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晚8点，“走进·考古”学术沙龙系列和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公共考古讲座“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模式的环境因素”在电子科技大学青河校区学生活动中心举行，由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莫多闻教授主讲。讲座拓展了同学们的环境考古知识。

　　莫教授首先简单介绍了“文明”一词在不同学科和语境中的多种含义。并指出，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依据人类生存技术和社会管理形式的发展演变过程，将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之后得到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许多学者普遍肯定和引用。所以，文明起源是指作为人类历史的高级阶段----“文明时代”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同时，简单介绍了国际学术界关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考古学标志，以及中国学者根据中国实际就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考古学标志所做的研究与探讨。

莫多闻教授

　　随后，莫多闻教授结合中国考古学家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介绍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多元一体过程。中国史前农业萌芽于距今10000年前后，至距今8000年前后，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地区，均已出现具有一定水平的谷物栽培农业。至距今6000年前后，由于农业经济和新石器文化的持续发展，上述各地区先后开启了文明进程。距今5000年前后至距今4000年前，长江上、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先后进入古国文明时期，而黄河上游地区及西辽河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文明进程出现停滞或相对衰落的趋势。距今6000年至距今4000年期间，从社会复杂化和文明迹象的出现，到古国文明的形成，虽然各地区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文化联系，但仍以各地区独立起源与发展为主。距今4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地区本地文明的进程出现快速衰落趋势，黄河下游地区的文明进程也出现相对衰落趋势，而以黄河中游为主的中原地区则出现加速发展的势头，并逐渐将上述周边地区纳入统一发展的轨道，进入夏商周三代王国文明时期。

　　然后，讲座列出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环境考古研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从环境的角度解释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模式是其中一个重要问题。严文明、张光直等著名学者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对此问题进行过多次探讨。讲座运用近年来多方面的古环境研究结果，从三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了重点阐释。

　　其一，中国新石器文化多样性与文明多元起源的环境基础。首先，中国新石器文化早期起源与长期发展，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地区包括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西辽河流域这样广阔宏大的地域。该地域范围内不同地区的气候、地貌、水文、土壤、动植物等自然环境特点及演变历史都存在显著差异。环境的差异，导致各地区生业模式、居址建筑方式及各方面文化特征都存在显著差别。其次，中国新石器文化发展与文明早期起源地区南北东西跨度近2000公里，各文化区都是一个范围很大的地理区。新石器文化发展和文明起源早期过程中，空间距离是制约区域间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因素。因此，虽然各地区之间在新石器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密切联系，但仍以各地区独立发展为主。肇始于新石器晚期的文明起源进程也是以各地独立起源为主。

　　其二，中国新石器文化统一性与统一文明形成的环境基础。首先，虽然各主要文明起源地区存在显著的环境差异，但也同时存在显著的环境相似性。如大部分地区同为季风控制或影响下的雨热同季气候，辽阔的黄土地貌或河流冲积平原等相似的土地资源条件，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各地区均形成了以种植农业为主的经济基础。其次，各地区相互邻近，具有通达便利的地貌条件，相邻区域的环境条件具有相似或过渡性特征，便于各区域、尤其相邻区域间在新石器文化发展进程中发生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再其次，中华文明早期起源地区东部与东南临太平洋，西南和西北有高大山脉，西部多戈壁沙漠，北面高寒，同域外古代文明形成区域之间存在的巨大空间距离和地理阻隔，使得中国史前文化以内部区域间的交流为主，同域外的相互作用相对较弱。由于上述环境基础，中国境内各区域间史前文化的交流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早期甚至更早的时期，往后各区域间相互作用不断增强，各区域文化中共同因素不断积累，为日后统一的中华文明形成奠定文化基础。另外，中原地区的环境优势与人类文化的强盛发展，对中国史前文化和文明发展统一性的形成发挥了核心作用。

　　其三，约距今5000-4000年期间的环境变化促进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首先，从西辽河流域，到内蒙中南部和陕北地区，再到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全新世以来处于半湿润与半干旱气候的交界地带，气候的脆弱性使得人类文化演化对气候变化具有较高的敏感性。这些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兴起和发展曾受到中原地区较大的影响。距今5000年前后和4000年前后发生的两次气候干凉化事件，导致这些地区的文明进程出现停滞，有的后来逐渐转型为较为分散、规模较小的畜牧业文化。其次，长江中下游地区，气候和土质条件不适合发展丘陵山地旱作农业，这些区域都以稻作农业为主，稻作农业依赖于水资源条件便利的平原低地，而平原低地的稻作农业易受到区域水位升高而发生的洪泛事件的冲击。研究表明，长江下游的平原地区，由于全新世以来的泥沙淤积，导致河湖水域逐渐减少，区域水位有逐渐升高趋势。约距今4300年前后，东海海面又一次波动性升高了2米左右，且维持了近千年的时间。这种情况下，当每年河流较大，洪水与海潮相遇形成的河流高水位导致洪水向平原低地泛滥，严重危害了平原低地的稻作农业。该地区一度十分发达的良渚文明因此而迅速衰落，后继的新石器末期和夏商时期的区域人口和聚落数量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以本地为主的良渚文明衰落之后，后继的文化发展接受了黄河流域文明日益增加的影响。长江中游地区以本地为主的屈家岭-石家河文明也在距今4000年前后显著衰落，后继的文明发展历程也接受了黄河中游地区夏商周文明日益增加的影响，该历史过程背后的环境影响同长江下游地区具有相似的原因。第三，长江上游四川盆地广大中、东部地区以丘陵地形为主，河谷低地平原面积很小且分散，并且水患较多，阻碍了稻作农业在盆地地区的发展；盆地西部成都平原地区的气候和土质条件、以及可能存在的水患灾害，也阻碍了黄河上游地区旱作农业南下盆地平原地区。所以该地区新石器文化繁盛起来的时间较晚。距今5000年前后文明起源时期的宝墩-三星堆文明虽然具有鲜明的本地特色，但其兴起和发展进程中明显受到了黄河中上游和长江中游等地区的影响。且由于区域文化整体势力、偏居一隅的地理位置等原因，在后继的周秦汉时期也被逐渐纳入中华文明统一发展的进程。第四，黄河下游地区距今4000年前的稻作农业已占较大比例，在气候干凉化背景下受影响较大；黄土丘陵台地区域比例较小，平原低地受水患影响也较大。龙山文化晚期开始出现明显衰落趋势。加之地域不及中原广大，因而随着中原商周文明强盛发展的时期也被逐渐纳入中华文明统一发展的进程。第五，以黄河中游为主的中原地区，较高的气温和降水在气候干凉化背景下可以支撑旱作农业的持续发展；黄土丘陵台地分布广泛，限制了河流水患的影响；位置居中、环境特征适中，有利于吸纳周边区域文化因素或向周边辐射文化影响；地域广大，有利于形成区域强势文化。正是由于独特的环境优势，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原地区在中国史前文化和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历经庙底沟文化的强烈辐射，夏商周王朝和秦汉帝国的形成，对于促进中华多元一体的统一文明发展进程发挥了核心作用。

校外同学提问

　　除了本校的同学外，还有来自外校的同学专程过来听此次讲座并提问：

　　1.来自川大的一位大二的同学询问教授现阶段环境考古存在哪些主要问题？教授回答，虽然环境考古研究和环境考古学科的形成已经有较长的历史，但目前存在的问题还较多。这些问题或多或少同环境考古学科的复杂性和学科的不够成熟有关。复杂性是指古环境重建和人地关系分析，需要研究者对考古学及与自然环境相关的许多学科有比较全面和深度的把握。学科理论与方法体系的不完善使得相关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缺少科学严谨的理论和方法。因而可能导致一些研究出现以偏概全或“两张皮”的问题。因此建议以后的环境考古研究，第一需要加强遗址或区域古环境要素的系统重建；第二，加强人类文化和自然环境各种要素间相互作用机制的分析研究；第三，加强环境考古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2.一位来自西北大学的同学提出“中华文明在多元起源向统一发展的进程中，是否存在许多不同区域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征服的过程？”教授回答，世界各古代文明起源地区，在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历史上，都曾存在过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冲突，甚至同一区域和文化内部也曾发生冲突，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历史也不例外。冲突往往是相互的。中华文明由多元起源走向一体的进程中，也有很多和平的融合过程，其中又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伴随人群流动的由人口相对稠密、文化相对先进地区向相对人口稀少、文化相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另一种是少有人群流动，主要表现为技术和文化由一个地区向邻近地区的传播。这样的文化交流和传播在很多情况下也是双向的。无论冲突还是和平的交流融合，最终都促进了中华文明的进一步壮大，说明中华文明走向统一发展的过程是客观的历史趋势。

　　至此，随着热烈的掌声，本次学术交流沙龙圆满结束。

文字整理:余悦婷

文章素材:杨腾林、赵睿思

摄影:余悦婷

审核：万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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