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2日至23日，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动物考古专委会分会暨第九届全国动物考古学术讨论会在四川成都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山西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等全国26个科研机构和高校的50余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袁靖研究员首先致辞，总结了近五年来动物考古取得的成绩，希望动物考古研究人员与考古研究人员更加紧密地合作，从多个角度聚焦单个遗址，开展全方位的研究；并鼓励年轻一代要在今后的动物考古学研究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随后，25位中青年研究人员围绕动物考古理论和方法的探索、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鉴定、特定动物种属骨骼形态的研究、史前与先秦时期祭祀用牲、区域性动物资源开发方式等进行了学术演讲，内容基本涵盖了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主要方面。研究方法涉及形态学研究、古DNA研究、食性分析、锶同位素分析、民族学、文献史学等多个方面，并强调多角度、全方位地对动物遗存进行综合研究。与此同时，为增进与考古学的结合，特邀考古学家讲演具体遗址的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进展。

　　本次会议集中展现了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以解决考古学问题为目的，多角度、全方位地对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遗存开展综合研究。

　　本次会议专门组织“多视角下的动物考古学研究”专题，特邀陕西省凤翔县血池秦汉祭祀遗址发掘领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田亚岐研究员对血池遗址的发掘及初步研究进展作专题报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杨苗苗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相龙助理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唐自华副研究员、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少卿博士等科技考古研究人员围绕血池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开展了形态学研究、食性分析、锶同位素分析、古DNA研究等方面的探讨。通过这样的综合研究，使得我们对秦汉时期国家级祭天仪式的用牲制度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如，当时的动物用牲有马、牛、羊三种，以马为主。马匹的母系来源包括A、B、C、D、E、F等6个谱系。这些马牲来自不同地区，基本上是2岁以下的幼年个体，毛色以枣色为主。它们生前的食物种类多样，既有属于碳三类（如杂草）的、也有属于碳四类（粟、黍及它们的秸秆）的，且祭祀前用碳四类食物饲养过一段时间。马牲的运动能力一般，似乎并非优良品种。这些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生动地再现了秦汉时期马牲选择、征集、饲养管理与使用的具体情况，丰富了学术界对祭祀用牲制度种种细节的认识，显示出依托于动物考古多角度的研究不仅可以证经补史，而且可以独立撰写相关历史。这种多角度、全方位设计课题，精心组织多学科合作联合攻关，多种方法聚焦具体考古学问题的研究模式，为多学科合作与学科间的融合树立了典范。

　　第二，研究内容不断丰富，学科发展框架更加完善。

　　本次会议演讲的内容既包括理论方法的反思与探索，也有动物骨骼鉴定与研究这类基础研究的扎实推进。在理论方法的探索方面，中国科学院大学胡耀武教授就稳定同位素与动物驯化进行了系统总结和反思，在指出当前稳定同位素研究动物驯化方面存在问题的同时，提出要从人与动物之间关系入手来讨论动物驯化的过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莫林恒副研究员则通过动物考古学测量研究探讨种属鉴定、运动功能区分和品种培育过程。动物骨骼形态学研究方面，中山大学余翀博士与浙江省博物馆刘羽阳博士结合具体遗址，在对考古发掘出土鱼骨进行科学鉴定的基础上，归纳鱼骨体长的测算方法，进而对先民捕鱼活动进行了复原；吉林大学研究生梁琪瑶对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出土鸟类骨骼进行了系统的形态学鉴定和分类，这有助于提高鸟类骨骼的鉴定和研究水平。

　　第三，研究深度不断提升，专题研究逐渐推进。

　　近年来，动物祭祀研究逐渐成为动物考古学研究的热点，本次会议有10个报告直接或间接与祭祀用牲有关。除了血池遗址动物遗存综合研究外，山东大学研究生乙海琳对安徽金寨史前祭祀用牲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志鹏副研究员、武汉大学刘一婷博士、日本学者菊地大树博士分别依据河南偃师商城、陕西宝鸡周原、陕西咸阳闫家寨与黄陵寨头河等遗址与祭祀相关的动物遗存对早商至战国时期祭祀用牲制度进行了研究和梳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王娟博士则对蒙古国境内高勒毛都匈奴时期墓葬殉牲进行了研究，并结合民族学材料对匈奴的殉牲习俗进行了讨论。除此之外，吉林大学蔡大伟教授与其研究生朱思琪系统介绍了丝绸之路沿线多个遗址马骨的古基因组研究，浙江大学郭怡副教授则通过对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水牛的同位素分析，讨论了长江下游地区水牛驯化的问题，广西民族博物馆陈君博士对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出土骨器开展系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研究所易华研究员对出土文字材料和传世文献中的“犬”与“狗”进行考证。

　　第四，基础资料不断积累，研究区域继续扩大。

　　单个遗址动物遗存的鉴定研究报告是动物考古学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其重要性就像考古发掘报告（简报）之于考古学研究。因此，本次会议有多位学者介绍了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鉴定与研究进展。如，北京大学张颖讲师、西北大学李悦讲师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李文艳助理研究员分别对广东虎门村头、陕西旬邑枣林河滩、河北武安磁山等遗址出土动物遗存进行了鉴定和研究，山东大学研究生乙海琳、王红英、高亚琪分别对安徽宿州金寨、河南安阳大司空、四川成都蜀王府苑囿等遗址动物遗存进行了鉴定和研究。在此基础上，这些学者还有针对性的讨论了相关遗址和地区家畜起源与传播、生业经济重建等问题。此类研究所涉及的遗址在时间上从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在地域上除了中国各地考古遗址外，还有蒙古国等境外遗址新出土的第一手材料。

　　概而言之，本次会议是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方法多样化、研究人员团队化、研究问题精细化、研究视角国际化的集中呈现。通过会议的召开，动物考古研究人员共同交流和分享本学科各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展现了动物考古学良好的发展态势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对推动动物考古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次会议的演讲者以青年研究人员为主，大家充分展示了各自的学术风采和敏锐的学术视野。这说明，青年学者已经成长起来，逐渐开始挑起中国动物考古学发展的重担。我们相信，在各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动物考古学的明天一定会更加辉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辑：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