓷，是充分学习宋人制瓷技术和文化的产物，表面上看是政治分立背景下的文化交融，实质上则是史前时期早就形成的“中国文化圈”持续稳定发展的体现。

“郧县人”3号头骨出土照

“郧县人”3号头骨

　　曹兵武：2022年的六大考古新发现令人印象深刻。尽管从上千项考古发现中仅仅选出了六项，但无论是发现的内涵及其涵盖的时间、地点，都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早期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的认识，再一次清晰地实证了中国这块土地上早期人类及其文化筚路蓝缕、开拓创新、交流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华夏文明的历史进程。

　　湖北郧县学堂梁子的“郧县人”3号头骨距今约100万年，时代这么早，又保存得这么完好，非常罕见。头骨在以智力提升为特点的人类进化方面所能提供的信息非常重要，据称这一头骨化石是同时期欧亚内陆保存最为完好的一例，殊为难得。而同一地点先后出土多具人类头骨化石，石器制品和其他化石资料也相当丰富，表明这个地点在研究早期人类尤其是直立人进化过程的高度重要性。

　　河北尚义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10400年至6400年左右，距离有“东方奥杜威”之称的早期人类进化摇篮泥河湾旧石器时代和新旧石器过渡阶段的遗址群不远，距离北京东胡林、河北的北福地和辽西的兴隆洼等早期新石器时代重要遗址也不算远，这个年代跨度，这个区位，链接了北方过渡时期的关键性环节。其中距今10400—9000年堪称华北最早村落的发现，内涵丰富，陶器等器物在类型上有独特之处，可能还有粟和黍类遗存，对中国乃至东亚走向农耕定居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格局的来龙去脉提出很多新的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可能是探索新旧石器过渡的中国北方模式与旱作农业起源的关键性发现之一。

　　甘肃庆阳南佐遗址距今5000年左右的大遗址、大宫城、大宫殿等发现可以说是真正的横空出世。仰韶文化是华夏族群与语言、文化传统的奠基者，而仰韶文化系统从前半段的平等走向后半段的分化，从自中原向黄土高原拓展到分化解体后部分回归中原，与周边文化共同逐鹿中原，进而突破血缘部落的樊篱，以交叠融合方式从邦联共主式走向王朝式的中国早期国家文明。西北一翼的发展水平与作用长期被低估，南佐—齐家—石峁—陶寺文化等一系列考古新发现，黄河中上游地区与欧亚大陆的互动，东西南北各种文化及其因素汇聚中原，使得二里头文化作为华夏核心与正统崛起的纵向轴线愈加清晰，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体结构愈加突出，让我们更好更深入地理解了为什么黄河尤其是中原地区能够成为比肩于两河、尼罗河和印度河等几大古文明摇篮的重要的文明发祥地，以及文明形成的中国模式及其深远影响。

　　其他几项发现也各有亮点。云南昆明河泊所作为著名的石寨山青铜文化的核心居址，这次发现中出土大量官印封泥、私印封泥、简牍文档等重要文物，说明遗址可能也是汉代的益州郡治，滇池周边地区不仅在青铜时代已经较早较多与中国各地发生文化上的交流融合，政治上至少在汉代也已经纳入大一统的中原王朝治理体系，生动地揭示出该地区从多元走向一体、逐步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过程。宁夏贺兰苏峪口西夏瓷窑确认了一个新的窑业类型——贺兰窑，这不仅是西夏的官窑，与远至浙江等同时期中国其他窑厂也存在联系和交流，极大地扩展并丰富了中国特色瓷器文化的内涵。考古工作已经持续近一个世纪的河南安阳殷墟在王陵及其周边继续不断有重大发现，不仅深化了我们对殷墟和殷商文明、华夏文明的认识，也展现了中国考古学持续开展的巨大潜力，任重道远。

学堂梁子遗址发掘位置

　　徐昭峰：2月22日，“2022年度中国考古新发现”揭晓。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郧县人）旧石器时代遗址等6个考古项目入选。之所以这6个项目成功入选，都有其鲜明的特点和值得关注的看点。“郧县人”3号头骨，是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为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郧县人”距今100万年左右，它的发现，正如专家所言，填补了东亚直立人在元谋人、蓝田人和北京猿人之间的长时段演化空白。河北尚义县四台遗址是近年冀西北地区发现的一处面积最大、保存完整、具有重要价值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初步判断为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考古的重要突破。它不仅填补了燕辽考古文化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研究空白，为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提供了直接证据，为解决旧—新石器时期过渡、农业起源、文化谱系、人类群体从流动性向定居形态转变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甘肃庆阳市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年代最早、布局严整的“宫城”，以及5000年前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大型宫殿建筑。这对研究仰韶文化晚期的陇东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地位，探索早期国家起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区及周边遗存，新发现2个围沟、400余座祭祀坑，基本明确了商王陵区的东界。这些发现改变了对商王陵陵园格局的认识，将极大推动对商代陵墓制度的研究。同时，也为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云南昆明市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是一处周代至秦汉时期的大型遗址。最大的突破在于出土了封泥837枚和有字简牍1300多枚。大量行政、司法简牍与官印封泥是汉代中央政府在云南行使治权的体现，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宁夏贺兰县苏峪口西夏瓷窑址，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夏瓷窑址，揭示了一个全新的窑业类型——贺兰窑，首次在浙江上林湖以外地区发现大规模用釉封匣钵口的装烧技术，首次在西北地区发现在瓷胎、瓷釉和匣钵中大量使用石英的制瓷技术，填补了西北地区精细白瓷烧造的空白，复杂的窑业面貌也反映了两宋与西夏经济、文化交往交流的历史。

2022年王陵区考古第一地点发掘出土文物（打破西围沟G2南段的墓葬和灰坑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考古新发现的评选，对于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有何独特的启示和价值？

　　白云翔：在我看来，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任务和战略目标，是一个长期的不断推进的历史过程，需要在“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探索、不断推进。这当然首先需要考古学界的不懈努力，但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对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及其建设，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去理解和认识，更需要从各个方面加以探索和推进，如指导思想、基本理论、学科理论、学科布局、手段与方法、田野考古、综合研究、人才培养、成果宣传、展示和利用等等，而我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三大体系”建设，无疑是重要的抓手。上述各个方面的探索和推进，既需要理论性探索，更需要在实践中推进，还需要广泛而有效的交流，而交流就离不开平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世纪初的2002年创办了全国年度“考古新发现报告会”，2005年正式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年度考古新发现”，直至今日。从创办之初，这个论坛就有一个明确的定位：新世纪中国考古学术讲坛，中国最新考古信息的交流平台、重大考古发现的展示舞台和考古新进展的学术讲台，旨在促进学术交流，推动新世纪中国考古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基本做法是：每年年底从当年全国数以百计的考古发掘项目中，评选出六项发掘规范科学、理念和方法先进、取得突破性进展或重大收获的考古项目——因此考古学界简称“六大发现”或戏称为“学院派六大”，次年初进行集中发布和学术报告。20多年来，虽然具体做法有所调整并不断完善，但基本的定位和宗旨始终没有变；更令人欣喜的是，这个论坛尽管历经风雨，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和全国考古界的共同努力下，不仅坚持了下来，而且越办越好，在国内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通过这个平台，一是极大地促进了最新的或先进的考古学理论、方法、理念、工作模式等的交流、推广和应用，对考古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是极大地促进了最新考古成果的展示和传播，成为考古成果乃至中华古代文明宣传和更好地走向社会的一条重要的途径；三是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阐释、展示、利用和活化产生了积极的助推作用。另外，先后编辑出版的《新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2001—2010）》和《新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2011—2020）》两部书，集中收录了2001—2020年的“六大发现”，集中展示了新世纪以来我国考古学的新成就和新进展。

　　韩建业：我认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既有鲜明的历史学特征，也有明确的现实观照特征。中国考古新发现的评选，遴选出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发现，提炼出这些发现在揭示“多支一体”的中华文明史、展现中华文明的世界性贡献方面的重要意义，对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有促进作用。评选活动拉近了考古学和公众的距离，普及了考古学知识，增强了国民的文化自信，这也是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应有之义。

　　曹兵武：近年来社会各界包括国际同行高度关注考古学的进展尤其是中华文明探源的丰硕成果，值得一提的是，评选活动本身也是传播普及考古发现与考古知识的公共考古很好的形式。中国考古学应该结合中华文明连绵不断、时空广阔、文献记载丰富的先天优势，不断引入新技术新方法，探索新理论，提升发掘与研究水平，加强国际交流与对话，提升中国考古在世界考古中的话语权。同时，应该在做好发掘、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传播普及的力度，加大对已发现文物遗迹和遗址的保护，以及考古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助力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融入文化经济与社会发展，并以中国文明研究成果助推对人类历史文明的系统深入认识，助力当今文明的交流互鉴，公民文明素质的提升，以及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遗址位置与遗址周围地形地势

　　徐昭峰：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9月28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本次考古新发现，首先充分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脉络。距今100万年左右的“郧县人”，不仅具有填补旧石器时代早期长时段演化空白学术的意义，而且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河北尚义县四台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为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提供了直接证据，也是我国北方地区万年文化史的实证。甘肃庆阳市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5000年前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大型宫殿建筑，又一次实证了我国5000年的文明史。其次，本次考古新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脉络。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区及周边遗存，新发现2个围沟、400余座祭祀坑，不仅对于深化我国的陵寝制度起源和发展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会进一步推动商文化、商史的研究。云南昆明市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则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再次，本次考古新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宁夏贺兰县苏峪口西夏瓷窑址，揭示了一个全新的窑业类型——贺兰窑，我国的瓷器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展示了我国在悠久历史进程中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突出贡献，此次贺兰窑的发现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F2出土陶礼器

　　中国社会科学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民族复兴立根铸魂”是当代中国考古学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在您看来，中国考古学界在未来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应该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白云翔：“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民族复兴立根铸魂”是我国当代考古学的重要历史使命。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都植根于历史悠久、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真正肩负起这样的历史使命，一方面需要深刻认识和完整理解这个使命的内涵，另一方面则需要积极地探索、认真地实践。按照我的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基础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研究、深入挖掘和全面阐释，而在这些方面，考古学责无旁贷，并且大有可为。考古学是在探古求原，无论是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还是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现、研究、挖掘和阐释，并且都是实证性的，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比拟的独特优势。在这样的历史使命面前，就考古学来说，一方面是坚持以田野考古为基础，进一步推进多学科交叉融合，进一步强化综合研究，不断取得更多更新的研究成果，这是基础，是根本；另一方面是紧紧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主题，用考古学的材料、考古学的方法、考古学的思维和考古学的语言，对其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实证性阐释。这两个方面同时发力，考古学必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撑，为民族复兴立根铸魂贡献力量，在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河泊所H18出土漆器残片

　　韩建业：两千多年前司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仍可作为当下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的主要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就植根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当中，利用考古学揭示出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历程和世界性贡献，认清楚中华文明的“一元多支一体”格局和“天下文明”模式，看清楚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提炼出敬天法祖、诚信仁爱、和合大同等中华文明的优秀特质，使其成为构筑当代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重要源泉，这是中国考古学当下的重要使命。

　　徐昭峰：2022年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民族复兴立根铸魂。”民族复兴，首要文化复兴，正所谓“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文化复兴则必须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充分说明，我国在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各个时代的古代文明发展成就上都走在世界前列”。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影响世界至深。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长期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重大成就展示了中华民族开拓创新、与时俱进、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

　　就当代中国考古学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而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前提是增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实现路径则是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影响力明显提升。考古学界在未来的学术研究工作中，首先应该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古代历史还有许多未知领域，考古工作任重道远。”应深化研究工作，在考古学阐释的深度和广度上下功夫，写好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深刻揭示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和重要贡献，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应加强考古研究成果的传播。考古人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要引进来，走出去，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精神。加强公众考古学的建设，用“公众考古”架起考古和公众的桥梁，让公众了解百年考古重大发现、了解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汇聚成为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