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前，最初的“中国”
史前的红山文化与凌家滩遗址文化有过远距离的上层交流

　　制图：蔡华伟

 

　　在距今五千年之前，是否真的有一个可以称作“中国”的自在的实体？是否初步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可以以“中国”命名的文明？在五千年前，是否有一个最初的“中国梦”？10月28日，在“第二届公共考古仰韶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李新伟表示，经过这么多年的考古探索与研究，已经可以讲述一个五千年前就已经存在的“中国梦”。

 

　　回望5300年前的中国史前文明，你会发现星空是如此绚烂，各种古文化交相辉映，各个地区几乎同步上演着飞跃式的发展。黄河下游，考古学家在山东泰安大汶口一座墓地发现的随葬品共计104件，包括陶器58件及石器、骨器、象牙器、獐牙、猪头骨和牛头骨等。在长江下游，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现了祭坛、积石圈和大型墓葬，2007年发掘的一座大墓的出土随葬品达330件，包括长72厘米、重达88公斤的玉猪在内的200件玉器。在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发展达到顶峰，出现了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群，在方圆5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集中分布着祭坛、冢墓和“女神庙”，大型墓葬随葬大量玉器。在“中原地区”，河南灵宝铸鼎原周围的系统聚落调查显示，庙底沟时期的聚落数量和面积急剧增加，并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分化，最大的北阳平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而小型遗址面积只有几万平方米。

 

　　这是一次超远距离的对话。考古发现，辽宁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群和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虽然远隔1000余公里，但它的玉器从形态到制作理念有惊人的相似，无论是玉龙、双联璧、箍形器还是玉人，都似曾相识，而以龟、猪和鸟的写实或抽象的造型为基本内涵的玉器大量存在，表达出近似的原始宇宙观。牛河梁的一座中心大墓中随葬着凌家滩风格的玉人，而凌家滩最大的墓葬中随葬着红山文化的典型玉器箍形器。

 

　　相距如此遥远的两地，为何有这么多的相似之处呢？

 

　　李新伟认为，这两个文化的社会上层曾发生过远距离的交流。

 

　　建立社会上层交流网是世界各地前国家复杂社会流行的“统治策略”。考古资料确凿证明，在中国的史前社会，社会上层的直接互访应该是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凌家滩大墓和牛河梁大墓的墓主很可能跋涉千里，进行过互访。以他们为代表的各地区新涌现出的社会上层，有一种前无古人的踌躇满志，为获得不同的知识和物品，不惧险阻，千里远行。

 

　　各自发展的不同文化之间，必然发生过更多如红山文化和凌家滩文化之间长距离交流的现象。大口缸是另一种上层交流的重要物证。这种特殊的“大器”在豫西、山东和长江下游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大型墓葬中均有出土，各地出土的器物应是当地制作，但形态相似，摆放位置相似，反映了通过交流形成的、相似的社会上层墓葬礼仪。而庙底沟风格彩陶纹样在各种文化类型中的出现则是此次文化交流风潮最亮丽的标志。“通过考古资料辨识的只是当时交流内容的一小部分，实际发生的交流要远为广泛和深入。”李新伟说。

 

　　正是在这一次次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不同文化的古代先民突破了地理限制，开始逐渐形成共同的宇宙概念、与天地沟通的方式及包括墓葬礼仪在内的礼仪制度。逐渐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基因，不同的文化逐步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也就是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所说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公元前5000年左右，新的文化出现，旧的文化不断扩张，到了约公元前4000年，仿佛按下了一个按钮，开启了一个持续了1000多年的多民族统一的程序，一个独具特色的、可以以“中国”命名的文明逐渐清晰。

 

　　“那时虽然还没有一个强大的英雄出现，将这些相似的文化进行整合，但在不同的区域内应该形成了一个拥有诸多共识的中国，初步有了将中国的不同核心地区构想为统一体的梦想。”李新伟说。

 

　　经过随后的陶寺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时期，以及夏商周三代后，这个五千年前构筑的“中国梦”，在秦汉进入到以行动来推动统一体实现的阶段，并最终形成了“现实的中国”。

　　（全文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10月30日1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