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1～24日，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四川成都召开。按照中国考古学会秘书处布置安排，三国至隋唐考古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于10月23日在金牛宾馆礼堂二楼D会议室举行，为期一天，共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京市博物馆总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大同市考古研究所、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冈石窟研究院，以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山西大学、兰州大学、新疆大学、西华师范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代表共计60余人参加学术研讨（图1），会议期间旁听学者和学生人数众多，济济一堂（图2）。

图1 参会代表合影

图2 会议现场

　　会议共分三个议题：中外文化交流、墓葬及手工业、石窟与佛寺，先后有19名学者就三国至隋唐时期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东亚地区文化交流与发展、墓葬发现与研究、陶瓷手工业生产、石窟与佛寺等方面进行了专题报告，并与参会学者们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交流和讨论（图3、4）。

图3 现场提问

图4 现场提问

　　一、中外文化交流

　　“中外文化交流”主题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主持（图5）。自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概念，特指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3～14世纪横贯欧亚的陆路交通干线以来，丝绸之路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已大为扩展，凡涉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都被囊括其内，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本专题共有9位学者分别就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文化交流进行了学术讲演。

图5 主持

　　陆上丝绸之路对外而言无疑是自西向东、自北向南推进。十六国时期的统万城位于当时往来关中和平城的交通要道上，因特殊地理位置而成为这一路线上的重要节点，在文化交流和传播方面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邢福来研究员和苗轶飞以“统万城及其周边发现的西域相关文物”为题发表讲演，通过对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的梳理，对大夏、北朝、隋唐和宋元四个时期统万城及周边所发现的与西域相关遗存和文物进行了系统介绍。（图6）

图6 发言 

　　唐代都城长安是7至9世纪著名的国际大都市，作为陆上丝绸之路从国际角度而言的终点，长安城东、西两市是该城的大型集贸中心，无疑在中外交流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人们虽都熟知东西两市在中外贸易中的重要作用，但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有哪些文献和考古物证资料，迄今少有全面综合的论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龚国强研究员以“唐长安东西两市与中外文化交流”为题发表讲演，根据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从宗教文化传播地、歌舞酒乐文化演出地、经商文化交流地、器物装饰文化的时尚中心、外国使者、商旅必到的购物中心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和论述，以文献和考古的大量证据证明隋唐长安城东西两市在当时的中外交流方面充当的重要媒介作用。（图7）

图7 发言

　　陆上丝绸之路在到达汉唐时期的首都长安后并未停止，在当时疆域范围内仍继续在内部交流扩大，其中以荆襄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便是丝绸之路自洛阳盆地向南推进的一个重要区域。中国人民大学李梅田教授以“中古丝绸之路的南延”为题发表讲演，他通过检索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重点分析六朝襄阳画像砖和唐代长沙窑瓷器上的外来因素，重新审视了中古长江中游地区“胡风”的形成及影响，指出中古丝路的南延是一个持续发生的过程，永嘉之乱和安史之乱后的北人南迁浪潮对长江中游胡风的形成至为关键，以荆襄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是中古南北、东西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汉水或可视为中古丝路的南延之路。（图8）

图8 发言

　　继李梅田教授的讲演之后，中央美术学院耿朔亦从陵墓石刻角度关注洛阳、襄阳与建康之间的关系。他讲演的题目是“于襄阳致之——中古陵墓石刻传播路线之一瞥”，通过对洛阳、襄阳、建康等地发现陵墓石刻组合和造型的比较，指出襄阳及南阳地区的陵墓石刻应与洛阳在东汉至魏晋时期存在联系；西晋永嘉南迁之后，寄居襄阳的北方大族在丧葬制度方面保留了洛阳传统；至五世纪中期，南朝宋孝武帝刘骏在为父亲文帝扩建长宁陵时吸纳了源于魏晋洛阳的碑、柱、兽组合，并将之作为帝陵神道石刻的标配，这是孝武朝政治和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图9）

图9 发言

　　与陆上丝绸之路并重的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当然陆上丝绸之路更多体现的是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影响，而中古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反映的则主要是对海东的影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贺云翱教授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唐代中新日三国交往史考古——以南通如东掘港国清寺遗址考古和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中心”为题发表讲演。近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续有关于中外文化交流遗存的考古新发现，他重点介绍了如东掘港国清寺的考古发现，并系统梳理了江苏连云港市封土石室墓、张家港黄泗浦遗址、上海青龙镇遗址以及江苏扬州、浙江宁波、山东胶州等处有关发现，指出：这些地点的出土遗存真实反映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3-14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要通道及其网络关系的构成，对外交往从秦汉时代以今山东古登州港一线为中心，到隋唐宋时代以今江、沪、浙诸港口为中心，这种空间演变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运动机理。（图10）

图10 发言

　　接续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遗迹点的发现，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张学锋教授以“百济遗民还是新罗移民？——连云港土墩石室墓墓主群体身份的再辨析”为题重点论述了连云港地区发现的土墩石室墓墓主身份问题。土墩石室墓的性质及年代经考古调查早已确认为唐代墓葬，但是这样一种特殊墓葬形制在连云港地区出现的原因在以往未得到有效解决。通过实地考察，张学锋教授结合文献中关于唐代海州地区新罗移民的记载，以及对朝鲜半岛5至8世纪横穴式石室墓的对比研究，推断连云港地区土墩石室墓应为唐代新罗移民留下墓葬。针对韩国学者提出的“百济遗民”观点，他指出：所谓“百济遗民”，只是因某个突发政治事件瞬间形成的群体，他们是政治和战争的牺牲品；而“新罗移民”，虽然我们无法完全排除其中含有部分“遗民”子孙的可能性，但却是长时段因人的流动而形成的社会圈，而这个社会圈，正是文明交往的结果。（图11）

图11 发言

　　南京市博物馆总馆邵磊研究员讲演的题目是“百济武宁王妃木枕所绘摩羯纹试析”，通过对韩国公州百济武宁王陵出土木枕所绘摩羯纹的分析，探讨了其所具有的深刻佛教背景，并对这种文化传入朝鲜半岛的背景因素进行探究，认为：从地理位置来看，百济不大可能直接从古印度或中亚地区获得对摩羯形象的认识。由于百济奉东晋、南朝正朔，与北魏鲜有交往，且陆路又为世敌高句丽阻绝，武宁王妃木枕上描绘的摩羯纹应来源于4-6世纪的中国南方地区。（图12）

图12 发言

　　西华师范大学张成副教授发言的题目的是“镇墓神像与古代文化交流”。他以“古代文化交流”的宏观视野对中国古代镇墓神像进行了全面系统研究，认为：随葬镇墓神像之风始于春秋战国，历经汉、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以降，在南北各地广泛传播和流行，其形成、发展和终焉，不仅与墓葬制度、埋葬风俗和宗教信仰密切相关，而且与古代王朝更替、族群迁徙与文化交流同步亦趋，堪称中国古代文化史的一面镜子。（图13）

图13 发言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徐坚教授关注了一个经典问题，他以《三角缘神兽镜再检讨》为题发表讲演，通过对三角缘神兽镜纹样和刻铭研究，对“魏镜说”和“吴镜说”两种传统观点进行了全面辨析，提出历史考古学存在的困境——物质文本与书写文本之间的矛盾，进而从海上交通的角度提出吴魏交汇的“辽东/渤海说”。（图14）

图14 发言

　　二、墓葬及手工业

　　第二个环节“墓葬及手工业”主题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贺云翱教授主持（图15），共有6位学者分别就三国至隋唐时期墓葬及陶瓷烧造问题进行学术讲演。

图15 主持

　　伴随陆续发现的新材料，三国时期墓葬研究逐渐成为近年学术研究的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郭晓涛副研究员以“洛阳西朱村曹魏墓墓主身份蠡测”为题发表讲演，基于已有资料和研究成果，通过对墓葬朝向、墓道填土、墓室出土人骨、棺底支座、刻铭石牌内容等方面分析，认为墓主系魏明帝之女平原懿公主曹淑（太和六年期月而亡）与甄皇后亡从孙甄黄。（图16）

图16 发言

　　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杨一副研究馆员讲演的题目是“湖北襄阳岘首山墓地乐肇墓”。该墓位于襄阳市襄城区岘首山上，2017年8月发现，与之同时发现的墓葬共有7座。该墓位于墓地的东部，为带斜坡墓道单砖室墓，出土青瓷狮形器、金戟形簪、铜鐎斗、铜弩机、铁镜等各类器物40余件（套），其中一方底面刻铭为“乐肈”的六面铜印较为重要。通过对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的考古学断代分析，他结合《三国志》记载推测该墓墓主人乐肇或为曹魏“五子良将”乐进之孙。（图17）

图17 发言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赵俊杰副教授和崔雅博发言的题目是“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墓研究札记——以南京西善桥宫山墓与石子冈M5为中心”。“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代表了南朝墓葬装饰的最高水平，此类壁画墓目前只见于南京与丹阳，一般被认为是帝陵或高级贵族墓，已发现这类题材或要素的墓葬有九座。赵俊杰经重新排比复原石子冈M5与西善桥宫山墓同类题材纹样砖后，发现前者拥有比后者更多的细节与更立体的线条，因此认为石子冈M5年代应当早于宫山墓，或为南齐晚期，同时基于相同题材砖画出现尺寸差异的情况提出等级划分的可能。（图18）

图18 发言

　　云冈石窟研究院王雁卿研究员以“细读沙岭北魏壁画墓”为题发表讲演。沙岭壁画墓是北魏平城壁画墓中纪年最早的墓葬，墓主人为死于太延元年(435)平西大将军破多罗氏母亲。她着重对墓葬漆画和壁画内容进行全面而详细梳理，探讨了五世纪上半叶的北魏平城鲜卑文化、汉文化、三燕文化、西来文化等多元文化融合的盛况。（图19）

图19 发言

　　北方青瓷和白瓷的起源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一个重要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珊以“北朝晚期陶瓷生产格局的变迁”发表讲演，她认为自战国秦汉以来的北方主流品种低温铅釉陶由于原材料的改进、胎釉配方的革新和窑炉温度的提升，在北朝晚期出现了胎体洁白、釉色清淡的新品种，为隋唐时期三彩和白瓷的创造提供了技术和审美基础。受到持续传入的南方高温钙釉青瓷的影响，青瓷在北朝晚期实现了本地制造，高温钙釉技术助推了白瓷的产生，是我国古代陶瓷生产的里程碑式成就。北朝晚期政权与北方草原及中亚、西亚地区文化互动频仍，来自域外的金属器、玻璃器对北朝陶瓷的器型、器类及装饰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开创了隋唐时期陶瓷生产的新风尚。（图20）

图20 发言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兴国副研究馆员发言的题目是“长沙窑釉上彩工艺的显微观察”。他通过对长沙窑出土各品类彩瓷最新的显微观察，发现这些彩瓷均使用釉上彩工艺，而未发现任何一件釉下彩工艺制品。基于所观察标本出于遗址内不同区域，涵盖了长沙窑彩绘瓷的绝大部分品种，因此提出釉上彩是长沙窑彩瓷主流工艺的观点。（图21）

图21 发言

　　三、石窟与佛寺

　　研讨会第三个环节“石窟与佛寺”议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裕群研究员主持（图22），先后有4名学者发表讲演。

图22 主持

　　兰州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研究所魏文斌教授首先以“麦积山石窟第133窟窟顶图像”为题发表讲演。麦积山第133窟为北魏晚期营建的大型石窟，洞窟形制类似于汉代崖墓形式，窟内造像均表现出北魏洛阳佛教造像的样式，窟顶还保存了一些不完整的壁画图像，从残存的图像可以看出是一幅宏大的由仙人引导的神仙图，这种图像的形成系受到汉代以来升仙思想的影响，北魏晚期的麦积山石窟对于传统升仙内容和异兽等图像与佛教在北朝时期相结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图23）

图23 发言

　　陕西历史博物馆杨效俊研究员讲演的题目是“武周时期从长安到敦煌的佛舍利崇拜——以莫高窟第332窟为中心”。圣历元年（698）的莫高窟第332窟是武周时期出现的新形式洞窟，其建筑和图像程序为从佛祖寂灭到佛法永恒，主题为武周时期兴盛的佛舍利崇拜。通过对从长安到敦煌佛教艺术传播的研究，她认为第332窟是在都城长安的佛舍利崇拜的影响下形成的敦煌地区独特的佛舍利崇拜形式。（图24）

图24 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利群副研究员以“试析北齐至隋代的菩萨造型特征”为题发表讲演。他以六世纪末期邺城地区特定的历史宗教背景为切入点，以有纪年的背屏式造像为标型，参考同时代长安地区北周至隋代及成都地区南朝至隋代的同类造像，对邺城、定州、青州和诸城等地出土的单体菩萨像的题材和造型特征进行分析，提出：单体菩萨的题材以观世音菩萨为主，造型包括以对称的璎珞装饰为主要特征的北齐菩萨像、以不对称的披帛装饰为主要特征的隋代菩萨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北齐在隋代初年延续的菩萨像，北周武帝建德法难及隋文帝杨坚恢复佛法修复故像的历史事件对于区别北齐和隋代菩萨造像具有重要意义。（图25）

图25 发言

　　中古时期佛教寺院布局演变研究是佛教考古的重要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沈丽华代表邺城考古队以“邺城遗址核桃园北齐大庄严寺2号佛殿及其院落考古发掘与研究”为题发表讲演。他重点介绍了核桃园北齐大庄严寺以2号佛殿为主体，6号、7号廊房环绕与南侧5号门址围合而成的佛殿院落的考古发现情况。核桃园北齐大庄严寺佛殿院落的发现不仅为探讨中古时期佛教寺院的平面布局和功能演变提供了重要材料，也对探寻东魏北齐邺城外郭区平面布局、里坊结构以及北朝晚期大型建筑营造技术与工艺等均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图26）

图26 发言

图27 学术总结

　　会议最后，中国考古学会三国至隋唐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对研讨会进行了学术总结。（图27）

撰稿：沈丽华

摄影：黄珊 沈丽华

审核：朱岩石

编辑：荼荼 张小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