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骨骼考古源远流长，与现代中国考古学相伴始终。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就是人类学专业毕业，其博士论文就是利用人体形态学研究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回国后，李济先生还从事了一段时间的古代人类骨骼的研究，他的《新郑的骨》成为了中国人类骨骼考古的开山之作，也是每一个从事人类骨骼考古的学者必读书目。只是李济先生有感于自己的解剖学知识的不完善，后来并未继续骨骼考古研究。但李济先生对人类骨骼考古一直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从安阳殷墟发掘伊始，他就关注古代人类骨骼的采集、整理、收集和研究。即使在抗战期间，安阳出土的人类骨骼也和其他遗物，如青铜器、玉器、陶器等一起经历了颠沛流离的历程，从南京到长沙、再到昆明、转至重庆和宜宾李庄，再转回到南京，最后经过上海转运至台北。十多年来，中国文物和考古人经历磨难，却从未想过要抛弃在外人看来可能带来“晦气”的人类骨骼。时至今日，1928-1937年安阳殷墟出土的古代人类骨骼还静静的收藏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库房内，等待有缘学者的深入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从事人类骨骼考古的专业人员较少，尤其与田野考古密切相关的从业人员更少。新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对人类骨骼考古提出了新的要求，科技的发展也对人类骨骼考古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应用前景，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应运而生。2014年，专业委员会成立以来，学科间的交流不断发展，人才培养、数据库建设等不断提高，与考古学的合作不断深入，一大批各个领域的高学历的青年学者的广泛参与也提升了专业委员会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会平均年龄最低、平均学历最高的专业委员会之一。

　　我们深深知道，人类骨骼考古是一个内容广泛的学科，需要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并与考古学紧密结合，才能更有效的提取信息，为考古学研究服务。因此，在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召开之际，我们设定了“多维视角下的人类骨骼考古研究”的研讨主题。

　　2018年10月22日至23日，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研讨会在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宾馆芙蓉楼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南京博物院、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郑州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纽约大学、南开大学、江苏师范大学等16所科研院所和高校的50多位学者、学生参加了研讨会，30余位代表在研讨会上先后作了报告，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

　　研讨会由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副主任王明辉副研究员主持，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的朱泓教授致开幕词。朱泓教授对于人才队伍的扩大和学科的发展表示了欣慰，并提出吸引年轻人对人类骨骼考古的研究内容感兴趣、聚集青年人才是专委会的一个首要任务。然后，大家围绕体质人类学、古病理学和创伤、古DNA研究、稳定同位素研究、骨骼形态学和理论思考等议题进行了发言，朱泓、张君、周慧、王明辉及陈靓等专家学者分别担任主持人。

会议现场

　　一、骨骼形态学的统计分析和研究

　　骨骼形态学研究是人类骨骼考古中极为重要的部分，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研究深度的拓展推动着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形态测量是非常经典的研究内容，随着更多新方法的引入，对古代人群的生长发育和群体差异研究也更加科学。

　　南京博物院的朱晓汀副研究员通过对江苏兴化蒋庄良渚文化墓葬人骨材料的测量与观察，分析了良渚文化的扩散模式。通过对稳定同位素的分析和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不同人群体质测量数据的对比，显示可能存在外来人口迁入；聚类分析显示长江下游地区人群的体质特征比较相似，所以这里的人群存在一个融合的趋势，并由此推测了良渚文化向周边扩散的几种方式。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张燕汇报了四川会理猴子洞遗址出土人骨初步研究成果。研究表明，猴子洞遗址的男性数量偏多，两性比例相差很大；猴子洞居民死亡率较高的是中年期（35.85%)和壮年期(26.42%)这两个阶段，但女性在青年期死亡率明显偏高，达37.5%，另外未成年即夭折的比例高达20.75%。猴子洞遗址居民较低的患龋率表明其饮食结构中含碳水化合物较少人们摄入的谷物类食物较少，可为探讨其农业发展水平及生业模式等问题提供参考。遗址出土人骨上发现大量创伤，尤其是大量箭伤的出现，反映出其社会暴力冲突明显，而拔牙习俗和“割肢葬”等特殊的葬俗的研究将为我们探讨其社会组织结构、原始宗教信仰等问题提供参考。

　　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的朱思媚博士对广西顶蛳山遗址新石器时代的人骨材料进行了体质人类学、古人口学、碳氮同位素的研究，对华南地区贝丘遗址的生业模式进行了重建。研究发现华南地区当时并没有形成具有规模的稻作农业，仍以采集渔猎经济为主。部分以渔猎为主要生业模式的人群对淡水鱼资源的依赖增加，促进了其人口死亡高峰的推后及寿命的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王俞方以北京市明代太监墓出土的人骨为例，研究了古代阉人文化及其对骨骼的影响。通过对三个阉人个体的观察，分析总结出了阉人骨骼特征与普通个体的一些区别，包括头骨十分纤细，性别特征不明显等，并提出希望未来能开展更多的研究，以建立更多明确的指标，并对相应的文化行为进行研究。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的韩涛博士对宁夏地区各个时期人群的人骨材料和构成情况进行了梳理，然后讨论了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和东周时期人群的来源及演变，并对汉唐时期人群结构的复杂化问题做出了分析。这个研究大体上描绘出了宁夏地区古代居民种族类型的时空框架和演变趋势，为下一步推进宁夏地区古代居民人种地理变迁和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探讨做了准备。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的王一如博士通过对河南安阳羑河遗址东周墓葬出土的人骨材料的测量与观察，分析了羑河遗址人群的种系成分与类型，从形态特征来看，羑河组与亚洲蒙古人种东亚类型是最为接近。羑河组居民与代表古中原类型的古代居民具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同时也体现了相对明显的古华北类型的因素。对羑河组的身高进行了复原和对比研究，男性的平均身高是163.68厘米，女性的平均身高是156.62厘米。男女两性的古代居民的身高处在中等偏低的水平。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贺乐天博士对河湟地区中晚全新世人群颅面部形态的历时变化进行了研究，探寻了样本颅面部表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晋时期的时代变化，并评估在该时期可能影响颅面部形态改变的因素。通过对样本进行了3D扫描、几何形态测量、多变量统计和定量遗传分析及生物距离分析后可知，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河湟地区人群基本处于原地进化，直到汉晋时期，出现了来自中原地区移民的外来基因流入。河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麦类作物、绵羊、青铜冶锻技术的传入主要是通过文化接触而非长距离的人群交流及人群取代。在河湟地区中晚全新世的人群中，颅面部形状主要受中性进化因素的影响。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李海军副教授利用几何形态学方法对古今儿童头面部形态发育过程进行了研究。通过提取解剖学标志点对面部形态进行提取，研究了不同民族的侧面轮廓，对比得出了白族和彝族之间的形态差异。通过异速生长分析研究，比较形象地反映出了现生儿童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变化，并与古代儿童进行了一定的对比。最后提出了古代儿童生长发育变化的研究目标。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孙畅博士收集了中国北方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汉唐时期总共1578例颅骨样本，对样本性状特征和中国北方古代人群的群体结构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基于PCA提出的优选特征方法对于群体结构分析的应用。通过研究选出了四个优选非测量特征，并提出了优选特征用于大型遗址样本的快速观察实践的思考方向。

代表发言

　　二、古病理学和创伤研究

　　古病理学研究和创伤的研究是人骨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近年来有着较高的研究热度。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魏东副教授对近五年来在新疆发现的钻孔颅骨样本进行了古病理学研究，介绍了这些钻孔颅的形状、大小、位置等信息，并对钻孔行为的判定、钻孔使用的工具和具体方法、钻孔的目的以及钻孔的对象是否具有选择性几个问题进行了讨论。研究中引入了实验方法，对其他古病理的研究是非常好的启发。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赵永生副教授对山东省昌邑辛置墓地的清代女性个体出现的缠足现象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正常女性个体和缠足女性个体的趾骨、足舟骨、楔骨、跖骨和胫骨进行对比观察，总结出了缠足个体脚部骨骼的变化，并提出了以后的工作设想，为这一比较重要而细小的骨折现象研究积累了材料。

　　纽约大学李丹妮助理教授对秘鲁万卡维利卡地区发现的一例先天性尺桡骨融合个体进行了病理学研究，并对尺桡骨融合这种病理现象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张晓雯博士对山东省曲阜奥体中心墓地出土人骨中的耳部感染现象进行了研究，利用观察鉴定和CT扫描的办法对听小骨、乳突气房以及骨骼内部的增生和侵蚀现象进行了描述，为日后研究中耳炎打下了基础。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曾雯助理研究员对基于牙结石进行的研究的相关进展及山东大学的相关工作进行了介绍。牙结石残渣在复原食谱具有精确性和偶然性，是比较好的一个佐证。牙结石可以反映口腔微生物组的变化，以进一步研究龋齿等疾病，因为个体口腔微生物组的独特性，这对于研究结核病或人群迁徙也有着潜力。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楠博士对陕西省周原遗址齐家村东M24发现了一个遭受刖刑的个体进行了研究，利用病理观察、电子显微镜和X光扫描等方法对个体的创伤情况做了详细的描述以确定个体受刖刑的准确性，通过食谱分析得知个体属于社会底层居民，并对刖刑的对象、工具和方法进行了推测，加深了学者们对刖刑的认识。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王一鸣对郑州汪沟遗址仰韶文化居民的牙齿磨耗和龋病的状况进行了研究，并探讨了新石器时期的中原农业人群的口腔健康状况和它的生业模式。研究发现，汪沟组人群的牙齿磨耗总体偏轻，且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人群在饮食结构和用牙习惯上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共性。汪沟遗址居民的龋齿罹患水平也比较高，可能农业经济有关。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满星妤对古代秘鲁的颅骨穿孔术进行了研究，从穿孔方法、工具、目的、分区、年代等方面对秘鲁四个存在穿孔术的地区的样本做了详细的介绍，对国内的颅骨穿孔研究提供了比较好的借鉴和参考。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曹豆豆对四川成都大邑高山古城新石器时代人牙标本进行了研究，对患龋率、龋齿率和龋均的统计，对龋病发病位置的统计，以及对龋齿程度的划分，根据较低的龋齿率推断了这一时段大邑高山古城遗址已经有了原始农业经济，但采集和狩猎仍是重要的资源获取方式。

代表发言

　　三、古DNA研究

　　古DNA研究从微观层面揭示着人群的生命活动，与形态学研究相辅相成，共同讲述古代人群社会和文化。

　　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周慧教授对中国北方两个农业起源中心古代人群的遗传结构进行了总结性汇报。研究对西辽河流域、黄河流域的线粒体单倍型和Y染色体差异进行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对比研究，发现新石器以来中国北方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古代人群母系的线粒体单倍型构成基本相同，D单倍型占有很高比例，一些单倍型从古一直延续至今，新石器以来中国北方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古代人群父系的Y染色体单倍型构成大不相同。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李佳伟博士对中国古代北方游牧人群的遗传结构进行了汇报。对古代北方游牧民族Y染色体的遗传研究发现，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父系遗传结构有一定的区域特征。对元上都附近砧子山墓葬群居民的基因组的研究，发现砧子山墓葬群的古代居民的成分十分复杂，属于多人种混合的人群。对游牧人群与农耕人群基因组进行的比较研究，发现游牧民族的特征是其祖先成分来源较为多样化，主要表现为不同地区的游牧人群有着明显不同遗传组成。南部的农耕人群几千年来的遗传结构是相对稳定的，人口基数小的游牧人群容易受到大人群遗传冲击，而农耕人群较大的人口基数可能会冲淡了这种外来的遗传影响。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丁曼雨博士研究了新石器晚期青藏高原古人类的线粒体DNA全基因组，对青藏高原29个遗址的73个样本进行了单倍型分析，揭示了甘青古人群同其他民族的亲缘关系。对单倍型分型的关联性研究显示古甘青和西藏地区虽然存在着遗传的相似性，但可能存在差异。fst的遗传距离分析对人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直接的体现。研究解决了古甘青地区和古西藏地区对西藏地区的遗传连续性，以及部分复原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古甘青地区的人群结构。

代表发言

　　四、同位素研究

　　同位素研究是复原古代食谱、揭示人群迁徙等方面强有力的工具，并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更多的材料研究中去。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楼杰以江苏常州圩墩遗址为例对马家浜文化生业模式进行了分析。通过对人骨和动物骨骼的碳、氮、氧同位素的研究分析，并与全中国的其他遗址进行对比，发现马家浜文化晚期人类食物结构趋同，生业模式应该为稻作农业占有主导地位，并辅以家畜驯化。以稻作农业为主导地位的生业模式对文化连续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农业发展中选择的多样性和单一性对文化是否能够连续发展可能有影响。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谢诗雨通过对新疆吉尔赞喀勒墓地骨骼羟磷灰石稳定同位素的研究，对帕米尔高原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情况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在距今2500年左右，粟作农业已经传播至南疆的帕米尔高原，在帕米尔高原与河西走廊之间可能存在一条粟作农业西传道路。吉尔赞喀勒先民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生产方式，辅之以少量的粟作农业，且吉尔赞喀勒周边存在多种水源。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与博物学系赵聆对北魏平城的饮食文化进行了全面性的观察。通过对食物原料、食物生产的构成和生产的能力、食物的加工方式以及图像资料进行的研究，发现羊成为了重要的肉食资源，而猪、狗的食用地位相对下降，平城身为政治中心可以获得大量的蔬果，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面貌。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王宁教授对商代晚期大型聚落居民的食物结构进行了初步探讨。通过对商代晚期关帝庙遗址出土人骨和动物骨骼的碳、氮、锶稳定同位素的初步分析，可知关帝庙遗址先民的食物结构以C4类食物为主，粟作农业发达，人群生活状态和聚落人群构成具有稳定性。并提出针对先民遗骸不同部位采样，可以初步探讨个体不同年龄段的饮食状况，复原个体生活状态。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王学烨博士通过对牙釉质样品锶同位素的LA-MC-ICP-MS初步测定，以期在国内建立LA-MC-ICP-MS测试牙釉质锶同位素流程，提高分析精度。实验表明马牙釉质的LA-MC-ICP-MS测试值已经较为准确。通过建立校正曲线大幅度提高了人牙釉质LA值分析精度。这也是国内首次建立牙釉质锶同位素LA测试方法，希望该方法建立后能够满足古人类迁移研究的大样本分析需求，为研究古人类迁移与文化交流做准备。

　　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易冰通过对成都双元村春秋战国船棺葬墓群M154墓主的臼齿牙釉质、肋骨和肢骨取样，进行了碳氮同位素分析，发现M154号墓主在3到4岁完成了断奶，断奶后经历了明显的营养压力，7到8岁之间也经历了营养不良或者短时间的食物结构的大转变。她的饮食以C3类食物以及高蛋白食物为主，八岁之后她的食物来源趋于稳定，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在25岁左右突然死亡，她本身也没有经历复杂的迁徙活动，应该是从小居住在当地的蜀民。这个研究为更多的个体生活史研究提供了范例。

代表发言

　　五、理论思考

　　人类骨骼考古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发展与更新换代，研究者们对学科发展中遇见的问题的思考则是理论发展的重要动力。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陈靓副教授对2007-2017年陕西省人类骨骼考古的研究情况进行了总结和汇报，包括传统的种族人类学研究，古病理学研究，食谱研究，古DNA研究等方面。她提出，基于传统形态测量的研究是有存在的必要性的，古病理学需要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标准化描述章程，以及学科的发展需要学者们去设计一些项目，让一些学者有自己一席发言之地。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海兵副教授对中国人类骨骼考古内在发展的考古学逻辑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提出，人类骨骼考古研究者们要有一种使命感，让人骨从生物属性向社会属性转变。要有开放的心态面对技术的更新迭代，同时仅仅做实验室的工作是不够的，应该扎根田野，和田野一线工作者同吃同住同劳动。人类骨骼考古是个国际性的学科，我们处在人类骨骼考古的第三次学术发展浪潮中，我们要有国际的眼光来吸引各种各样的人。学科未来的发展一定是广义的人类学，是跟语言学、社会学等等各个学科融合在一起的。人类骨骼考古学家要自信，用自己的研究给考古学提供确定性。人类骨骼考古的主导核心应当是通过对考古出土人类骨骼进行划分（生物表型、基因、文化、行为、营养级等）进行分类，观察各人群分布的时空区间，探讨各人群与各考古学文化各类遗存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局限于考古学文化框架里，发展出更多自己的范式。

　　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明辉副研究员简单介绍了他在洪都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研究出土人骨的情况，并对两个地区古代人骨上的特殊现象进行了初步分析。两个地区古代人骨上的特征与中国古代人骨上的特征，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可能与文化交流、共同的审美、生业模式以及运动等有关。

代表发言

　　代表们报告结束之后，朱泓教授主持了总结讨论，对年轻的专业工作者们的报告表示了肯定和鼓励，指出报告水平的大大提高是学科的科研氛围发生了大的变化和学者们视野扩大的结果。

　　本次研讨会主要围绕人类骨骼考古学的历史与现状、理论与方法、人骨形态学研究、古病理学分析、骨骼同位素分析和古DNA分析等展开。研讨会主要表现出六个特点：

　　一是年轻学者多，学历高。参会学者学生60%以上是80后，甚至是90后，并多具有博士学位；二是研究范围更加广泛，视野更加宽广。除了传统的形态学研究、同位素分析和古DNA分析外，学者注重人类骨骼考古学理论和技术的讨论和反思。同时，学者们的眼光和视野更加宽广，如关于中国汉族起源和发展过程的古DNA研究、对几何形态学方法在古今儿童头面部形态研究中应用的讨论、三维激光扫描测量与传统测量的对比研究等。三是人类骨骼考古从中国走向世界。过去人类骨骼考古研究主要针对中国考古遗址出土的人骨材料，伴随中国考古学家走向世界的脚步，人类骨骼考古研究也走出国门，如对玛雅人骨骼变形和风俗的研究；对古代秘鲁人颅骨穿孔的研究等，说明学者的世界已经拓展到国际视野，并初步开展国际合作研究。四是更加注重文化现象对骨骼的影响。除了传统的形态学研究和化学分析外，学者们更加注重社会文化现象，例如对古代秘鲁人和新疆人颅骨穿孔的研究、对玛雅人群牙齿修饰和颅骨变形的研究，阉割对古代人类骨骼的影响等。五是人类骨骼考古呈现更加精细化的特征。学者们已经不满足于传统的形态学研究，开始对人类骨骼考古进行精细化研究，例如对人骨上体现的耳部感染的研究、仰韶人群的牙齿磨耗和健康状况等。六是更加注重与考古学的结合。除了利用考古学材料进行传统的形态学研究外，人类骨骼考古学家们更加注重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民俗学的结合研究，例如学者讨论了关于中国汉族起源的问题，玛雅人骨骼现象与考古学研究的结合，丝绸之路沿线古代人群交流的问题，小麦的推广问题，古代人群生业模式的重建问题，阉割与古代文化和考古的关系，青藏高原古代人群的分化问题等。

会议现场

　　研讨会充分体现了多维视角、多种技术和方法对人骨材料信息的充分提取和解读，为进一步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丰富全面的人类骨骼考古信息。研讨会学者也表达了多方合作的意愿和期待。同时，本次研讨会也暴露出了人类骨骼考古领域的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对人类骨骼信息的提取尚不够全面，各专业领域间学术交流尚显不足，与考古学的结合仍需加强等，这需要我们今后在人类骨骼考古的发展中不断克服和提高。

　　本次研讨会成果充分体现了人类骨骼考古大有可为，前景远大。

撰文：满星妤 王明辉

图片：韩涛

审核：王明辉

责编：荼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