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晚上七点，“考古·发现”学术系列沙龙即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公共考古讲座“元代海上瓷器贸易的规模与特点”在电子科技大学清水河校区学生活动中心举行，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大树教授主讲。讲座由电子科技大学的学生代表主持。

　　秦大树教授开篇先介绍了中国古代大规模海上贸易的概况：中国古代大规模的海上贸易大体始于8世纪后半叶，从此相沿不断，直到20世纪初期。但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外销的规模和范围并不是平稳均衡发展的，而是波浪式的发展，既有高潮，也有低谷，外销的规模和范围在不断变化，贸易的船货则更加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点。14世纪前半叶的元代后期，正是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的一个高峰时期，是大航海时代出现的16世纪以前外销规模最大，范围最广远的时期。

　　这次讲座将通过对亚洲到非洲的几个典型遗址中出土中国瓷器的梳理和研究，探讨元代的海上贸易大环境和瓷器外销的特点。

　　一，从海外遗址看元代瓷器外销的规模和特点

讲座现场

　　秦教授介绍到，通过海外发现的中国陶瓷发现，北宋中后期到南宋中期（11－13世纪初）是海上贸易的低潮时期，特别是马六甲海峡以西的地区，尽管从南中国海到环印度洋地区的贸易始终在持续进行，并且还有少量的发现，但规模上却较小，这些零星的资料不能支持大规模海上贸易的水平。海上贸易再度兴起于13世纪中叶以后，并得到快速的发展。14世纪前半达到了高峰时期。

　　随后，秦教授分享了肯尼亚马林迪老城遗址出土11世纪广州西村窑瓷片、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11世纪前半叶越窑瓷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11世纪耀州窑瓷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12世纪景德镇青白瓷、埃及出土广州西村窑夹耳罐的图片，表明11世纪中叶到12世纪末仍然有一些重要的中国瓷器销往印度洋地区，但强调这一时期中国瓷器发现的数量很少，只在一些非常重要的遗址里有少量发现。

　　1，东非肯尼亚出土元代中国瓷器的规模和特点

　　通过对肯尼亚沿海地区出土中国瓷器的调查可以看到，经过北宋中期到南宋中期（11—12世纪）中国瓷器输往印度洋地区的低潮时期，从南宋后期开始，东非发现的中国瓷器再次进入了大规模的增长时期，尤其以元代的输出量最大，器物的品种主要是龙泉窑青瓷，少量的景德镇产青白瓷和福建地区的青瓷器和青白瓷，也有少量景德镇产精美的元青花和釉里红产品。元代到明初的输出品主要是龙泉窑瓷器。根据对肯尼亚沿海地区中部的格迪古城出土中国瓷器的统计，元代早中期龙泉窑瓷器占了该期出土中国瓷器总数的88.58％；元代末期到明代初期占该期总数的83.87%，明代早期占瓷器总数的99.32％。可见环印度洋地区的市场更认同龙泉窑，也表明商人们会把较精美、优质的器物运往远端市场。

　　2，中东地区：以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为例

　　尼罗河东岸的旧开罗城——福斯塔特（Al-Fusṭāṭ）遗址，是阿拉伯人在非洲建立的第一个聚居区，是伊斯兰地区除了中心王朝都城巴格达以外的一个文化发达、财富集中和具有强大政治权力的中心，其影响辐射到北非、东非、阿拉伯半岛、两河流域和地中海的东岸地区。福斯塔特城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于1167年被阿巴斯王朝（黑衣大食）自毁，战后建立的阿尤布王朝曾试图重建此城，但再也没能恢复到战前的繁荣水平，直到14世纪中叶放弃此城，在今天的开罗重建都城。

　　13-14世纪是福斯塔特作为贸易都市和政治中心的衰退时期。而此时中国瓷器却大量发现，数量远远超过了10-12世纪，这恰恰表明13-14世纪的贸易规模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时期。尽管福斯塔特的贸易地位有所下降，但兴盛的贸易大环境使这里依然大量出土了以龙泉窑为主的中国瓷器。

　　3，东南亚地区：以新加坡的考古发现为中心

　　14世纪，新加坡取代南岸的旧港（Palembang）成为控扼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港口，是中国陶瓷输向环印度洋地区和东爪哇满者伯夷国（Majapahit）的中转站，考古发现表明，至迟到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这里已经产生了丰富的交易活动。新加坡考古发掘出土的14世纪陶瓷器数量惊人，约4吨，其中将近半数是中国陶瓷。

　　通过对经过多次考古发掘的富康宁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的统计分析，在出土的中国瓷器中，青瓷数量最多，据1989年的统计数据，福康宁遗址出土了8756件中国瓷片，其中有5862件为龙泉青瓷，占67%。景德镇窑产的青白瓷和白瓷数量居其次，还有少量的青花瓷。14世纪大量涌入新加坡的中国陶瓷，无疑是这一时期中国——东南亚海上贸易活动繁盛的见证。

　　4，东亚地区：日本九州、冲绳出土的元代中国瓷器

　　13—14世纪，日本九州发现的中国陶瓷在使用的广泛程度上十分突出。不仅在著名的贸易集散地——博多遗址群和大宰府遗址中仍有发现，还遍布九州地区的大小的数百处遗迹点。经过对冲绳出土的13-14世纪中国陶瓷时代和产地的统计分析可见，14世纪中叶前后，输往冲绳的中国陶瓷的品种明显出现了变化，从较为单一的福建地区产品，变为与环印度洋和东南亚的其他地区较为相似的品种组合，到达了高峰时期，产品的占比与东南亚地区的情况类似，龙泉窑产品所占的比例超过一半，伴出的其他器物以福建地区的产品为多。

　　二，几条南宋末到明初的沉船中出土的中国瓷器

　　从各地古代遗址中出土的中国瓷器，与发现的这一时期的沉船中出水的器物比较，可见遗址中的器物表现出全面性，而沉船中的船货表现出相对的单一性。

　　爪哇海沉船目前已打捞出水约9950件陶瓷器。通过对其装载瓷器的分析，此船应是1316年从福建沿海的港口出发的，所以具有比较单一的福建地区窑口的船货。

　　图里昂沉船靠近于新加坡海岸，历史上曾遭到破坏，只打捞出水了部分船货。目前所见到的中国陶瓷主要有两大类：龙泉青瓷盘和盖罐，广东产褐釉大罐和盘等。并没有见到景德镇窑口的青白瓷或青花瓷以及福建地区的产品。

讲座现场

　　新安沉船的船货具有这一时期海上贸易产品的典型特点。据《新安海底遗物（综合篇）》的报告，新安船的载重量在200吨左右，其最主要的货物是中国陶瓷，有青釉、白釉、青白釉、黑釉及乳浊釉、白地黑花等瓷器品种。新安沉船打捞出水的22040件遗物中，20691件是陶瓷器。其中有20661件是中国陶瓷，约占整体打捞遗物总量的94%。在中国瓷器中，青瓷器共计12359件，约占出水中国陶瓷的59.81%，白瓷和青白瓷5303件，约占25.67%，黑釉瓷与乳浊釉瓷694件，约占3.36%，余下应该是釉陶质、陶质包装罐。在青瓷中，有12300多件产自龙泉窑，约占中国瓷器的59.53%。

　　从对中国陶瓷的统计数据看，新安沉船中以龙泉窑瓷器为大宗，与东亚、东南亚遗址中出土的中国瓷器中龙泉窑所占的比例大体相同，略低于环印度洋地区的古代遗址出土的龙泉窑瓷器。表明新安沉船与元代后期海上贸易船货的总体特征相符。

　　三，从遗址和沉船出土的中国瓷器看元代瓷器外销的特点

　　通过集中梳理了从东非、中东、东南亚到东亚几个重要遗址中出土的中世纪的中国瓷器的情况，所据均为考古发掘资料，特别是对有条件的遗址进行了统计分析，了解了元代瓷器在较长时间段内发现的中国瓷器中所占的比例。从中了解到了元代，特别是14世纪前半叶海上贸易，瓷器外销的情况，得出这时段的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从中国瓷器开始大规模外销的8世纪中叶以后，海上贸易经历了几次发展的高峰时期。元代是最重要的一个高峰时期。

　　第一次高峰时期大体在9-10世纪，外销的范围广远，东亚、东南亚、西亚、中东到东非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中国瓷器，尽管数量不多，但贸易的范围在此后的上百年间都没有突破。品种覆盖了中国南北方的众多窑场。

　　11-12世纪是外销的低潮时期，特别是马六甲海峡以西的地区，少见这一时期的产品，东亚地区发现的这一时期的产品在规模上也无法与随后的高峰时期相比拟。

　　第二个高峰时期为13世纪到15世纪初期，即南宋后期到明宣德年间（1426-1435）。

　　这个高峰时期又可以分为三个小的阶段：

　　1.为南宋后期到元代前期（13世纪），是第二次贸易高峰的开创和发展时期；

　　2.元代后期到洪武早期（14世纪前3个25年），是繁荣的顶峰时期；

　　3.明代初期（14世纪第4个25年到宣德末年（1376-1435年），是持续繁荣并走向衰落的时期。

　　其中第二个阶段又是海上贸易最繁盛的时期，在中国周边地区的东亚、东北亚；及南中国海到环印度洋地区的众多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元代后期的中国贸易瓷器。其数量是大航海时期出现以前最多的时期，就是大航海时期开始以后的葡萄牙人控制的海上贸易时期也无法与之相比拟，直到17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的大规模海上贸易时期才被超过。这个高峰时期一直平稳发展到明初。

　　此后，随着中国明政府实行的海禁政策，海上贸易就走向了衰落。大航海时期以后，中、日和朝鲜半岛地区成为整个环球贸易体系中具有共性的贸易端点。

　　第二，这个时期海上贸易的品种具有极鲜明的特点，就是龙泉窑瓷器在世界各国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成为最主要的外销产品。从各地遗址出土中国瓷器的统计数据看，龙泉窑产品在外销产品中所占的比例超过半数，其中在环印度洋地区的遗址中一般达到80-90%，东南亚和东亚地区一般占比在50-60%。

讲座现场

　　第三，元代瓷器输出的地域和时间差别；

　　从地域上说：

　　马六甲海峡以西的环印度洋地区，与龙泉窑同时输出的还有比较精美的景德镇青白瓷、卵白瓷和青花瓷。

　　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则以较多的福建地区的产品伴随龙泉窑的输出。

　　从时代上看：

　　1.元代前期与龙泉窑瓷器伴出的大体有两类器物，一类是景德镇青白瓷；另一类则是福建地区的各窑口的产品，主要是闽南地区的产品。

　　2.马六甲海峡以西的西亚、中东和东非地区出土的景德镇产品较多；

　　3.东南亚地区和日本出土的福建地区的产品相对较多。

　　4.这种现象是商人对产品质量的一种选择。

　　四，从元代瓷器输出的特点看庆元港的重要性

　　在港口城市的发掘尚不充分的情况下，我们还难以判断这些沉船具体的离岸港口，但可以推测。

　　各使用地点种类丰富的中国外销瓷的来源可能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从不同地点驶来的货船于不同的时间来到当地；

　　另一种则可能当时在不同的地方有一些海上贸易的集散地，或称为中间港，接受不同地方来的货船，将不同的船货储存于当地的仓库，其他地方来的商船可以在中间港得到各地的货物。

　　通过海外发现的中国遗物看，其中输出龙泉窑瓷器的港口应该是当时最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

　　龙泉窑的输出有三个可能的港口：

　　1.瓯江入海口的温州港，从发现的资料看，其不是一个中间港。

　　2.闽江入海口的福州港，从琉球出土的中国瓷器可见，元代时福州港输出的主要是福建地区的产品，明初则大量出土龙泉窑瓷器、可见福州是在明代初年以后才成为龙泉窑瓷重要的外运港口。

　　3.庆元港，具有中间港的各种特点，也是一个龙泉窑外销的重要港口。

　　新安沉船出水的器物包括了沿海地区的龙泉窑，内陆地区的金华铁店窑、景德镇窑、赣州七里镇窑、江西吉安吉州窑，福建闽江流域的窑场。另外还有少量广东地区的产品，主要是大个的储物罐。此外还有来自北方地区磁州窑、鹤壁集等窑的产品，主要也是储物罐。

　　如果我们将具有中心港地位的港口作为第一等的海上贸易港口，这样的港口至少应具有两个特点；

　　1. 接纳来自不同地区的商船来港贸易，包括内河商船、从国内来的内贸海上商船和国外来的海上贸易商船；

　　2. 拥有一定容积的仓储设施，可以将不同地区的船货储存起来，供商户选择各类商品，完成几乎全部的贸易活动；而将只是面向一个区域，以较小范围地区作为腹地的港口作为第二等的海上贸易港口。则新安沉船的始发港是一个第一等的港口，现在学界已有共识，新安沉船的始发港应为庆元港（今宁波），则我们可以看到，庆元港在元代时应该是一个具有中间港地位的第一等的贸易港口。

　　同时，一个港口的地位也取决于其腹地的大小和发达程度，庆元港连接京杭大运河，又有沟通江南中部地区的通畅交通，浙东一带又是经济最发达的，因此具备了中间港的所有条件。庆元港的发达和龙泉窑的大量外销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如果大胆的推测，庆元港在内外贸易体系中的地位甚至可能比当时胡商云集的泉州港还要高。因为泉州港的腹地远远不如庆元港的广阔。  

　　在最后的提问环节中，一位西北大学的女生提问景德镇瓷器大量生产的成本如何？秦大树教授对其做出了解答：目前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法来估计成本，如果哪个教授可以找到方法那是比较厉害的事了。

　　讲座在不知不觉中就进行到了尾声，主持人向到场的秦大树教授及到场同学致谢后，宣布讲座圆满结束。相信同学们通过本次讲座，一定对考古学的研究领域能有更深的了解。

文字整理：四川组委会 梁嘉城

摄影：刘明欣、高凡

审核：万娇

责编：荼荼　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