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下午，会议进入为期一天半的分组讨论环节，中国公共考古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出席公共考古研讨小组并先后致辞。

　　王仁湘研究员指出公共考古不仅有长足的进步而且收获了众多的成果，它的潜力十分巨大。其中可以称为典范的就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他们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公共考古工作，体现了一种考古人的使命感。他表示我们应在做专业研究的基础上同时兼顾公共考古。为此，不仅出现了负责公共考古的专门机构，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公共考古活动、讨论公共考古的发展。同时，新媒体与考古相结合成为一种趋势，他认为正是新闻界的朋友为我们进行了有力的宣传，我们的公共考古才能办的越来越好，所以我们要感谢新闻界的媒体朋友们，并与他们进一步加强合作，弄出更大的声响来。

　　高大伦院长表示公共考古是非常有前景的。他建议公共考古指导委员会进行全国宣传，组织多单位、机构的科普性讲座，同时要把公共考古和自己的专业、自己单位的专业相结合，考虑博物馆和考古所不同，树立自己的品牌和特色。他表示公共考古耗费了大家大量的心血，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会为公共考古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也希望自己以后能为专业委员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随后，公共考古组的14位代表围绕中国公共考古的回顾与思考、考古院所及博物馆的公共考古实践、考古相关文化创意产品与理念、公共考古与考古学研究、考古学的展示、公共考古与新媒体结合等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公共考古的回顾与思考

　　“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回顾了公共考古的发展历程。他指出通过中国公共考古论坛、中国考古学大会等学术会议，中学生考古暑期课堂等多样的考古实践活动和考古纪录片等新媒体宣传平台公共考古不断扩大考古学的社会影响力，使广大社会公众能够及时了解最新考古发掘成果，普及考古知识，提高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传承中华优秀历史文化。同时他以兴隆洼文化与敖汉小米产业和宣汉罗家坝遗址与巴文化为例，向我们展示了考古成果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可行性。他认为未来的考古工作，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学术性，加强多学科合作，深化调查、发掘与研究，另一方面，要探索和深化公共考古，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这两者既是未来考古学的增长点，也是其存身之本。

　　公共考古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巩文简要介绍了公共考古活动的现状、公共考古活动展开形式以及公共考古的相关方。她表示公共考古应当传播正确的价值观，与此同时，要把科学知识、科学方法，以及融化于其中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用非专业人士能够接受的通俗易懂的表达，通过多种方法、多种途径传播到社会的各方面，使之成为能够为公众所理解的科学知识；建立完善的公共考古学理论，实现从最初的考古工作到知识转化，最终达到惠及民众的目的。

　　博物馆、考古所的公共考古征程——考古院所及博物馆的公共考古实践

　　南京博物院副研究馆员张雪菲向我们分享了南京博物院近五年的公众考古活动。南京博物院从2014年以来，已成功举办了中学生考古夏令营、历史教师考古研究社、考古研学坊、大运河专线考察、中学生文保长训营等公共考古活动；同时运用报纸、电视、手机直播等多媒体手段针对江苏省内考古发掘工作进行一系列的直播报导，与公众进行互动。现在，公众考古已成为南京博物院的常态化项目，南京博物院结合自身的优势，不断探索与公众的交流方式，更以“保护文化遗产，服务社会公众”为理念，让考古大众化，同时也让文化遗产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公众。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曹龙表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依托自身资源及研究成果优势，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目前已形成“知识讲座+文物陈列观摩+田野考古现场教学”的系列公共考古活动模式，并与部分中学合作共建“公众考古进校园示范点”。他指出当前考古研究机构受到工作特点的相对限制，虽然在公众普及方面有着天然的资源优势，但在实施方面却有着明显的不足；基础教育在学生素质、传统文化、课外实践等方面对考古知识需求极大，却少有既定的经验和模式；通常所开展的一些观摩体验活动，往往流于形式或者是全部学生全面覆盖，无法保证体验效果，也无法突出学生自身的兴趣所在和知识需求。为此应在考古研究机构的公众考古普及和基础教育中的考古历史传统文化教育等方面不断探索行之有效的方法。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解峰主任代安文荣所长介绍了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近五年来主要考古收获及公共考古活动。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直坚持以夫余、高句丽、渤海考古为核心，以辽金考古为重点的考古研究方略进行发掘与研究。长白山神庙遗址的发掘，是中原地区以外首次通过考古发掘揭露的国家山祭遗存；磨盘村山城的发掘，填补了我国东夏考古空白，为探寻渤海国早期都城“旧国”提供了全新线索；辽春捺钵遗址群的发掘，从考古学角度阐释了辽、金两代“捺钵”制度的文化内涵。与此同时，所内一直坚持加强公众考古与宣传，多次举办大型展览活动，不仅加深了公众对考古学的认识及理解，对营造全社会文物保护氛围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赵晓刚简要介绍了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举办的“走进新民 重塑历史”的公众考古活动，活动以手工制陶为核心，并配合有考古发掘现场观摩，考古勘探和发掘过程体验等。多家新闻媒体对活动进行了报道，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他提出，如何能在开展公众考古活动时加强管理工作，如何发挥单位整体优势，尽量减少对考古发掘人员工作的影响？是否每个考古发掘现场都适合开展公众考古活动？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入探究的问题。他认为公众考古活动开展的方式要突出发掘对象的时代特征，更需要考虑其实际可操作性。公众考古活动的开展需要单位全体人员的参与。

　　创意文化新生活——公共考古的文创探索

　　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编审吴长青分享了他对于文创这一行业的见解和思考。文化创意产品，是近几年刚刚兴起，也逐渐为人们接受的一种产品模式。大英博物馆，中国的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苏州博物馆等单位文创产品的开发和运作已经相当成熟，四川考古研究院已经在这些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与博物馆相比，以考古单位为主导结合相关发现将考古成果进行转化，从而在公共考古活动中及时地推出相关的文创产品，在实际操作中会遇到诸多限制。为此，应该以重要发掘项目为契机，提前规划，将发掘展示、论坛讲座、央视录播等与考古相结合形成联动、互动效应，进一步带动文创的开发和宣传，实现伦敦那样“像空气一样弥漫在生活中”的文创产业效果。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曹斌选取《盗墓笔记》、《鬼吹灯》等热门文学作品以及衍生出的影视作品作为社会调查和案例分析对象。通过社会问卷调查结果他发现对于盗墓类文学和影视作品的态度在性别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而教育程度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差别；是否为考古相关职业的从业者，或者亲属朋友从事相关专业的学习与研究以及不同年龄阶段对于部分问题的回答则存在较多差异。多数群体虽然在日常生活中主动了解了关于文物、考古的科学知识，但是对文物保护相关法律的了解程度仍有待提升。他指出上述调查结果显示考古学缺乏对于社会中涉及的类似盗墓等不良社会影响的主动分析和引导。公共考古应该承担考古学的社会责任，利用学科和学者的影响力对于类似社会现象进行有效地价值观引导，发挥考古学的社会意义。

　　考古研究中的公共考古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曹建恩介绍了赤峰市二道井子遗址的发掘与利用。二道井子遗址文化内涵单纯、文化堆积深厚，建筑遗迹保存完整，是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好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年代相当于敖汉旗大甸子墓地早期或更早。通过发掘基本搞清了城墙、环壕的建筑方法，进一步了解了院落、房屋的细部结构，相互毗邻的院落、大型中心房屋及其它遗迹的发现，为研究当时的聚落形态及社会组织结构提供了珍贵数据。房址间上下叠压是遗址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这种情况既反映了房屋建造过程中的连续性，又表现出聚落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以此为契机，可以对整个遗址始建、修缮、扩建直至最终废弃的过程进行尝试性探索。

　　古代中国发明了筷子，它在仪式化的饮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筷子带给古今中国独特的饮食和烹饪方式，是指引中国饮食文化传统发展的重要方向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指出由考古资料提供的证据表明，古代中国人使用的进餐用具，主要有勺和筷子两类，还曾一度用过刀叉。这些进食器具中，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是筷子，它的使用至少已有3000年上下连续不断的历史。考古学证实中国的餐叉出现在4000多年前，而随着西餐传入的餐叉却只有1000年左右的历史。勺与筷子一样，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进食器具，也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历史资料与考古发掘资料进行分析，筷子的摆放方式经历了（汉代）纵——（晋、唐）横——（宋代）纵的发展变化。

　　走进公众，让考古活起来

　　考古走进社区，融入生活，社区与考古紧密相连。在此基础上，观察考古与当地社会的关联，考察考古多元以及情境，是公众考古学一个颇有趣味的视角。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王涛指出社区考古学是作为让本土社会获得考古学权力的工作方式，以权力让渡为核心，主要涉及发掘权、阐释权、教育权和商业开发权。在考古学研究上，社区考古学是情境考古学的表现形式，将通过采取不同的视角揭示传统考古学研究所无法触及的问题。他立足于三个社区考古的实例——土耳其加泰土丘遗址、洪都拉斯科潘遗址以及内蒙古赤峰兴隆沟遗址，来揭示考古学及考古工作本身与当代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他指出三个案例分别是考古改写人生、考古融入生活、考古改善生活的实证，证明了社区考古在公众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文物展览是提升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方式。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翟扶文女士代替方勤所馆长以习总书记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精品文物展为例介绍了文物博物馆在文明交流中的作用。她表示展览所挑选的石家河陶象、曾侯乙象形铜带钩等文物，引起莫迪总理的共鸣；同时精选的郑和下西洋时期的金锭、祖母绿腰带等，体现了早在600多年前中印之间就存在和谐友好的外交关系。通过这些文物的展览以及研究可以揭示历史，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自豪感；促进国际交往，加强文明之间的互信与交流，体现“和而不同”思想，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媒体手段助力公共考古

　　人民政协报记者付裕指出以大众传播学的视野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公共考古的现状和未来，特别是当代中国考古发展中的大众传播情况和接受情况，是目前公共考古学研究中不可或缺却易被忽视的角度。作为公共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传播对于考古科学的普及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一直以来，考古的专业性与媒介传播的大众性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因此，公众对于考古学本身存在的诸多疑问和误解也随之加深。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形式的变化，公共考古的传播方式也随之出现诸多变化和新问题。她提出应当善于利用主流媒体、自媒体、融媒体多种传播方式主动设置议题引导大众传播的兴趣，并通过共同、主动地设置议题，形成热点以实现考古机构与大众媒体携手共赢。

　　洛阳师范学院文博专业桑栎老师从公共考古学的缘起、内容、发展以及随之而产生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深入研讨。她认为公共考古学亟需从社会认知与践行层面提升正能量，实现传承与共赢。她通过科学本位、人文关怀、成果转化三个方面重新构建了考古学的目标和任务，并以此为基础指出新媒体时代的公共考古学不仅涉及考古学界与大众，而且是由政府主导，媒体、出版、博物馆等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的一项公共事业。她希望政府加强行政与管理和立法与监督；媒体始终把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发挥沟通“桥梁”作用；博物馆坚持科学保护，并不断进行宣传展示；学界坚持注重人文学科的宗旨，通过增进大众对考古的了解，树立科学的精神，建立完善的知识体系，化解考古与大众的隔膜。

　　正如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长闫亚林在第六届“中国公共考古•贵州论坛”上所说，公共考古的迅猛发展是考古学发展中的重要特色，也成为检验学科发展、工作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尺。考古学和考古工作从未像今天一样被社会各界所关注并融入到社会生活中。新时代的公共考古应该更强调互动共享，充分尊重社会公众特别是社区的知情权、参与权。我们要抓住文物保护利用的改革契机，积极探索实践考古工作成果为社会共享的新方式、新途径，利用学科和学者的影响力对于类似社会现象进行有效地价值观引导，发挥考古学的社会意义。

　　公共考古与当今社会发展

　　在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公共考古指导委员会发言结束后，进入公共考古与当代社会发展讨论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研究员、刘国祥研究员、巩文研究员、乔玉副研究员，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文荣所长、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曹建恩所长，首都师范大学王涛副教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曹龙副研究员，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翟扶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奚牧凉博士，北京科技大学王冬冬博士等学者以及来自新华社、中国新闻网、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科技日报、中国社会科学网的记者参与了讨论。

　　随着形式多样的公共考古活动的开展，公共考古越来越受到重视。讨论伊始，刘国祥研究员便提出公共考古首先是社会发展的需求，若不重视公共考古则会阻碍学科的自身发展；其次，广大公共考古的力行者要形成合力；第三，要将文化因素注入到公共考古之中，为城市赋予文化魅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资源、为当代社会发展服务。

　　从无到有，从偶尔到普及。作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一名教师，王涛副教授指出，近年来公共考古发展势头迅猛，从开设公共考古相关课程到组织考古学与当代社会关系、考古学如何面向公众写作等交流讨论。他表示，公共考古活动远不止于考古本身，还包括政治、经济、旅游等多种因素，今后要进一步思考如何在高校开展公共考古活动。

　　考古人和媒体人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是公共考古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鉴于考古的不可逆性，曹龙副研究员强调考古工作者愿意与媒体合作，共享珍贵的一手拍摄资料并在需要时提供学术支持，同时他呼吁媒体在报道时能把握尺度并尊重考古人的辛勤付出，相互交流想法、形成良性互动。学术研究有其门槛，科研成果的诞生遵循着学科内部的范式和要求，因此与媒体传播的大众间自然存在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学术和媒体在某些方面是相悖且矛盾的。因此更体现出了公共考古指导委员会存在的必要性。”科技日报记者游雪晴表示。中国新闻网记者孙自法认为让“大学问”走进公众要找到平易近人的切入点，比如王仁湘老师的演讲《纵横说筷子—由进食方式看饮食文化传统的变迁与传播》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通过与考古学者间的深度对话和交流进行报道、讲述故事，让稿子更有活力和可信度，通过记者的眼睛看到不同之处，而非简单的叙述性报道。”这是人民日报记者杨雪梅对相关媒体提出的更高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乔玉副研究员通过对已经举办的六届中国公共考古论坛的参与人数、人员构成、论坛议程主题等因素的分析，历数了中国公共考古的发展历程。她认为公共考古的一个重要进展是各级政府对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日益重视。公共考古的本意不仅是向公众宣传考古知识，还包括把考古工作当做公共事务的一部分，探究其与政府主持的其他公众事务的关系。因此，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关系也是公共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第六届中国公共考古•贵州论坛三大研讨主题的设置可以看出公共考古和社会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目前公共考古的气氛越来越热烈。王仁湘研究员就进一步巩固公共考古阵地，不断提升专业研究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个人素质，媒体与考古磨合，定期举办公共考古小规模会议等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