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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讲坛——考古学视角下的六朝文化(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公共讲座纪实)

发布时间:2018-10-28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作者:

  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贺云翱教授主讲的巴蜀讲坛系列之“考古学视角下的六朝文化”主题讲座,于2018年10月21日下午2时在四川省图书馆第二学术报告厅举行。现场观众来自成都市民及诸多业内外资深人士。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贺云翱教授

  讲座伊始,贺老师首先简单介绍“六朝时期”的概念。在汉、唐之间的公元3—6世纪,中国境内存在多个并列政权。这一时期,中国南方先后存在过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王朝,史称“六朝”。他指出,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该时期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期,“五胡乱华”、社会动荡,故称之为“黑暗时期”。然而,近些年结合考古学实证,发现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繁荣时期。“六朝”的出现是中国不同文化板块交互作用的结果,展现了中华文明体系复杂的运动机理,“六朝”改写了中国发展空间的格局,变革了原有文化宏观结构并拓展了海外影响,创造了又一个中华文明高峰。尤其是为后来的隋唐盛世奠定了深厚基础。

  接下来贺老师分别介绍了各个王朝兴衰更迭史以及期间的重要文化成就。公元190年以后,原本统一的东汉王朝陷入混乱动荡的局面之中,战乱不断,公元220年以后形成了曹魏、蜀汉、孙吴三个政权鼎足对峙形势。东吴(公元229-280年)是史上第一个建都南京的王朝,212年,孙权改“秣陵”为“建业”;后相继有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四朝在此建都,改称建康,使南京成为六朝都城。接下来分别介绍了六朝的历史及相关重要考古发现。

  第一个朝代名为东吴(公元229-280年),历经4代,是六朝的开创期。东吴统治区域为今长江中下游,南至福建、两广以及越南北部和中部。孙权从其兄手中接过政权后从苏州迁政治中心于京口(今镇江),后到秣陵,并改秣陵为建业。后一度西迁武昌(今湖北鄂州)。公元229年称帝,很快又迁回南京,从此南京开始了六朝都城的历史。

  贺老师指出考古学是典型的实证性科学,2004年前后考古学者发掘出与孙权有关的城墙,使用了包砖技术,该技术对于后来全国城墙的影响很大。孙权在今镇江建铁瓮城,在今南京建立石头城,都留下重大影响。贺云翱教授于1998年发现了石头城遗址,前后已经进行了5次发掘。考古学者在鄂州也发现了孙权建立的吴王城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东吴时期文物。苏州东吴遗迹、镇江东吴遗迹等的考古研究都显示出这一时期的建筑已经具备很高的建造工艺水平。孙权于南京建立都城时,在太初宫南中央大道的南面秦淮河上设立朱雀航,这条中轴线就是都城的朱雀大道,从皇宫南正门一直到朱雀桥,后来的唐朝也延续其名建造了都城中轴线上的朱雀大道。南京的考古学者发现了六朝时期都城内铺砖的大道,设计和建造水平都让人惊叹。

  贺老师认为:南京的崛起成为都城,首次形成了封建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都城文化圈,整体上提升了江南区域在全国的地位,汇聚了大量人才,促使苏南从原先的政治型、军事型地域向文化型地域转变;并认为六朝时期中华文化第一次打破固有的自我发展局面,代表着“东亚文化圈”第一次迎接了“南亚文化圈”的融入。如佛教文化涌入中国,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化的旧结构,推动了本土道教的真正形成,才有了儒、道、佛文化的分立和融合。佛教入华带来了新思维、新思想、新语言、新文学、新行动、新力量、新学术、新建筑、新空间,其影响从中国辐射到朝鲜半岛和日本,是一次东亚文化的重大文化变革。考古学出土的该时期文物中所体现的佛教文化因素丰富而独特。

讲座现场

  “六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获得持续发展,南京成为“海丝”的南方中心。海路交通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黄龙二年(230年),孙权就曾遣将前往今台湾和琉球一带。东吴浮海求“夷洲”是大陆政府与台湾正式交往的最早历史记载。东吴大力发展造船业,发展海上交通,与东南亚各国、朝鲜半岛、日本等诸国进行交流。东吴时期的书法、绘画艺术也有极高的水平。

  西晋时期(公元265-316年),国家获得短暂的统一。公元280年西晋消灭吴国,西晋末年发生“五胡乱华”,北方游牧民族乘中原政权衰落,大规模南下建立胡人国家,造成中原的丧乱,导致中原地区数以百万的贵族、农民、手工业者、商贾等向南方逃亡,极大的促进了南方经济和文化的繁荣。

  东晋(公元317-420年)王朝立都建康,其疆域北以今淮河一线为界。东晋后来灭了立国于成都的大成政权,这一时期中原及北方先后有十多个政权更叠,史称“十六国”。江南地区在这一阶段发生了文化的重大转型,由此前的“尚武”为主改为“尚文”重教、以文擅长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这一时期的南京作为都城,保护了原先黄河流域的中华文化“血脉”,发挥了救亡图存的作用。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也保卫了以汉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体系。

  宋(公元420-479年)由原东晋“北府兵”首领刘裕代晋称帝,史称“刘宋”。其强盛时期是南朝疆域最大的王朝。这期间产生了许多传世名作,并有诸多优秀学者、书法家及闻名世界的科学家。

  齐(479-502年),南朝之一,南齐是南朝时间最短的王朝,公元502年,南齐为萧衍建立的梁朝所取代,因皇室姓萧故称萧梁。其疆域先是继承自刘宋,盛时一度占领淮北和汉中。“侯景之乱”后,国土缩小。萧梁是南朝文化的鼎盛时期。建康城也在这一时期达到高峰,宫城的两重城墙增建到三重,为历代都城之特例。经过不断修缮扩建,建康台城内外殿宇数千,正殿为太极殿,有十三间,与一年12个月加1个闰月相对应。这种讲究正殿间数的做法对后世宫殿制度有深远影响。

  到梁敬帝萧方智太平二年(557年),梁被陈(公元557-589年)所取代。陈朝建立后开始有计划的修复被侯景破坏了的首都建康,选用沉檀香木材以及珠翠、金玉缀饰、奇珍异宝等装饰宫城建筑,追求豪华。公元589年,隋朝杨广消灭陈朝,对首都进行“荡平耕垦”。繁华的建康宫被夷为平地。三国两晋南北朝长达300多年的政治分裂局面宣告结束。

讲座现场

  日本著名学者吉村怜先生说:从文化上来说,6世纪的南朝宛如君临东亚世界的太阳,围绕着它的北朝、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周围各国,不过是大大小小的行星,像接受太阳似的接受着从南朝放射出来的卓越的文化之光。结合考古出土的中国南朝与韩国百济、新罗、日本飞鸟时代的单瓣莲花纹瓦当之对比,形制及工艺如出一辙。通过对比中、韩出土的南朝瓷器、书法作品以及佛像造型等,韩国均接近南朝样式。此为南朝文化辐射周边各国的实证。

  贺老师对六朝文化的总体评价如下:

  1、草原高原民族第一次大规模进入中原并“汉化”,融入中原文化体系。

  2、黄河流域人民第一次大规模南迁长江流域和南方滨海区域,对中国南方区域的人口结构、文化结构、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3、南方地区自秦之后第一次出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东晋时中国文化中心第一次南移到长江南岸,北方地区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第一次要向南方“学习”。

  4、“东亚文化”体系第一次出现。中国文化大面积进入韩半岛和日本,全面影响东亚列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开启了“东亚文化”体系的真正形成期。

  5、“东亚文化”第一次打开大门,迎接另一个文化体系即“南亚文化”体系的融入,以南亚地区的“佛教文化”融入中国文化,进而又进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岛为标志。这一过程深刻影响了东亚的社会与文化格局,大量新态文化在东亚区域诞生。

  6、中国与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交流加深,陆上丝路、海上丝路共同发展,尤其是“海上丝路”真正成熟。

  7、儒、道、释三种文化都出现于社会之中,多样性的宗教文化及相关文化成就完全改变了中国此前内生单一的文化传统(尽管春秋战国时期也有过“百家争鸣”,但还是中国自身的单一体系)和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文化的缺失,除南亚的佛教之外,西亚、中亚一带的祆教等也于这一时期进入中国。

  8、中国南方地区得到高度开发,中国经济中心逐渐南移,此后诞生的隋唐文明有了更为广阔深厚的发展土壤。

  9、这一时代从多个方面为隋唐盛世的到来奠立了坚实的基础:民族融合、经济上南北方同步发展、瓷器、艺术、宗教、音韵、文学、城市、建筑、交通、东亚文化共同体等等;宏大性、国际性、多样性的文化气象是在六朝时代的孕育和培育下出现的文明硕果。

  “六朝”时代改变了中国,其文化意义重大而深远。隋统一后,中国的整体格局已不同于秦汉时期。六朝380年左右的发展史,改变了此前中国四大文化板块中以黄河板块独大的格局,此后四大板块并行发展,为隋唐盛世的到来奠立了基础:“五胡”入华,草原高原板块与黄河板块融合;北方汉人南下,黄河、长江两大板块融合,长江板块、海洋板块崛起,中华文明不同空间板块的发展趋向均衡。 自此,“北强南弱”的局面大体改观,甚至为唐代之后“南强北弱”的结局奠下深厚基础,以及六朝时期大量的文化创新成就给予后世的深远影响。这就是“六朝”的不朽意义之所在!

讲座结束后和听众互动

  此次讲座向广大民众呈现了考古学新视角下的“六朝”文化,许多观点结合客观科学的考古发掘实证,生动阐述了“六朝”时期的历史文化,证明历史上的“六朝”非但不是一个“黑暗时期”,反而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文化发展繁荣开创时期。期间讲至精彩处听众频频鼓掌。在讲座结束后听众献花并纷纷上前提问和讨论。

文字整理:四川组委会 张思琪

  摄影:王圆圆、张思琪

  审核:万娇

  责编:荼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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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

巴蜀讲坛——考古学视角下的六朝文化(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公共讲座纪实)

发布时间:2018-10-28

  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贺云翱教授主讲的巴蜀讲坛系列之“考古学视角下的六朝文化”主题讲座,于2018年10月21日下午2时在四川省图书馆第二学术报告厅举行。现场观众来自成都市民及诸多业内外资深人士。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贺云翱教授

  讲座伊始,贺老师首先简单介绍“六朝时期”的概念。在汉、唐之间的公元3—6世纪,中国境内存在多个并列政权。这一时期,中国南方先后存在过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王朝,史称“六朝”。他指出,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该时期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期,“五胡乱华”、社会动荡,故称之为“黑暗时期”。然而,近些年结合考古学实证,发现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繁荣时期。“六朝”的出现是中国不同文化板块交互作用的结果,展现了中华文明体系复杂的运动机理,“六朝”改写了中国发展空间的格局,变革了原有文化宏观结构并拓展了海外影响,创造了又一个中华文明高峰。尤其是为后来的隋唐盛世奠定了深厚基础。

  接下来贺老师分别介绍了各个王朝兴衰更迭史以及期间的重要文化成就。公元190年以后,原本统一的东汉王朝陷入混乱动荡的局面之中,战乱不断,公元220年以后形成了曹魏、蜀汉、孙吴三个政权鼎足对峙形势。东吴(公元229-280年)是史上第一个建都南京的王朝,212年,孙权改“秣陵”为“建业”;后相继有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四朝在此建都,改称建康,使南京成为六朝都城。接下来分别介绍了六朝的历史及相关重要考古发现。

  第一个朝代名为东吴(公元229-280年),历经4代,是六朝的开创期。东吴统治区域为今长江中下游,南至福建、两广以及越南北部和中部。孙权从其兄手中接过政权后从苏州迁政治中心于京口(今镇江),后到秣陵,并改秣陵为建业。后一度西迁武昌(今湖北鄂州)。公元229年称帝,很快又迁回南京,从此南京开始了六朝都城的历史。

  贺老师指出考古学是典型的实证性科学,2004年前后考古学者发掘出与孙权有关的城墙,使用了包砖技术,该技术对于后来全国城墙的影响很大。孙权在今镇江建铁瓮城,在今南京建立石头城,都留下重大影响。贺云翱教授于1998年发现了石头城遗址,前后已经进行了5次发掘。考古学者在鄂州也发现了孙权建立的吴王城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东吴时期文物。苏州东吴遗迹、镇江东吴遗迹等的考古研究都显示出这一时期的建筑已经具备很高的建造工艺水平。孙权于南京建立都城时,在太初宫南中央大道的南面秦淮河上设立朱雀航,这条中轴线就是都城的朱雀大道,从皇宫南正门一直到朱雀桥,后来的唐朝也延续其名建造了都城中轴线上的朱雀大道。南京的考古学者发现了六朝时期都城内铺砖的大道,设计和建造水平都让人惊叹。

  贺老师认为:南京的崛起成为都城,首次形成了封建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都城文化圈,整体上提升了江南区域在全国的地位,汇聚了大量人才,促使苏南从原先的政治型、军事型地域向文化型地域转变;并认为六朝时期中华文化第一次打破固有的自我发展局面,代表着“东亚文化圈”第一次迎接了“南亚文化圈”的融入。如佛教文化涌入中国,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化的旧结构,推动了本土道教的真正形成,才有了儒、道、佛文化的分立和融合。佛教入华带来了新思维、新思想、新语言、新文学、新行动、新力量、新学术、新建筑、新空间,其影响从中国辐射到朝鲜半岛和日本,是一次东亚文化的重大文化变革。考古学出土的该时期文物中所体现的佛教文化因素丰富而独特。

讲座现场

  “六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获得持续发展,南京成为“海丝”的南方中心。海路交通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黄龙二年(230年),孙权就曾遣将前往今台湾和琉球一带。东吴浮海求“夷洲”是大陆政府与台湾正式交往的最早历史记载。东吴大力发展造船业,发展海上交通,与东南亚各国、朝鲜半岛、日本等诸国进行交流。东吴时期的书法、绘画艺术也有极高的水平。

  西晋时期(公元265-316年),国家获得短暂的统一。公元280年西晋消灭吴国,西晋末年发生“五胡乱华”,北方游牧民族乘中原政权衰落,大规模南下建立胡人国家,造成中原的丧乱,导致中原地区数以百万的贵族、农民、手工业者、商贾等向南方逃亡,极大的促进了南方经济和文化的繁荣。

  东晋(公元317-420年)王朝立都建康,其疆域北以今淮河一线为界。东晋后来灭了立国于成都的大成政权,这一时期中原及北方先后有十多个政权更叠,史称“十六国”。江南地区在这一阶段发生了文化的重大转型,由此前的“尚武”为主改为“尚文”重教、以文擅长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这一时期的南京作为都城,保护了原先黄河流域的中华文化“血脉”,发挥了救亡图存的作用。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也保卫了以汉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体系。

  宋(公元420-479年)由原东晋“北府兵”首领刘裕代晋称帝,史称“刘宋”。其强盛时期是南朝疆域最大的王朝。这期间产生了许多传世名作,并有诸多优秀学者、书法家及闻名世界的科学家。

  齐(479-502年),南朝之一,南齐是南朝时间最短的王朝,公元502年,南齐为萧衍建立的梁朝所取代,因皇室姓萧故称萧梁。其疆域先是继承自刘宋,盛时一度占领淮北和汉中。“侯景之乱”后,国土缩小。萧梁是南朝文化的鼎盛时期。建康城也在这一时期达到高峰,宫城的两重城墙增建到三重,为历代都城之特例。经过不断修缮扩建,建康台城内外殿宇数千,正殿为太极殿,有十三间,与一年12个月加1个闰月相对应。这种讲究正殿间数的做法对后世宫殿制度有深远影响。

  到梁敬帝萧方智太平二年(557年),梁被陈(公元557-589年)所取代。陈朝建立后开始有计划的修复被侯景破坏了的首都建康,选用沉檀香木材以及珠翠、金玉缀饰、奇珍异宝等装饰宫城建筑,追求豪华。公元589年,隋朝杨广消灭陈朝,对首都进行“荡平耕垦”。繁华的建康宫被夷为平地。三国两晋南北朝长达300多年的政治分裂局面宣告结束。

讲座现场

  日本著名学者吉村怜先生说:从文化上来说,6世纪的南朝宛如君临东亚世界的太阳,围绕着它的北朝、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周围各国,不过是大大小小的行星,像接受太阳似的接受着从南朝放射出来的卓越的文化之光。结合考古出土的中国南朝与韩国百济、新罗、日本飞鸟时代的单瓣莲花纹瓦当之对比,形制及工艺如出一辙。通过对比中、韩出土的南朝瓷器、书法作品以及佛像造型等,韩国均接近南朝样式。此为南朝文化辐射周边各国的实证。

  贺老师对六朝文化的总体评价如下:

  1、草原高原民族第一次大规模进入中原并“汉化”,融入中原文化体系。

  2、黄河流域人民第一次大规模南迁长江流域和南方滨海区域,对中国南方区域的人口结构、文化结构、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3、南方地区自秦之后第一次出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东晋时中国文化中心第一次南移到长江南岸,北方地区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第一次要向南方“学习”。

  4、“东亚文化”体系第一次出现。中国文化大面积进入韩半岛和日本,全面影响东亚列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开启了“东亚文化”体系的真正形成期。

  5、“东亚文化”第一次打开大门,迎接另一个文化体系即“南亚文化”体系的融入,以南亚地区的“佛教文化”融入中国文化,进而又进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岛为标志。这一过程深刻影响了东亚的社会与文化格局,大量新态文化在东亚区域诞生。

  6、中国与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交流加深,陆上丝路、海上丝路共同发展,尤其是“海上丝路”真正成熟。

  7、儒、道、释三种文化都出现于社会之中,多样性的宗教文化及相关文化成就完全改变了中国此前内生单一的文化传统(尽管春秋战国时期也有过“百家争鸣”,但还是中国自身的单一体系)和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文化的缺失,除南亚的佛教之外,西亚、中亚一带的祆教等也于这一时期进入中国。

  8、中国南方地区得到高度开发,中国经济中心逐渐南移,此后诞生的隋唐文明有了更为广阔深厚的发展土壤。

  9、这一时代从多个方面为隋唐盛世的到来奠立了坚实的基础:民族融合、经济上南北方同步发展、瓷器、艺术、宗教、音韵、文学、城市、建筑、交通、东亚文化共同体等等;宏大性、国际性、多样性的文化气象是在六朝时代的孕育和培育下出现的文明硕果。

  “六朝”时代改变了中国,其文化意义重大而深远。隋统一后,中国的整体格局已不同于秦汉时期。六朝380年左右的发展史,改变了此前中国四大文化板块中以黄河板块独大的格局,此后四大板块并行发展,为隋唐盛世的到来奠立了基础:“五胡”入华,草原高原板块与黄河板块融合;北方汉人南下,黄河、长江两大板块融合,长江板块、海洋板块崛起,中华文明不同空间板块的发展趋向均衡。 自此,“北强南弱”的局面大体改观,甚至为唐代之后“南强北弱”的结局奠下深厚基础,以及六朝时期大量的文化创新成就给予后世的深远影响。这就是“六朝”的不朽意义之所在!

讲座结束后和听众互动

  此次讲座向广大民众呈现了考古学新视角下的“六朝”文化,许多观点结合客观科学的考古发掘实证,生动阐述了“六朝”时期的历史文化,证明历史上的“六朝”非但不是一个“黑暗时期”,反而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文化发展繁荣开创时期。期间讲至精彩处听众频频鼓掌。在讲座结束后听众献花并纷纷上前提问和讨论。

文字整理:四川组委会 张思琪

  摄影:王圆圆、张思琪

  审核:万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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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