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2018·成都）公共考古系列讲座”之一的“从‘播厥百谷’到‘五谷丰登’——来自植物考古学的证据”的专题讲座于10月23日下午，在西南民族大学航空港校区举行。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孙永刚教授作为主讲嘉宾，为西南民族大学师生带来了有关植物考古的专题报告。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王建华教授主持讲座。

孙永刚教授

　　报告从两个方面进行。

　　首先，对植物考古的研究对象与理论方法进行介绍。

　　孙教授明确指出植物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炭化的植物遗存。获得这些植物遗存的方法主要通过样品的浮选使植物与泥土迅速分离。而采样方式有全面采样、针对性采样和剖面采样三种。并强调“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对数据分析的重要意义，尤其后者是确认某种植物的使用是否具有普遍性的重要指标。

讲座中

　　而后，从农业的孕育、农业的早期发展、农业的形成、五谷丰登与中华文明的形成四个阶段，展现了植物考古巨大的研究能量。

　　1、农业的孕育：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0000年前后）

　　在北方地区的柿子滩遗址和东胡林遗址出土的石磨棒、磨盘的残留物中都发现了黍和粟。其中东胡林遗址中出土的炭化粟粒，形态上已经具备栽培粟的基本特征，但尺寸都非常小。由此猜测，该时期的粟可能正处于由狗尾草向栽培粟进化的过程，东胡林人应该已经开始种植小米了，并逐渐适应了一种半定居的生活方式。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上山遗址出土了一些稻壳印痕和稻谷的小穗轴。只是由于上山遗址浮选出土的属于上山文化时期的稻遗存数量太少，稻遗存的栽培属性还无法判断。据此推测，上山文化先民有可能在采集自然生长的野生稻的同时开始耕种稻，即实施了某些耕作行为。

　　2、农业的早期发展：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8000—6500年前后）

　　兴隆沟遗址出土的炭化植物遗存中，黍和粟的数量非常少，根据现代样品的对比分析推测，兴隆沟遗址出土的黍应该处在由野生向栽培的驯化过程。大地湾遗址一期仅一份样品，浮选出8粒黍。从这两处典型遗址的浮选材料可见，北方地区的先民已经开始了种植黍和粟两种小米，开始旱作农业生产，但狩猎采集活动仍然是其生业形态的主导。尽管区域面积广大，但各地区分别出现发展水平相似的旱作经济文化，这和整个北方地带环境气候变化的宏观节奏相一致。 贾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炭化植物遗存。其中野生植物资源的数量丰富，种类多样，且出土概率维持在较高水平；水稻及田间杂草的出土概率未占优势，稻米可能仅提供必要的食物补充。稻作农业可能仅是贾湖先民的辅助性生业活动，野生植物资源应该是其植物性食物结构的主体，采集是获取植食资源的主要方式。

　　河姆渡遗址由于其所在区域地势湿洼，文化堆积长期被水浸泡，起到了有效的隔氧效果，为各种有机质文化遗物提供了良好的保存条件，因此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异常丰富的植物遗存，其中包括水稻遗存。要注意的是，虽然河姆渡文化先民确实从事着稻作农业生产，而且稻谷也应该是当时人们重要的食物资源，但是稻作农业生产并没有完全取代采集狩猎活动农业成为河姆渡文化的社会经济主体。

　　田螺山遗址与河姆渡遗址的周边环境也十分相似，特别是埋藏条件完全相同，即文化堆积长期被水浸泡，所以在田螺山遗址中也保存有非常丰富的有机质遗物。田螺山遗址总共鉴定23615个植物残体，包括水稻、菱角、栎果、芡实等50个种属，其中占绝对数量最多的种属是橡子。其他种属在绝对数量上无法相提并论。尽管目前要找到合理的方法来评估田螺山先民食谱中栽培水稻和野生采集资源的相对比例很有难度，但毫无疑问的是，田螺山遗址很大程度上依赖野生坚果类采集和储存。

　　此时稻作农业生产虽然已经成为了社会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仍然无法完全取代采集狩猎，因此迟至河姆渡文化时期尚未进入到以稻作农业生产为主导经济的农业社会。

　　3、农业的形成：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6500—5000年前后）

　　半坡先民从事着农耕生产，所耕种的农作物包括有粟。

　　在鱼化寨遗址属于半坡期和史家期的浮选样品中以粟和黍两种小米的出土数量最多，二者合计占所有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61％。此外，粟和黍两种小米的出土概率高达81％，明显高于其他出土的植物种子，再结合绝对数量的对比结果可以看出，粟和黍与鱼化寨遗址古代先民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两种小米应该是当时人们的主要食物资源。据此，其生业形态已经是以农耕生产为主，耕种的农作物主要是粟和黍两种小米，可能还有少量的稻。

　　通过对魏家窝铺遗址可食性植物种子和哈民忙哈遗址出土炭化农作物的量化分析可知，早在仰韶文化的早期阶段，以耕种粟和黍这两种小米为特点的北方旱作农业已经成为中国北方地区仰韶文化分布范围内的经济主体。大约在距今6500年前后，中国北方地区由采集狩猎向旱作农业的转化业已完成。但不同的是，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时期的生业形态还不是很清楚，或者说考古资料还不是很充足，旱作农业经济在红山文化时期的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良渚文化茅山遗址的发掘表明，良渚文化中晚期水稻田已有明确的道路系统和灌溉系统，良渚先民对水稻田已有了比较先进而细致的规划。可见，良渚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生产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拥有了比较完善的农业生产体系和管理制度，农耕生产的劳动效率提高，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所以仅需要投入一部分社会成员从事稻作农耕生产就可以为全社会提供充足的粮食需求。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完成了由采集狩猎向稻作农业的转变过程，良渚文化已经进入到以稻作农业生产为主导经济的农业社会。

　　4、五谷丰登与中华文明的形成：龙山时代—夏商周（距今5000—3500年左右）

　　西辽河地区，是典型的北方旱作农业，8000年前开始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到了夏家店下层时新出现了少量的大豆，但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自始自终保持了典型的旱作农业特点。

　　黄河上游即西北地区，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主，但在河西走廊， 距今4000年后传入的小麦大麦增长的速度特别快。

　　黄河下游地区，在龙山文化时代，是以种植两种小米以及水稻为主的稻旱混作农业。大豆极少，小麦也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到了岳石文化，小麦的出土频率提高了，比重依然非常少。直到3000年之后水稻的比重才开始忽然下降。

讲座现场

　　只有在中原，农业生产特点始终处在动态的变动中，谷物的种类逐渐增加。也就是说只有在中华文明形成的核心区域中原地区，包括粟、黍、水稻、小麦和大豆在内的农作物品种齐全。

　　中华文明形成的阶段恰恰是气候变化最剧烈的一个阶段，洪水漫天且周期不可预测，环境和气候变化波动期，过于依赖单一农作物的地区经受不了冲击便消亡了，但中原地区实施了多品种农作物的种植方式，提高了自己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为文明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讲座结束后，孙永刚教授与参加讲座的师生们进行了问答互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树芝研究员全程参与，并为师生们解答疑问。 

图/文整理：四川组委会 翦辉

 　　审核：万娇

 　　责编：荼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