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李新伟:“禹贡”和最初的“中国梦”(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公共讲座纪实)

发布时间:2018-10-29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作者:

  2018年10月21日晚,四川大学冯汉骥学术讲座第63讲,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公共讲座“‘禹贡’和最初的‘中国梦’”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负一楼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研究员主讲,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李映福教授主持。

李新伟研究员

  讲座伊始,李新伟研究员讨论了“什么是‘中国’”的问题,这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需要首先明确的一个概念。他认为,我们所探索的最初的中国其实是现在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史前基础,是一个广大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范围,是广义的“中国”。有些学者坚持的“位居中央的高级政体”的“中国”概念,是较晚形成的概念,不能用于解读三代以前的文明化进程。最早明确提出广义的“中国”概念的是张光直先生,他在1986年出版的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古代中国考古学》)第四版中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模式。张先生认为,在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时,各地的史前文化还相互比较独立,有着各自清晰的特征。但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我们就看见了一个会持续一千多年的有力的程序的开始,那就是这些文化彼此密切联系起来,而且它们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这些成分把它们带入了一个大的文化网,网内的文化相似性在质量上说比网外的更大。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便了解了为什么这些文化要在一起来叙述:不但它们的位置在今天的中国的境界之内,而且因为它们便是最初的中国(primitive china)。”张光直先生还提出,这些文化的交流形成了一个圈子,“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完全中立的名词而称之为X,可是我们也不妨便径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或中国以前相互作用圈——因为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广义的“中国”与狭义的“中国”

  李新伟研究员还介绍了其他几位考古学家关于“最初的中国”的理论。如严文明先生的“重瓣花朵”理论,以及韩建业老师提出的“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这些与张光直先生的理论均有相似之处。此外,苏秉琦先生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中对广义的“中国”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视野宏阔的总结,认为其经历了“从共识的‘中国’(即相当于龙山时代或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广大黄河、长江流域文化的交流、各文化区系间的彼此认同)到理想的‘中国’(三代的政治文化上的重组),到现实的‘中国’——秦汉帝国”三个阶段。所谓共识的中国,就是各个地区在同一大文化范围内所产生的共识。所谓理想的中国,就是精英领导者们开始构思出在广大范围内实现一统的政治构想,这一构想最终在秦汉帝国得以实现。需要强调的是,上述的这些“中国”都是广义的,而非“位居中央的高级政体”的“中国”概念。

张光直先生的“中国相互作用圈”

K.C. Chang 1986: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fig.197

  李新伟研究员延续了这种对于史前文明宏大而整体的构思,来探讨如何用考古学认定“最初的中国”以及“最初的‘中国梦’”。在5000多年前,是否真的有一个可以称为“中国”的自在实体,是否已经初步形成了与后来文明关系密切的重要文化因素,当时的社会精英们是否真的产生了关于最初的中国在文化上、自然上的地理范围的某种程度上的共识或认知?更进一步的讨论则是能否用考古学来认定最初的“中国梦”。抛弃古史记载的大一统的模式,我们能用什么样的考古资料来接近、发现和说明当时已有一些社会精英开始将各个文化区构想为一个统一体,并认为此统一体应该有一个核心,且以行动来推动统一体的实现的问题?现有考古资料显示,最初的“中国”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已经开始形成,而最初的“中国梦”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已开始形成。

  为了讨论这些问题,李新伟研究员首先介绍了在公元前第四千纪的文化景观,即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中晚期,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红山文化中晚期,崧泽文化中晚期和凌家滩遗存时期,这是中国史前史的灿烂转折期——在距今5500年左右,各个地区同时发生了跨越式的发展。庙底沟类型的中心河南灵宝铸鼎塬地区出现了明显的聚落的等级分化现象,这是考古学认证社会发展社会复杂化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其中西坡遗址聚落的中心部位有大型房屋发现,考古学家认为,这样的房屋有可能是举行公共活动的房屋,一场重要的葬礼可能会在这里举行。此外,遗址外发现的可以清晰反映等级分化的墓地,对墓葬人骨进行的各种多学科检测分析等资料都显示,庙底沟的核心地区可能已经出现第一代领导者。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后半段这一时期,

河南灵宝铸鼎塬地区庙底沟时期遗址等级差别

  这样的领导者并非孤例,在安徽含山的凌家滩遗址、大凌河上游的牛河梁地区、江苏张家港的东山村遗址、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各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也有了高度的发展,也正是这种交流促进了相互作用圈的形成。值得重视的是,此时的交流很多都是社会上层的远距离的交流,李新伟研究员称其为“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这种远距离交流网最明确的证据,就是凌家滩和红山文化在玉器上高度的相似性,在两地都发现了各种形态的玉龟,以及玉猪龙、玉人、双联璧、勾云形器等,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种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根据考古学家们的研究,这些玉器均与天体运转、宇宙知识相关。因此红山和凌家滩的文化交流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最上层最高级的知识的交流,这种交流可能也涉及到以这些高级知识为基础的很多的宗教观念和仪式与活动。如此大规模、远距离的深入交流,是当时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尤其重要的特点。

社会上层的远距离交流

  李新伟研究员介绍,除了具有高度相似性的红山和凌家滩,还有很多其他证据能够说明这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的现象。以筒形器为例,这种抽象表示龟身的器物在大汶口文化、庙底沟西坡墓地和大溪文化中均有发现。这类器物在广大范围内的传播可能也代表了它所蕴含的宇宙观念的传播。另一方面,大口缸的分布范围也非常广泛。它们有着相似的形态,往往都出现在最重要的墓葬中。这些大口缸大部分应是本地制作的,所以人们交换的并非物品,而是相关的表达身份的墓葬礼仪。还有象牙镯、玉钺和石钺都能够说明这种交流。以上诸多证据就是根据目前考古资料能够辨识的交流内容。

  李新伟研究员认为,这种交流让各个地区产生互动,促进整体的形成。社会上层交流重要性在于,其内容不是一般的生活日用品和生活习惯,而是关于天文历法、人神交流、墓葬礼仪以及权利表达方式这些最为高级而重要的知识。通过了解这样的高级交流,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张光直先生所说的“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内涵,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相互作用圈形成的重要性,理解为何说它就是“最初的中国”或者是“文化上的早期的中国”。

  考古学资料已经初步展示了“相互作用圈”的存在。那么又该如何讨论与证明当时各个地区参与交流的社会精英们已对这个文化圈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共识呢?李新伟研究员介绍了美国考古学家、人类学家Helms的有趣观点:“社会上层的亲身远距离旅行是最重要的交流方式之一。社会上层的旅行至关重要:一方面,通过游学可以掌握本地民众难以获得的神秘知识和物品,使自己超凡脱俗;另一方面,充满传奇的长途旅行是值得夸耀的经历,是塑造自己英雄形象的最佳方式。”我们应该相信在中国的史前时代真实发生过这样的长途旅行。倘若如此,这些能够调用大规模的人力物力、组织大规模仪式活动,能够观测天地的领导者,在这种对自己的身份和威望具有重要意义的旅行中不可能不留下任何记载。如果这类事件曾经发生,关于这一广大的地理范围的知识就会积累、传播、交流。

  李新伟研究员认为,在这种知识积累的背景下,可以推测当时的社会精英们已经认识到这个作用圈的范围,也已经认识到这个作用圈文化是能够交流并共享文化因素的。在距今5300年前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各个地区的交流的密切,可能已经形成了对“最初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的共识。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即使是在这样的密切交流下,各个地区也仍然保留有自己的特征。如红山和凌家滩都具有较强的宗教倾向,而大汶口文化和崧泽文化更具世俗性。庙底沟社会则更具特色,那里出现大型的公共建筑,但大墓的随葬品很少。可见这些领导者们并不重视表现自己的富有和奢华,而是更重视对集体事务的管理。各地区的社会上层明显在使用不同的领导策略获得和维护权力。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可见在距今5300多年时,确实已经出现了一个可被称为“中国”的文化相互作用圈,且其中很多因素为我们后来的文明奠定了基础。在这一程度上,也可以说最初的中国已经出现,中国文明已经起源。但是,此时仍处于相对并行发展相互作用的格局,虽然作用圈内的各文化区已经认识到他们拥有同一个世界,但是他们还没有同一个梦想,一个促进各地区的一体化,进而构建一个广域统一国家的“中国梦”。

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多元性

  那么,最初的“中国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又该如何从考古上来发现这样的人呢?李新伟研究员认为,在考古上,他所在的文化应表现为“天下之强者”,人们能用考古资料证明这些文化精英们有广阔的自然与人文地理的知识,还可以试图找到一些证据来表现他们容纳四方的胸怀。

  在距今5300年后的一段时间内,这些地方文明并没有像预想中一帆风顺地持续发展并直接进入国家阶段,而是发生了广大而动荡的整合。最重要的一个现象是强大的庙底沟核心地区聚落遗址突然减少,高等级的聚落全部消失,同时还有人口的明显扩散,使西北地区进入动荡整合的时期。中国东部的发展相对平稳,大汶口文化继续发展,转入到龙山时代;崧泽文化与凌家滩文化整合产生的良渚文化,成为当时的天下强者。

  已有学者称良渚文化大墓墓主为“良渚王”,这些“良渚王”们似乎有着对自己的文化以及高级知识的热爱和执着,往往不愿把最高级的知识传向四方,也不在墓葬中放置来自四方的、他们认为的低级而不入流的物品。这是良渚文化在考古上所表现的独特的强大而自负的风貌,而这一文化在距今4300年前后突然解体,随后中国东部进入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而西北地区在长期的动荡整合中结出了陶寺文化这一硕果。

  考古学资料显示,陶寺的大墓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随葬品,与良渚文化不同,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些领导者在意四方,愿意在自己的墓葬里面来展示自己所拥有的四方物品。若如上所述,关于人文和自然地理的知识从距今5300年开始通过社会上层交流逐渐积累,到陶寺文化时期已历时共一千余年。陶寺是当时的“天下之强者”,这里可能已经出现了这种具有丰富的地理知识且胸怀四方的领导者。

  继陶寺而出的天下强者则来自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的领导者们也是胸怀天下的,以最强大的文化中心的地位,在一个范围甚至超出《禹贡》九州的地理范围内施展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获取资源、传播礼仪。这种强大中心为主导的互动,客观上肯定会促进参与互动的各个文化区的一体化。在此情势下,二里头的统治者是否主动以创作政治神话的方式,从文化心理上推进各地区一体化的进程,并心怀构建一个广域统一政体的梦想呢?目前的考古资料虽然让我们难以对此作出证明,但也明确提示我们,二里头的统治者是具备实施这种主观努力的政治动机、知识储备和运作能力的。

  李新伟研究员特别强调,良渚、陶寺和二里头都不能称作“最初的中国”,他们只是上述广义的“最初的中国”的不同时期的天下之强者,是对整个“最初的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政治实践的典范。

  李新伟研究员最后指出,认为“大禹治水”是不容轻易否定的历史记载的“释古”态度与考古资料并不符合,仍在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大一统怪圈”中徘徊。《禹贡》其实是宣扬广大地理范围一体化的高超政治宣传方案。中国最初的这些政治家们选择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独特政治智慧的政治神话:这一广大地理范围之所以为一体,是因为这是一个经过圣人梳理过的范围——“禹迹”所到之处,如文明之光普照,覆盖九州,使之成为与蛮荒之地迥然有别的文明世界,这一广大的范围应该由圣人来领导。

  我们应冲破古史记载的藩篱来认识中国文明形成的真正的伟大之处,这一伟大之处在于各个地区社会精英的政治理想和创造性的政治实践。正是由于政治精英们在作用圈内前仆后继地构建、实践着自己宏大的政治理想,才使得中国在公元前1100多年时,由并非占据“中国”(在周人的概念里是“天下”的中央地区,不是“位居中央的高级政体”)的周人在世界范围内首次以一种政治方式来实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范围内的政治一体化。

同学提问

  讲座后,现场的同学就陶寺文化、石峁遗址等问题与李新伟研究员交流探讨,李新伟研究员耐心细致地回答了相关问题。随后李映福副院长对讲座进行了总结。至此,讲座在热烈掌声中圆满落幕。

  本文部分插图来自李新伟老师ppt,特此感谢!

供稿:四川会务组 李梓嫣

摄影:郜一宁

审核:万娇

编辑:韩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考古网
分享到:
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

李新伟:“禹贡”和最初的“中国梦”(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公共讲座纪实)

发布时间:2018-10-29

  2018年10月21日晚,四川大学冯汉骥学术讲座第63讲,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公共讲座“‘禹贡’和最初的‘中国梦’”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负一楼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研究员主讲,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李映福教授主持。

李新伟研究员

  讲座伊始,李新伟研究员讨论了“什么是‘中国’”的问题,这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需要首先明确的一个概念。他认为,我们所探索的最初的中国其实是现在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史前基础,是一个广大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范围,是广义的“中国”。有些学者坚持的“位居中央的高级政体”的“中国”概念,是较晚形成的概念,不能用于解读三代以前的文明化进程。最早明确提出广义的“中国”概念的是张光直先生,他在1986年出版的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古代中国考古学》)第四版中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模式。张先生认为,在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时,各地的史前文化还相互比较独立,有着各自清晰的特征。但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我们就看见了一个会持续一千多年的有力的程序的开始,那就是这些文化彼此密切联系起来,而且它们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这些成分把它们带入了一个大的文化网,网内的文化相似性在质量上说比网外的更大。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便了解了为什么这些文化要在一起来叙述:不但它们的位置在今天的中国的境界之内,而且因为它们便是最初的中国(primitive china)。”张光直先生还提出,这些文化的交流形成了一个圈子,“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完全中立的名词而称之为X,可是我们也不妨便径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或中国以前相互作用圈——因为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广义的“中国”与狭义的“中国”

  李新伟研究员还介绍了其他几位考古学家关于“最初的中国”的理论。如严文明先生的“重瓣花朵”理论,以及韩建业老师提出的“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这些与张光直先生的理论均有相似之处。此外,苏秉琦先生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中对广义的“中国”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视野宏阔的总结,认为其经历了“从共识的‘中国’(即相当于龙山时代或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广大黄河、长江流域文化的交流、各文化区系间的彼此认同)到理想的‘中国’(三代的政治文化上的重组),到现实的‘中国’——秦汉帝国”三个阶段。所谓共识的中国,就是各个地区在同一大文化范围内所产生的共识。所谓理想的中国,就是精英领导者们开始构思出在广大范围内实现一统的政治构想,这一构想最终在秦汉帝国得以实现。需要强调的是,上述的这些“中国”都是广义的,而非“位居中央的高级政体”的“中国”概念。

张光直先生的“中国相互作用圈”

K.C. Chang 1986: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fig.197

  李新伟研究员延续了这种对于史前文明宏大而整体的构思,来探讨如何用考古学认定“最初的中国”以及“最初的‘中国梦’”。在5000多年前,是否真的有一个可以称为“中国”的自在实体,是否已经初步形成了与后来文明关系密切的重要文化因素,当时的社会精英们是否真的产生了关于最初的中国在文化上、自然上的地理范围的某种程度上的共识或认知?更进一步的讨论则是能否用考古学来认定最初的“中国梦”。抛弃古史记载的大一统的模式,我们能用什么样的考古资料来接近、发现和说明当时已有一些社会精英开始将各个文化区构想为一个统一体,并认为此统一体应该有一个核心,且以行动来推动统一体的实现的问题?现有考古资料显示,最初的“中国”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已经开始形成,而最初的“中国梦”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已开始形成。

  为了讨论这些问题,李新伟研究员首先介绍了在公元前第四千纪的文化景观,即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中晚期,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红山文化中晚期,崧泽文化中晚期和凌家滩遗存时期,这是中国史前史的灿烂转折期——在距今5500年左右,各个地区同时发生了跨越式的发展。庙底沟类型的中心河南灵宝铸鼎塬地区出现了明显的聚落的等级分化现象,这是考古学认证社会发展社会复杂化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其中西坡遗址聚落的中心部位有大型房屋发现,考古学家认为,这样的房屋有可能是举行公共活动的房屋,一场重要的葬礼可能会在这里举行。此外,遗址外发现的可以清晰反映等级分化的墓地,对墓葬人骨进行的各种多学科检测分析等资料都显示,庙底沟的核心地区可能已经出现第一代领导者。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后半段这一时期,

河南灵宝铸鼎塬地区庙底沟时期遗址等级差别

  这样的领导者并非孤例,在安徽含山的凌家滩遗址、大凌河上游的牛河梁地区、江苏张家港的东山村遗址、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各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也有了高度的发展,也正是这种交流促进了相互作用圈的形成。值得重视的是,此时的交流很多都是社会上层的远距离的交流,李新伟研究员称其为“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这种远距离交流网最明确的证据,就是凌家滩和红山文化在玉器上高度的相似性,在两地都发现了各种形态的玉龟,以及玉猪龙、玉人、双联璧、勾云形器等,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种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根据考古学家们的研究,这些玉器均与天体运转、宇宙知识相关。因此红山和凌家滩的文化交流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最上层最高级的知识的交流,这种交流可能也涉及到以这些高级知识为基础的很多的宗教观念和仪式与活动。如此大规模、远距离的深入交流,是当时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尤其重要的特点。

社会上层的远距离交流

  李新伟研究员介绍,除了具有高度相似性的红山和凌家滩,还有很多其他证据能够说明这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的现象。以筒形器为例,这种抽象表示龟身的器物在大汶口文化、庙底沟西坡墓地和大溪文化中均有发现。这类器物在广大范围内的传播可能也代表了它所蕴含的宇宙观念的传播。另一方面,大口缸的分布范围也非常广泛。它们有着相似的形态,往往都出现在最重要的墓葬中。这些大口缸大部分应是本地制作的,所以人们交换的并非物品,而是相关的表达身份的墓葬礼仪。还有象牙镯、玉钺和石钺都能够说明这种交流。以上诸多证据就是根据目前考古资料能够辨识的交流内容。

  李新伟研究员认为,这种交流让各个地区产生互动,促进整体的形成。社会上层交流重要性在于,其内容不是一般的生活日用品和生活习惯,而是关于天文历法、人神交流、墓葬礼仪以及权利表达方式这些最为高级而重要的知识。通过了解这样的高级交流,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张光直先生所说的“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内涵,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相互作用圈形成的重要性,理解为何说它就是“最初的中国”或者是“文化上的早期的中国”。

  考古学资料已经初步展示了“相互作用圈”的存在。那么又该如何讨论与证明当时各个地区参与交流的社会精英们已对这个文化圈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共识呢?李新伟研究员介绍了美国考古学家、人类学家Helms的有趣观点:“社会上层的亲身远距离旅行是最重要的交流方式之一。社会上层的旅行至关重要:一方面,通过游学可以掌握本地民众难以获得的神秘知识和物品,使自己超凡脱俗;另一方面,充满传奇的长途旅行是值得夸耀的经历,是塑造自己英雄形象的最佳方式。”我们应该相信在中国的史前时代真实发生过这样的长途旅行。倘若如此,这些能够调用大规模的人力物力、组织大规模仪式活动,能够观测天地的领导者,在这种对自己的身份和威望具有重要意义的旅行中不可能不留下任何记载。如果这类事件曾经发生,关于这一广大的地理范围的知识就会积累、传播、交流。

  李新伟研究员认为,在这种知识积累的背景下,可以推测当时的社会精英们已经认识到这个作用圈的范围,也已经认识到这个作用圈文化是能够交流并共享文化因素的。在距今5300年前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各个地区的交流的密切,可能已经形成了对“最初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的共识。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即使是在这样的密切交流下,各个地区也仍然保留有自己的特征。如红山和凌家滩都具有较强的宗教倾向,而大汶口文化和崧泽文化更具世俗性。庙底沟社会则更具特色,那里出现大型的公共建筑,但大墓的随葬品很少。可见这些领导者们并不重视表现自己的富有和奢华,而是更重视对集体事务的管理。各地区的社会上层明显在使用不同的领导策略获得和维护权力。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可见在距今5300多年时,确实已经出现了一个可被称为“中国”的文化相互作用圈,且其中很多因素为我们后来的文明奠定了基础。在这一程度上,也可以说最初的中国已经出现,中国文明已经起源。但是,此时仍处于相对并行发展相互作用的格局,虽然作用圈内的各文化区已经认识到他们拥有同一个世界,但是他们还没有同一个梦想,一个促进各地区的一体化,进而构建一个广域统一国家的“中国梦”。

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多元性

  那么,最初的“中国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又该如何从考古上来发现这样的人呢?李新伟研究员认为,在考古上,他所在的文化应表现为“天下之强者”,人们能用考古资料证明这些文化精英们有广阔的自然与人文地理的知识,还可以试图找到一些证据来表现他们容纳四方的胸怀。

  在距今5300年后的一段时间内,这些地方文明并没有像预想中一帆风顺地持续发展并直接进入国家阶段,而是发生了广大而动荡的整合。最重要的一个现象是强大的庙底沟核心地区聚落遗址突然减少,高等级的聚落全部消失,同时还有人口的明显扩散,使西北地区进入动荡整合的时期。中国东部的发展相对平稳,大汶口文化继续发展,转入到龙山时代;崧泽文化与凌家滩文化整合产生的良渚文化,成为当时的天下强者。

  已有学者称良渚文化大墓墓主为“良渚王”,这些“良渚王”们似乎有着对自己的文化以及高级知识的热爱和执着,往往不愿把最高级的知识传向四方,也不在墓葬中放置来自四方的、他们认为的低级而不入流的物品。这是良渚文化在考古上所表现的独特的强大而自负的风貌,而这一文化在距今4300年前后突然解体,随后中国东部进入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而西北地区在长期的动荡整合中结出了陶寺文化这一硕果。

  考古学资料显示,陶寺的大墓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随葬品,与良渚文化不同,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些领导者在意四方,愿意在自己的墓葬里面来展示自己所拥有的四方物品。若如上所述,关于人文和自然地理的知识从距今5300年开始通过社会上层交流逐渐积累,到陶寺文化时期已历时共一千余年。陶寺是当时的“天下之强者”,这里可能已经出现了这种具有丰富的地理知识且胸怀四方的领导者。

  继陶寺而出的天下强者则来自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的领导者们也是胸怀天下的,以最强大的文化中心的地位,在一个范围甚至超出《禹贡》九州的地理范围内施展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获取资源、传播礼仪。这种强大中心为主导的互动,客观上肯定会促进参与互动的各个文化区的一体化。在此情势下,二里头的统治者是否主动以创作政治神话的方式,从文化心理上推进各地区一体化的进程,并心怀构建一个广域统一政体的梦想呢?目前的考古资料虽然让我们难以对此作出证明,但也明确提示我们,二里头的统治者是具备实施这种主观努力的政治动机、知识储备和运作能力的。

  李新伟研究员特别强调,良渚、陶寺和二里头都不能称作“最初的中国”,他们只是上述广义的“最初的中国”的不同时期的天下之强者,是对整个“最初的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政治实践的典范。

  李新伟研究员最后指出,认为“大禹治水”是不容轻易否定的历史记载的“释古”态度与考古资料并不符合,仍在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大一统怪圈”中徘徊。《禹贡》其实是宣扬广大地理范围一体化的高超政治宣传方案。中国最初的这些政治家们选择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独特政治智慧的政治神话:这一广大地理范围之所以为一体,是因为这是一个经过圣人梳理过的范围——“禹迹”所到之处,如文明之光普照,覆盖九州,使之成为与蛮荒之地迥然有别的文明世界,这一广大的范围应该由圣人来领导。

  我们应冲破古史记载的藩篱来认识中国文明形成的真正的伟大之处,这一伟大之处在于各个地区社会精英的政治理想和创造性的政治实践。正是由于政治精英们在作用圈内前仆后继地构建、实践着自己宏大的政治理想,才使得中国在公元前1100多年时,由并非占据“中国”(在周人的概念里是“天下”的中央地区,不是“位居中央的高级政体”)的周人在世界范围内首次以一种政治方式来实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范围内的政治一体化。

同学提问

  讲座后,现场的同学就陶寺文化、石峁遗址等问题与李新伟研究员交流探讨,李新伟研究员耐心细致地回答了相关问题。随后李映福副院长对讲座进行了总结。至此,讲座在热烈掌声中圆满落幕。

  本文部分插图来自李新伟老师ppt,特此感谢!

供稿:四川会务组 李梓嫣

摄影:郜一宁

审核:万娇

编辑:韩翰

作者: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