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1-24日，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四川成都召开。按照中国考古学会秘书处安排，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研讨于10月22日下午开始在金牛宾馆举行，会期一天半，共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英国牛津大学、西北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师范大学、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日本金泽大学、辽宁师范大学、西藏民族大学、武汉大学、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淮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方科技大学、台湾大学、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等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代表以及考古圈外人员参加学术研讨。

　　10月22日下午，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许宏研究员简短致词后，正式进入研讨环节。40位代表围绕宏观及区域文化研究、文化互动与交流、商代专题考古、青铜器研究、商代城市考古、综合及专题考古、商代区域考古七个主题展开热烈讨论，旁听者人数众多，积极参与学术互动。

　　一、宏观及区域文化研究

　　“宏观及区域文化研究”主题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袁广阔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春青研究员主持，有9位学者围绕宏观及区域文化汇报研究成果。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杰西卡·罗森报告《欧洲与中国的史前玉斧：两种不同的演进模式及结果》。罗森教授比较欧亚大陆两端的早期社会，即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欧地区及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在将玉斧用于展示社会等级时的不同。在西欧，制作精良的玉斧流行于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四世纪早期，其原料主要为产自阿尔卑斯山区的翡翠玉。而东亚使用的则是以软玉为主的各类石材，其来源也非常多样。罗森教授同时指出，欧洲玉斧的使用与铜的大规模开采与冶炼几乎同时出现，而东亚玉饰及稍后的玉斧被生产和使用时间要早于铜的冶炼。因此，在东亚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玉器器型，包括饰品和象征性的、仅用于仪式目的的武器。东亚及西欧这些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对于两地早期冶金的发展特别是金属武器的使用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赵丛苍报告《时段理论引入三代考古学研究之思考》。赵丛苍教授指出，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代表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地理时间、历史时间、个人时间）对三代考古学研究有较大参考价值，需要引入。

　　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教授秦小丽报告《长江系玉器在黄河流域的扩散——以山西省清凉寺墓地与陶寺墓地为例》。秦小丽教授以2000年以来发现的新资料为主要分析对象，特别是以近2年来出版大型报告的山西清凉寺墓地与陶寺墓地为分析实例，对黄河中游地区流入的长江系玉器进行多方面的分析，进而解明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国国家成立期的玉器扩散现象的社会背景以及具有的意义。在清凉寺墓地第3期，玉器有了许多变化，这包括透闪石的出现、玉璧制作技术的变化、新器型（玉琮、玉璧与动物系玉器等长江系玉器）的出现，这些新的变化往往共存。陶寺遗址也出现许多长江系玉器，以玉琮为主，还有玉璧、玉璜等。秦小丽教授指出，长江系玉器扩散到黄河中游地区有其文化背景及扩散动因，公元前2000年左右石峁与陶寺文化的崛起与稍后二里头文化的出现是扩散的大背景，社会秩序重组中带来文化的地域间交流的机会、礼仪性用品的远距离流动是扩散的动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春青报告《论新砦一期文化》。赵春青研究员在介绍新砦一期的考古新发现时，主要探索了新砦一期文化的性质，他把新砦一期文化归为王湾三期文化的煤山类型，并认为新砦遗址此时应该是夏启之居。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段天璟报告《陕北地区石峁遗址相关遗存的性质及其形成的鬲谱观察》。段天璟教授从陶鬲入手，指出陕北地区龙山时代至夏时期的陶鬲有双鋬鬲、单把鬲、花边鬲、无鋬无把鬲等种类，并将陕北地区石峁遗址相关遗存进行了分类和分期研究，认为石峁遗址相关遗存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包含三种性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第一阶段为杏花文化，第二阶段为永兴店文化或永兴店文化“石峁类型”，第三阶段的年代进入夏纪年，文化性质发生了分野，在新华遗址仍为永兴店文化，而在石峁遗址则为客省庄文化或其后裔所占领。段天璟教授通过梳理三个考古学文化以陶鬲为代表的典型器物的演变规律，展现出龙山时代至夏时期陕北地区不同考古学文化相互博弈的图景。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王倩倩报告《喇家遗址近年考古发掘收获》。为配合喇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2014—2017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民和县博物馆等单位，主要对“三棚一馆”（即2、3、4号保护棚和遗址展示馆）、样板房等建设区域范围内进行了考古发掘。此外，为配合课题研究，还开展小范围的试掘工作，如在遗址西区为深入了解壕沟遗存而进行的主动性发掘。最近四年的发掘面积达5000余平方米，发现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文化内涵有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及汉唐时期遗存，其中以齐家文化遗存为主。喇家遗址近年来的发掘不仅丰富了关于喇家遗址齐家文化聚落的认识，而且部分马家窑文化、辛店文化遗存的发现，对于了解喇家遗址不同时期文化面貌及聚落变迁提供了新材料。

　　重庆师范大学考古文博系教授蒋刚报告《早期中国的北部边疆与晋、燕的分封》。蒋刚教授指出，二里头时期，中原系统文化与北方系统文化并没有直接接触，中间间隔有两个层级，这两个层级构成了一个缓冲地带。商时期在太行山以西还间隔有一个层级，白燕文化就是二者的缓冲地带。但是，太行山以东开始出现正面接触。到了西周时期及秦汉以后的历史时期两个系统的文化在太行山东、西都开始了正面接触。缓冲地带经历了一个从多到少，从有到无的过程。这是一个缓冲地带的文化逐渐融入中原系统文化的过程，也是中原文化不断北扩的结果。正是因为北部边疆形势存在从间接传递走向直接面对的变化，所以中原夏商周王朝也在不断的调整自己的治边策略，夏商两代中原王朝对北方地区的政治策略是分封联盟的方国制，而西周时期是分封隶属的侯国制。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赵东升报告《论夏商时期赣鄱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格局》。赵东升先生指出，夏代以前，赣鄱地区虽然可见周边不同地区的文化因素，但均未能改变此区域的文明化进程，以至于在中原地区已明确进入青铜时代的二里头文化早期，这里仍然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文化发展阶段。自二里头文化早期晚段开始，赣鄱地区开始出现明显的二里头文化因素。进入商代，赣鄱地区文化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赣江西部和东部分别形成了吴城文化和万年文化，两者的文化性质明显不同，万年文化是在本地文化的基础上，受到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的促进而形成和发展，吴城文化则是在商文化的直接介入之下形成和发展的。从早商至晚商吴城文化的发展演化和吴城文化与万年文化之间的互动可以窥见商王朝与赣鄱地区的文化消长与势力变迁，为认识赣鄱地区的政治“中原化”进程提供参考。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郭妍利报告《陕北高原商代考古学文化研究》。郭妍利女士指出，到目前为止，陕北高原商代早期的文化仍未见发现。中商文化的遗存见于神木、佳县、清涧等地，但面貌不清。到商代晚期，李家崖文化、辛庄类型、下寺弯墓群三支考古学文化形成，这三支考古学文化相互争斗，沿黄河西岸形成鼎立之势。陕北高原之所以形成此格局，首先是因为其本土文化的发展，其次是特殊的地理环境，再次是欧亚草原和鄂尔多斯高原、中原商文化、西土文化的影响。

　　二、文化互动与交流

　　“文化互动与交流”主题由复旦大学科技考古学院秦小丽教授和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段天璟教授主持，有3位学者围绕考古学文化互动与交流汇报研究成果。

　　日本金泽大学国际文化资源学研究中心特任助教久保田慎二报告《从日本看的下七垣文化的几个问题》。因为下七垣文化不是“王朝”，所以日本一般的历史学家不关注下七垣文化。在久保田慎二先生看来，没有证明物质和王朝、族属的关系的文字情况下，物质文化不一定代表文献上的政治、民族等的概念。是以，“先商文化”和下七垣文化应该分开称呼。在考古学的研究里，用下七垣文化比较合适。考虑到下七垣文化流行的鬲、甗、罐为代表的陶器组合，下七垣遗址第4层也是下七垣文化，这对于我们考察下七垣文化的上限很有帮助。久保田慎二先生还提出一个有趣的认识，下七垣文化食器组合在第二期后逐渐形成与早商一致的习俗，但酒器不一定表现等级。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徐昭峰报告《辽东半岛南端新石器至青铜时代时代考古学文化编年》。徐昭峰教授归纳出了辽东半岛南端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编年，即新石器时代的小珠山一期文化、后洼下层文化、小珠山二期文化、后洼上层文化、小珠山三期文化、小珠山四期文化和小珠山五期文化，青铜时代的双砣子一期文化、双砣子二期文化、上马石瓮棺葬类型、双砣子三期文化和双房文化，这应该代表着现今我们认识到的辽东半岛南端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系统编年。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朱君孝报告《文明起源初期的西北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例证之一》。西北与中原的交流在陶器方面最突出的表现为花边口圆腹罐，学术界一般把二里头文化花边口圆腹罐追溯到西北地区。朱君孝先生指出，花边口圆腹罐可以依据花边口装饰的手法不同分类溯源，附加泥条麻花状、附加泥条锯齿状花边口圆腹罐的作风源自齐家文化，非附加泥条锯齿状花边口圆腹罐的作风源自客省庄文化，附加泥条绳纹状、菱格状和非附加泥条麻花状花边口圆腹罐是二里头文化的独特创新。花边口圆腹罐传入二里头文化，可能是齐家文化人群东迁的结果。

　　三、商代专题考古

　　“商代专题考古”主题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郭妍利副教授主持，有4位学者围绕殷墟考古专题发表自己的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常怀颖报告《殷墟车马器补议》。常怀颖先生通过对晚商时期殷墟遗址所见的马衔、马额饰、轭首、兽形铜扣和带环铜箍五类车马器的梳理，发现这些器物是在殷墟时期新出现，却又在西周以后发生了较大形制变化或迅速消失的种类。这些车马器的出现、演变与消亡，一方面体现了晚商世界对于新生事物车马的系驾技术、水平的演进和掌控能力的加强，另一方面反映了晚商世界对于车马实用在意识形态上的认知与态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叶晓红报告《殷墟妇好墓玉器加工技术探索》。叶晓红女士通过对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的器形、纹饰、加工痕迹的综合考察，对殷商时期玉器加工技术有了一些初步认识。上承中原玉器技术传统，殷商妇好墓玉器主要以锯片切割技术开料，但随着器形减小，大型锯片切割技术相应减少。旋转砣具在玉器阴刻工艺上基本取代了手持石制工具。某种金属“线锯”携带高硬度解玉砂的切割技术出现，在二次加工方面的应用可谓殷墟时期玉器工艺的创新之一，此类技术用于减地、透雕等，比砂绳切割或砺石打磨的效率和准确率都要高出很多。钻孔技术在圆雕玉器二次加工上的创造性应用，主要体现在减地和掏膛工艺，对于突出器物立体感和制作容器内膛，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殷商时期玉器工艺技术变革与文化发展，对后世玉器与玉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讲师王文轩报告《商代青铜罐及其相关问题》。青铜罐主要见于殷墟二、三期，用于汲水、炊煮，也可能用于盛酒。青铜罐的炊煮功能与商文化中以鬲、甗、甑作为炊煮器的传统不符，应与北方青铜文化存在一定联系。最后，王文轩先生分析了青铜罐产生与消失的原因。他认为军事将领在征伐西北或北部地区时借鉴了当地罐类作为炊煮器的特点，并结合商文化中本已形成传统的汲水陶罐特点，制作出功能多样的青铜罐以用于行军作战。青铜罐消失的原因主要是青铜罐的功用无论是炊煮还是盛储在殷墟文化中均存在较多的替代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后王祁报告《商人服象与象之分布》。王祁先生指出，考古学材料可以证明，商人曾经在殷墟驯养过大象，并利用大象为其提供艺术品原材料，以及祭祀用品。这些大象或大象制品应该多来自殷墟附近，但不排除东方因素。史书上的“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很可能暗示商末山东地区存在一个象牙制品的产地，这些象牙制品既为本地贵族服务，也可能向王都地区输出。

　　四、青铜器研究

　　“青铜器研究”主题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张昌平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怀颖副研究员主持，有6位学者围绕青铜铸造技术汇报研究成果。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报告《为什么青铜爵、斝多是三棱形器足？——从早期青铜器范型谈中国块范法铸造特质的形成》。张昌平教授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复杂的块范法技术以铸造青铜容器为主要生产对象，这与西方锻制与失蜡法铸造技术及其产品方向存在明显的不同，如果说金属技术的形成收到来自西方的影响，那么商周青铜器独特的生产技术系统又是如何形成的？张昌平教授认为龙山时代晚期，刀、锥等简单器形对应简单范型的铸造技术；同时，少数带有腔体的器物如铜铃出现，采用两块外范并需要设置芯范，这是较为复杂的范型，应可视为块范法的早期阶段技术。二里头文化及二里岗文化时期亚腰形铜爵就是发展了这种早期块范法，由两块外范设置芯范铸造而成。青铜斝是块范法进一步发展的结果，由三块外范设置芯范铸造而成。可见，铸造成形技术特征在龙山时代晚期已经形成，并在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时期不断发展，锻制技术并不太可能作为早期青铜器特别是容器的一个发展阶段。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陈国科报告《河西走廊地区早期铜冶金矿石来源初探》。陈国科先生首先介绍了河西走廊地区早期铜冶金考古的新发现，然后比较河西走廊中部黑河流域5个遗址的铜矿石和中国西北部各大矿区铜矿石铅同位素，结果显示该地区遗址中的铜矿石大部分采集自河西走廊北山地区。在河西走廊地区首次发现了遗址中的部分铜矿石具有高放射性成因铅的特征，其来源扑朔迷离，结合更多的考古资料以及科技考古方法的应用才能进一步揭示该问题的答案。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乔虹报告《青海境内齐家文化铜器初探》。乔虹女士详细介绍了青海境内齐家文化铜器的出土情况，并对这些铜器的种类、年代、技术特征、出土背景作了详细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乔虹女士认为青海境内齐家文化铜器反映了本地文化与中原文化、欧亚草原青铜文化、南亚青铜文化等多种文化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在其发展过程中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一定地域特色、复杂多元的青铜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毓灵报告《商代中期青铜礼器铸造技术扩散蠡测》。何毓灵研究员以兽面纹锥足大鼎为例，讨论了商代中期青铜礼器铸造技术扩散问题。兽面纹锥足大鼎一般为槽形耳、耳足四点并列变为五点并列、流行高凸起扉棱；这类鼎分布范围很广，应来自于早期的锥足鼎及截锥足鼎；商代晚期数量减少，且分布范围大大收缩，主要集中于殷墟都邑内。中商时期广布四域的兽面纹锥足大鼎有其技术支撑，反映了商代中期青铜礼器铸造技术扩散，阜南台家寺、江西吴城等铸铜中心的存在证明了这一点。何毓灵研究员认为，商代中期商王室动荡之势应是出现如此状况的原因。“弟子或争相代立”的结果，极有可能是王室的分裂，甚至形成多个政权并列的现象。而青铜礼器铸造作坊于商代中期出现于不同区域，正是不同王室成员多权并立的体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煜报告《从二里头到殷墟：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陶范铸造技术传统的形成》。通过组合陶范铸造青铜礼器，是中国青铜时代最为突出的特征，迥异于西亚和欧洲地区以锻造和失蜡法为主制作兵器、工具、装饰品和雕塑的传统。夏商时期的中原地区发现了数个铸铜遗址，出土了包括陶范（模、芯）、熔炉、坩埚等大量铸铜遗物。刘煜研究员认为，古代青铜器的陶范铸造技术传统，无论是陶范材料的选择和制备，还是铸型的设计和花纹的制作，在二里头时期便已形成基本的规则，早商时期构建了了大体的框架。殷墟时期则是对这些技法的继承、深化和整体提升。

　　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雒有仓报告《应国墓地西周青铜明器的初步整理与研究》。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的西周青铜明器共有69件，早期及中期多出现在中小型墓，晚期多见于大型墓，说明这类器物在当时贵族阶层中“自下而上”发展并最终成为当时贵族上下阶层都普遍采用的丧葬用器。从应国墓地看西周青铜明器，它具有锡器较多、重视装饰、制作简便、重酒倾向明显四大特点，且在西周晚期以后趋于自成体系而独立发展。应国墓地青铜明器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共有8种组合方式，突出特点是“重酒”组合以“尊-卣-爵-觯”为核心，与实用铜器“重食”组合的区别明显，并最终形成了“食酒并重”组合。这实际上是周文化与商文化经过交流、融合，最终相互认同的一种反映。

　　五、商代城市考古

　　“商代城市考古”主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研究员主持，有4位学者围绕商代都城考古汇报研究成果。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袁广阔报告《早商文化的几点认识》。袁广阔教授根据近年来郑州商城内城和郭城的新考古发现讨论了郑州商城内城、外郭城的年代及郑州商城性质。袁广阔教授认为，早商第一期文化为洛达庙（或二里头四期）过渡期，而不是二里冈一期；郑州商城宫城始建于洛达庙期早段，内城始建于二里冈下层之前的洛达庙期晚段，郭城始建于二里冈下层早段；郑州商城的郭城的走向基本是向北走的，只是局部向内折，内折的原因是有水域。因此，郑州商城宫城的年代已经进入先商的年代，郑州商城的性质应当邹衡先生所论证的商汤所都——亳都。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立东报告《综论郑州商城的窖藏青铜器》。张立东教授认为，郑州商城内外城之间发现的三个铜器窖藏，具有代表郑州商城之王都地位的青铜重器，因此在青铜器研究乃至整个商代考古与历史研究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往已有将三坑串联起来的思路。沿着这个路线对三坑的青铜器进行通盘整理之后，张立东教授发现三坑虽三分而实一体，应是在紧急转移的情势之下，主持者将同一批铜器分别埋藏的结果。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郭明报告《先秦时期建筑奠基现象研究》。郭明女士把先秦时期建筑奠基分为商系与周系。商代建筑的祭奠现象发现很多，商代早期的建筑中即已发现了奠基遗存，如偃师商城五号建筑中发现的多个狗坑。晚于偃师商城五号宫殿建筑的洹北商城一、二号建筑也发现了此类祭奠现象。殷墟遗址更发现了大量的奠基现象，且商人在各类祭奠活动中使用人牲越来越多。与商代建筑的祭奠现象相比，周代建筑的祭奠现象发现极少，以人牲祭奠更为罕见。郭明女生认为，在房屋建筑过程中是否以人或牺牲奠基，存在商系与周系的不同。

　　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唐际根报告《河南六大城址与商王朝》。唐际根教授梳理文献与甲骨文中的商王世系，以确切可知的晚商都城安阳殷墟为起点，根据文献记载的商代各都城的时长与空间范围，推定考古遗址与商人对此的对应关系。唐际根教授认为，郑州商城当是商汤所都的亳，郑州小双桥遗址当是仲丁所迁的隞，洹北商城当为河亶甲所居的相，邢台有祖乙所迁的邢，安阳殷墟为盘庚以来的都城。

　　六、综合及专题考古

　　“综合及专题考古”主题由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立东教授和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雒有仓教授主持，有3位学者汇报自己的研究成果。

　　台湾大学人类学系硕士研究生王峥骞报告《商中期社会政治组织层次再探讨——以遗址的层级划分为中心》。社会政治组织层次可以展现出各遗址之间、乃至整个区域内各聚落彼此之间的关系、交流互动模式与程度，进以划分不同遗址的层级并描述其特性。王峥骞先生聚焦于中商时期的社会政治组织层次，主要是检视中国早期国家的权力运行与权威维持的方式，回答“商中期政治崩溃的本质为何”这一问题。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文学院讲师丁新报告《九州、五服与朝贡制度的起源》。丁新先生立足于《禹贡》，认为周人继承了夏九州的概念和商内服与外服的构架，创立了自己的“五服”制度。五服并非同心圆式的布局，而是甸服居中，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居于四方的内外有别的体系。朝贡制度则是这种内外协调相互平衡理念的具体体现。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闫付海报告《碳十四年代测定与夏商文化研究的三重证据法》。闫付海先生认为，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和完善是运用长系列样品测定碳十四年代序列的经典案例是，但这个案例存在着一个关键的问题不够明确，就是样品的考古学背景和系列前后边界条件的认识。最后，闫付海先生还提出夏商文化研究的三重证据法。

　　七、商代区域考古

　　“商代区域考古”主题由辽宁师范大学徐昭峰教授和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方刚研究员主持，有7位学者围绕商代区域考古汇报研究成果。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邹秋实报告《盘龙城遗址景观复原研究》。邹秋实先生在综合分析盘龙城遗址历年考古调查、发掘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了该遗址古今地理景观差异甚大的推测。进而依据湖盆地形测绘、水下考古勘探、湖底探沟发掘等多方面数据，对盘龙城遗址景观变迁过程进行回溯式观察。通过分析认为，在商文化时期盘龙城周边河湖水位大幅低于当前，水位上限应不高于17.5米，同时盘龙城的聚落布局形态亦与当今所见大为不同。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路晋东报告《苗圃北地铸铜作坊布局研究》。路晋东先生认为，透过垃圾坑内遗物数量及其种类，我们可以判断附近可能存在的铸铜活动处于生产过程中的哪种工序。据此，路晋东先生分析了苗圃北地铸铜作坊布局。在苗圃一期，可以区分出熔铜浇铸区、制范区，制范铸造活动严格分开；苗圃二期，整个遗址内均有熔铜浇铸活动，铸造活动遍地开花，没有发现制范活动，制范活动的转移；苗圃三期，制范铸造活动在同一区域共存，并出现大型铸铜工棚类建筑。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硕士研究生徐深报告《试论盘龙城对印纹陶器的“仿制”》。盘龙城所发现的“模仿”印纹陶的情形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仿照了印纹陶器的器物造型所做成的泥质陶器，以小嘴遗址所发现的一件泥质灰陶尊为典型；另一种则是在胎质、火候、器形、纹饰等方面与东南地区典型印纹陶几无差别、却保留了部分盘龙城本土陶器风格细节特征的器物，以一件带有陶鬲口沿特征的硬陶罐口沿与一件硬陶大口缸形器为例。过去对于印纹陶原产地的南北之争一直没有定论，徐深先生认为，盘龙城存在着“仿制”印纹陶器的现象，表明此时盘龙城很可能已经获取生产印纹陶器的技术，这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原地区所出印纹陶器的来源提供了新的角度与思路。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盛伟报告《商时期澧水流域青铜文化的兴衰过程及相关问题》。盛伟先生主要利用澧水流域斑竹、宝塔、皂市等遗址的材料，运用传统的类型学研究方法，结合碳十四测年数据，重新构建商时期（下限至西周早期）澧水流域青铜文化的年代序列。以此为基础，以商文化的进退为时间节点，盛伟先生将澧水流域青铜时代的遗存划分出三大阶段：在第一阶段（大体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冈文化下层时期），鄂西三峡地区朝天嘴文化的东进与本地区传统文化因素的融合是其文化生长的主要背景；在第二阶段（大体相当于二里冈文化上层至中商文化时期），商文化的进入扮演了其文化发展的催化剂作用，推动本地文化的继续发展和对外扩展，促成这一时期聚落的数量有明显增加以及聚落的分布由山前地带向平原地区发展，并带动对外交流的开始频繁；在第三阶段（大体相当于殷墟至西周初期），商文化的退出促进了地方文化的进一步繁荣，聚落数量的继续增加反映出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遗址的分布向平原地区的推进更为明显，暗示本地区的人地关系可能逐渐变得紧张，并最终成为刺激本地区居民向外迁徙的重要动因，同时也是本地文化走向消亡的重要原因。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副教授陈琴报告《商时期东南沿海次生文明“礼制”的再建——浮滨文化的出现与传播》。浮滨文化最早发现于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浮滨塔仔金山，广泛分布于粤东闽南区域，以长颈大口尊、圈足折腹豆、带流壶等为陶器组合，陶器多施褐色釉，多见直内戈、三角矛、凹刃锛等石器，见少量小型青铜器，是闽粤东南沿海地区受到商文化强烈影响的早期青铜文化。陈琴女士根据香港、广东、福建等地考古材料，详细分析浮滨文化的年代、分布范围、文化内涵、礼制特点等方面内容，并认为浮滨文化的产生是内外交融的结果，这一文化也影响着商时期的珠江口地区与粤东闽南地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孙卓报告《商代前期中原文化对外影响的区域差异——以江汉地区与江淮地区为例》。孙卓先生以江汉地区和江淮地区为例，探讨商代前期中原文化对外影响的区域差异，并由此望对商王朝对外经略等问题提供思考。中原文化在江汉地区的影响从二里头晚期一直延续到二里冈时期，到二里冈下层二期至二里冈上层一期达到顶峰；而至洹北花园庄期，中原文化的影响逐步弱化，并于殷墟一、二期向北消退。中原文化在该区域的影响可见以盘龙城为中心，沿长江向周边辐射。在这一过程中，盘龙城遗址的城垣、建筑的营建技术、贵族的丧葬习俗、青铜器组合和形制等，都与中原地区相关要素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中原文化在江淮地区的影响大致与江汉地区同步，并在二里冈上层至洹北花园庄期达到了一个高峰，但并未发现类似盘龙城的中心性聚落。而在中原文化影响之下，江淮地区陶器的形制与组合、占卜的形式等多显现出了典型的中原文化特质，表明江淮地区受到中原文化的直接影响。不过，以台家寺、馆驿铜器群为代表，该地区的青铜器却与中原地区青铜器多有差异，并有着本地化的风格和技术特征。在中原文化影响之下，江汉地区与江淮地区在文化面貌上的差异，更反映出了中原文化对外影响模式的不同。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讲师齐韶花报告《由安吉三官乡铜器观察商奄入越的可能》。从工艺与纹饰上观察，安吉三官乡出现的青铜器组有小龙纹或小蛇纹（旧称蚕纹）交织、云纹缠绕、C纹标识、商中期古老工艺与殷墟末期工艺的混合使用等特点。对此，齐韶花女士认为前三者属于典型的中商末期近淮地区商青铜铸作中心的铜器特征（商奄都青铜文化），后者则最多表现在殷墟末期至西周早期的商奄集团及其拥趸所属的青铜文化中。安吉三官乡出土铜觚内壁铸有铭文，齐韶花女士释读为“弓口葬”，被认为是“商奄入越”判断的重要根据。

　　此外，考古学界以外的人员也从文字材料和牙璋等遗物的角度提出了关于夏商的一些假说。

　　最后，夏商考古专委会主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总结发言：其一，会议讨论范围跨度大，无论是时间还是地域，都是如此。其二，讨论主题与方法多样化，彼此之间有很大不同，人多，学术背景复杂，所以宏观微观的都有学者讨论；年轻人谈的内容基本都是微观的，比较具体，值得肯定。其三，会议筹备时间长，专委会尽量考虑周备，很不容易，需要感谢各位与会代表，感谢会议组织与筹备者。刘绪教授也谈到会议筹备时期与会人员的选择问题，他说尽量考虑到方方面面的人，包括不是考古圈子内的人，也要挑一两位，但不能挑太多，太多了圈内人就有意见。

　　在刘绪教授真挚风趣的总结下，第二届考古学大会夏商专委会结束分组讨论。

　　文字整理：王祁

　　摄影：王振祥

　　审核：赵海涛　许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