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2日至10月24日中国考古学大会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大会举办期间，旧石器专业委员会安排了为期一天半的学术报告与研讨交流活动。

与会代表合影

　　22日下午，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做开场致辞，向与会代表介绍了专委会近几年的发展。作为第一批成立的专业委员会之一，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自2014年成立以来，已成功组织了多项活动，是中国考古学会最为活跃的专业委员会之一，近几年的工作成果得到了业内同仁的充分肯定。在本次考古学大会上，宁夏鸽子山遗址发掘团队荣获田野考古一等奖，这是旧石器考古发掘首次荣获田野考古一等奖荣誉，李锋副研究员和周振宇副研究员分别荣获“金鼎奖”和“金爵奖”，这是旧石器考古从业者的集体荣誉，也是考古界同仁们对旧石器考古工作的首肯，更是一种激励。

　　本次专委会会议，共有来自国内外各研究机构和高校的84位学者汇聚蓉城。会议报告内容主要可以分为理论思考和区域研究进展、考古新发现、年代与环境研究进展、公众考古等议题。

　　一、理论思考与区域专题研究进展

　　高星研究员阐述了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体系中的类型学问题，包括类型学的宗旨、作用、目前存在的弊端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在考古学体系中，类型学是在分类的基础上对器物类型做界定与分析，寻找特定类型的成因或类型间的联系、区别，进而揭示人类技术、行为的特点、规律和不同文化、人群间的关联性。分类的原则是将属性相同或相近的物质或现象按一定的标准和逻辑关系划分入尽可能小的、互不兼容的单元，使材料与信息的简捷化、清晰化，表现出事物内在的联系、外在的区别和相关规律，并可据此做比较研究，实现一定的探究或研究目标。长期以来，对旧石器时代器物的分类和类型学研究，在以功能判断为主导的实践中又同时渗入了形态和技术等标准，存在一些弊端或被质疑的空间，存在这些问题的最根本原因，应该是石制品等文化遗存是人类行为的产物，受制作者认知能力、知识程度、技术娴熟度、目的取向和文化习惯等主观因素和材料特点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变异性，不像矿物-生物等自然类材料那样有内在的成分、结构、基因等规律性和外在的统一性、确定性。他对解决目前类型学的诸多问题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建议，指出它仍有存在的必要性和意义，但必须在现代科技手段的支持下对其改进，尽可能将观测项目量化，以客观数据代替主观臆断，以“操作链”的理念在各个类型之间建立起内在联系，以人地关系、人类行为模式来解析文化遗存的多样性和规律性。以技术分析为主旨和导向的器物形态-类型学研究，应该是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向。

　　高峰研究员回顾了和平文化的命名，对这一概念的源起，发展及东南亚地区该文化类性的分布和特点进行了介绍。 和平文化（ hoabinhien/Hòa Bình Culture/Hoabinhian Culture）是1932年1月20日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一次远东大会上由科拉尼正式将越南北部和平省发现的特征为单面加工而成的石工具、石锤、剖面呈亚三角形的工具、圆盘、端弧刃短斧、杏仁状的工具等，以及常出土有骨、角器等28种分类工具的这些遗址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他把和平文化定义为一种由原始手段加工而成的各种形态的工具所构成的文化。“和平文化”定名之前，法国地质学家亨利·曼休（Henry Mansuy)将该地区基本同样性质的文化定名为髙霏文化（Keo Phay Culture，仅多出两件刃缘磨光扁斧），因此，按定名优先律，和平文化本该叫做髙霏文化（Keo Phay Culture）。文化和石器工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1993~1994年在越南河内召开“和平文化发现60周年大会”，与会学者对和平文化达成如下共识：1.“和平”这个概念应该保留；2.“和平”是指一种石器工业，而非文化或技术复合体；3.和平石器工业的年代跨度为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4.“苏门答腊式石器”的概念需要保留；5.和平石器工业应该指中砾工具工业而非细砾工具工业；6.和平石器工业不是中石器时代的现象。梁山和丁村-索安厚石片-石核工业连续体则触及到整个东亚及东南亚石器工业的本质，其具有与东南非最早西维多利亚预制石核、孔贝哇石片石核技法和北非-南欧早期莫斯特的某些特征，但作为亚洲主干，实质上是包括南亚北部的索安工业在内的最早智人主干（广义，笔者界定）的以厚石片、前莫斯特预制石核技法（如东谷坨技法、“摔碰法”、锐棱砸击法等）预制石核（包括北京人和水洞沟）一脉相承，直至酆、沅旧石器和“泛和平工业”，最后在长江中游玉蝉岩和仙人洞及岭南等地形成陶容器辐射中心，使最后冰期全球广谱经济的旧石器革命的“新石器化”达到阶跃，形成原始农业的东方中心，其西向中纬度扩散形成全球真正的农业起源。

　　李浩副研究员以“走进阿舍利”为题，介绍了欧亚大陆最新发现的一些阿舍利相关产品，对阿舍利这一名词概念的内涵和定义进行了反思。阿舍利石器组合最早发现于法国，并呈现出成熟的晚期阿舍利技术面貌。但是，随着非洲越来越多阿舍利遗址地发现，阿舍利技术的内涵得到不断扩展和深化。目前所知非洲最早的阿舍利技术出现于距今约176万年，远早于西欧的距今约50万年。同时，非洲阿舍利技术经历了从早期到中期，再到晚期的发展阶段。与西欧晚期阿舍利技术相比，非洲（以及西亚、南亚）地区的阿舍利技术经历了更长的发展时间，具有更多的技术多样性和变异性。但是此前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将中国发现的手斧等大型工具与西欧材料进行对比，并以此定位这些工具的技术属性。然而，西欧（以法国和英国为主）阿舍利材料具有明显的区域特点，仅代表阿舍利技术的一种区域变体，并不能反映和涵盖全面的阿舍利技术体系。将中国手斧材料与西欧材料进行对比，难免失之偏颇。李浩博士的报告对欧亚大陆西部以及非洲的阿舍利材料进行归纳和总结，从中探讨阿舍利技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多样性和变异性，以及产生这些特点的深层次原因。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中国不同区域（以百色、丹江口库区、洛南和丁村为主）发现的手斧等大型工具标本，并对这些工具所展现的技术和形态特点进行说明和阐释，进而讨论了其技术属性。

　　由于身体原因，原定来参会的俄罗斯科学院Derevianko院士未能亲临现场，但他特别委托Anoikin教授代表他作了题为“丹尼索瓦洞穴及东北亚人群的演化、迁徙”的报告。报告回溯了俄罗斯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新发现，介绍了包括Denisova，Kara-Bom，Ust'Karakol，Anui等著名旧石器遗址的新发现，对阿尔泰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演化序列进行了解读。进而从全球视角讨论了现代人起源问题，认为现代人起源是多中心的长期事件，旧大陆可能包含了4个现代人起源中心——非洲、欧洲、东亚、东南亚，形成了四个智人亚种。

　　葛勇博士介绍了约7.4万年前的Toba火山相关研究的进展并进行了评述。约7.4万年前的Toba火山喷发是第四纪以来最大规模的火山活动，其火山灰覆盖了孟加拉湾和印度半岛的大部分区域，甚至在东非的Malawi湖的沉积物以及南非的一处考古遗址中也发现有其火山灰层分布。广布的Toba火山灰证实了其巨大的喷发规模，而且由于Toba火山喷发时间临近MIS 5向MIS 4转换的阶段，故有学者认为Toba火山喷发导致了全球性的寒冷时间，使得地球环境由温暖的间冰期进入了冰期。更有学者结合基因学研究的推断，认为在时间上较为接近的Toba火山喷发事件形成了“火山冬天”，并由此导致了除热带非洲地区（该处地区被认为是 “庇护所”）以外地区的人类灭亡，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人口锐减形成“人口瓶颈（human population bottle neck）”，从而非洲的古人类再次走出非洲，完全替代其他地区的古人类。然而，随着测年技术的发展，对火山灰的精确测年证据证明Toba火山喷发的时间并非是MIS4开始的阶段，而是在MIS4开始前的几千年。而且更多长尺度的环境学研究发现，Toba火山喷发的环境影响远没有早期研究中认为的那么强烈，例如保存有Toba火山灰的Malawi湖的环境记录显示在Toba火山活动的前后并未有显著的环境变化。更进一步的考古学证据也显示Toba火山喷发并未导致热带非洲以外地区人类活动的中断以及灭亡，保存有Toba火山灰的遗址证实了这一观点，例如印度连续的石器工业传承以及南非保存有连续人类活动的考古遗址。因此，Toba火山喷发虽然可能造成了全球性的影响，然而早期的环境及古人类学研究可能对此做出了过高的估计。

　　贺存定副研究员介绍了他对三峡玉米洞遗址的最新研究成果。三峡地区是研究古人类起源演化与环境资源互动适应的重要区域，玉米洞遗址即是三峡地区继龙骨坡遗址之后的又一重大新发现，该遗址洞穴堆积分布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地层堆积厚度超过6米，各层分层明显且均有文化遗物出土。初步测年结果显示该遗址的时代为距今8000-400000年，遗址性质为长期性的多功能中心营地居址。玉米洞遗址的主要文化遗物为石制品。原料岩性较单一，石灰岩占主导，有少量燧石、钟乳石。石灰岩作为石制品原料的首选，是古人类在充分认知和权衡遗址周边资源分布的一种被动选择，石制品技术和工业面貌受制于石灰岩原料特殊的质量和形态，原料决定论在该遗址有着非常契合的表现。石制品组合特殊，以工具为主，类型丰富，包含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凹缺器、手镐、原手斧、锥钻、雕刻器、矛形器等。石制品加工程序中剥片和粗坯修型较少或缺失，工具多选取接近目标形态的适宜毛坯直接修理刃缘形成工具，加工修理程度浅，对原坯改造幅度小，工具定型依赖毛坯原型，呈现“修边石器”。石制品组合中石核、石片等剥片产品较少，锤击法、砸击法等常规剥片技术均退居辅助地位而很少使用，而摔碰剥坯技术成为最佳选择被广泛应用，古人类根据原料的特性来选择与之相适应的剥片技术策略。在石制品中还发现少量具有特殊加工的有柄尖状器，根据装柄方式上的不同可分为修柄型和截断型有柄尖状器。玉米洞遗址的有柄尖状器在形制和加工技术上均不同于以石叶或长石片为毛坯制作的狭义有柄尖状器，时代上可能也并不局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与石制品伴出的还有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动物群总体面貌表现为典型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特征，动物群组合具备更新世中-晚期的时代特点，反映了西南腹地以热带、亚热带森林环境为主的生态景观。动物的种属主要以食草类动物为主，伴有零星肉食动物，一些大型动物如剑齿象、犀牛等多以老幼年个体为主。动物化石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骨角牙制品，在相当多的哺乳动物化石表面发现诸如切割、砍砸痕等人工改造痕迹。动物化石出土状况表明，动物化石破碎应与古人类对肉食资源的获取加工和对骨角牙质原料的深度开发利用具有直接关联性。玉米洞遗址的骨角牙制品颇具特色，可初步分为骨制品、骨器、牙器和角器，加工技术与石制品类似，既有简单加工也有精致加工，二者存在连续或断续的发展演变关系，反映了玉米洞古人类开发利用非石质原料的延续性和创新性。玉米洞遗址连续而漫长的地层序列和丰富而特殊的文化遗存表明，该遗址文化既有传承发展缓慢性和沿袭性，同时具有区域特殊性和灵活适用性，对于探讨现代人起源及表征和古人类连续演化的区域性多样化模式及其动因提供重要线索。

　　许乐同学介绍了她对中国78个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1653件石球进行的多视角研究。作为旧石器时代工具之一的石球（Spheroid），其发现一直被考古学者所关注，但对其深入研究的并不多。她的报告首先以中国78个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1653件石球为材料，从石球本身的原料、类型大小、分布情况等方面进行了考古学分析，认为中国出土石球具有原料复杂多样、类型大小不一以及分布北多南少的特点；其次，将石球与其共生的石制品、动物群、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的联系进行了新探讨，认为南北生态环境以及动物群种类的差异造成了南北方石器工业传统的不同，即北方以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为主的石片石器工业和南方以砍砸器为主的砾石石器工业；同时，南北石器工业传统的不同又显示出古人类在不同生态环境和动物群背景下良好的文化适应。她的报告是在以石球作为狩猎功能为主的情况下来探讨的，作为石制品之一的以狩猎功能为主的石球，同样受生态环境以及动物群的影响，在当时北方多草原的环境下，石球发现数量多于以森林为主的南方地区，而同时，与石球共生的石制品的类型以及数量的多少又为石球的这种分布特点作了很好的证明。在统计了各个遗址动物种类的情况下，又发现了石球主要用来狩猎的动物，包括鹿科、马科、牛科在内的中型和其他一些小型食草动物，这些动物多以草原型动物为主，显示出与当时的生态环境相一致的结果。

与会代表发言

　　彭菲博士介绍了2014-2016年水洞沟遗址第2地点（SDG2）出土材料的研究进展。水洞沟遗址第2地点（SDG2）2003-2007年发掘及研究，不仅为我国西北地区史前文化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晚更新世文化演化序列，也成为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多学科、多视角研究的一个重要范例。深入细致的研究虽然揭示了大量古人类行为信息，但也衍生出更多学术问题。诸如不同文化层的埋藏性质、年代框架的高分辨率构建、原料采办、空间利用、石器技术、生计模式等课题仍有继续深入探讨的空间。且随着数字化野外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旧石器考古发掘中，基于此类技术获取的新材料可以提供更多古人类行为信息。有鉴于此， 2014 -2016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对该地点再次进行了发掘，在原发掘区北侧开辟发掘区T3，发掘面积约100平米。于3个发掘季中，在厚达10余米的7个文化层里共出土石制品(≥2cm)5454件，动物化石1396件，鸵鸟蛋皮装饰品及碎片超过1000件，并首次在水洞沟遗址发现穿孔牙饰和飞禽类蛋壳碎片；除丰富的文化遗物，还揭露了33处疑似火塘和大量其他类型用火遗迹。根据在T3的7个层位中共26个14C测年样品的最新年代数据，综合此前SDG2的年代数据，应用贝叶斯统计方法对SDG2遗址年代框架进一步进行了高分辨率构筑，发现SDG2文化层主要集中于30-34ka和34-42ka两个时间段；在此框架下，对石制品原料分析显示古人类对遗址的利用是短时间多频次的，结合模拟实验和埋藏分析发现不同层位的古人类可能生活在不同的地貌单元上；根据对大量鸵鸟蛋皮碎片的显微观察与分析，揭示鸵鸟蛋蛋液很可能已经被纳入当时古人类的食谱，随后蛋壳再进一步被进行利用和加工；不同层位石器技术的比较研究显示，该遗址古人类石器技术模式保持较为简单的特点，但仍有一些特色值得注意；微痕分析也发现一些用传统类型学，如刮削器等定名的工具，其使用方式与名称有着显著不同，这些研究都说明对传统东亚简单石片工业应用新的分析技术可以获得许多新的认识，也对“简单石片”这一传统认知提出了挑战。

　　余官玥同学介绍了水洞沟第12地点细石叶微痕分析的研究成果。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叶技术广泛流行于东亚、东北亚及北美西北部，较大的时空分布范围表明细石叶技术具有普遍的适应优势。水洞沟第12地点的文化构成以细石叶技术为核心，以往的分析从理论的角度阐释其“中心营地”的性质，但是缺乏微痕分析等直接证据支持。她的报告以水洞沟第12地点的白云岩细石叶为研究对象，采用相同原料进行了29组复制使用实验，以实验标本为参考对遗址出土的70件白云岩细石叶进行了微痕分析，结果表明，在水洞沟第12地点发生了大量加工、处理行为，细石叶既作为加工食物资源的工具，同时也是用以生产工具的工具。具体来说，细石叶多被嵌入骨、木柄制成复合工具，利用侧刃缘加工食物，或对骨、木类动植物资源进行加工以制作骨器、木器等，满足古人类多样的生存需求。该遗址出土了类型和数量丰富的石器、骨器，大量的动物骨骼和烧石、烧骨，表明遗址中曾进行过工具的生产加工、食物的消费、火的使用等多种多样的活动。综合以上信息，可以确认水洞沟第12地点的“中心营地”性质。

　　徐廷介绍了吉林东部大洞遗址和枫林遗址的最新研究进展。吉林东部长白山地近年来发现了多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调查采集和发掘出土了大量以黑曜岩为主要原料的石制品，主要表现出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叶工艺特点。他尝试通过对近年来长白山天池东西两侧经过系统发掘的大洞遗址和枫林遗址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吉林东部长白山地区的细石叶技术、年代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和龙大洞遗址位于长白山主峰以东，枫林遗址位于长白山主峰以西，两处遗址的细石叶石核均以楔形石核为主，但技术工艺各有特点。枫林遗址细石核工艺技法以河套技法（日本称涌别技法）为主，兼有虎头梁技法，大洞遗址细石核工艺技法以虎头梁技法（日本称峠下技法）为主，兼有河套技法。此外，船型石核在两处遗址中也均有发现。从年代上看，大洞遗址主体文化层的年代在2万年前后，而枫林遗址主发掘区的年代在1.8-2.4万年之间，均处于末次冰盛期阶段。吉林东部长白山地区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是连接俄罗斯、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中国华北地区的重要枢纽，也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叶工艺传播、狩猎采集群体迁徙互动的重要区域。该地区发现的细石叶技术具备多种周边地区存在的细石叶工艺技法，体现出古人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流动性加强、技术水平提高、细石叶工艺扩散、人群互动强化等特征，为探讨东北地区更新世末期古人类生存模式及细石叶工艺的扩散传播提供了新的材料和启示。

　　郑喆轩对攀枝花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作了回顾，并对回龙湾洞穴遗址、席草坪遗址的试掘材料和滮水崖岩厦遗址的调查材料加以介绍，攀枝花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川滇交界处，地处金沙江中游，横断山区中攀西裂谷的中南段，其南与元谋盆地临近，北又与宽广的安宁河谷相连，是四川、云南之间古人类迁徙通道的一个重要节点。从以往的考古学发现来看，在攀枝花的西部，金沙江的北岸，大致以现攀枝花市仁和区布德镇为中心的方圆10km的区域内，已发现有回龙湾洞穴遗址（1988年试掘）、席草坪遗址（1989年试掘）和滮水崖岩厦遗址（2018年调查）等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史前遗址分布密集。其中，回龙湾洞穴遗址与席草坪遗址自20世纪80年代试掘后，长期未进行科学系统的整理，对其文化面貌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已公开的资料中也存在一定的错误信息。报告通过对回龙湾洞穴遗址、席草坪遗址的试掘材料和滮水崖岩厦遗址的调查材料的系统整理后发现，前两者为类似富林文化的小石片石器工业，而非之前认为的“以小石器和细石器两种文化因素并存特别是细石器文化因素为其特点”，同时，滮水崖岩厦遗址为比较典型的砾石石器工业。对攀枝花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研究，结合与西南地区其他区域石器文化传统的比较研究，将有力的增进西南地区云贵高原、横断山脉及四川盆地之间史前文化的有机联系，也将为探讨本区域内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交流的路线及模式提供新的线索和视角。

　　李大伟副研究员同与会学者分享了他在越南访学的所见所闻，介绍了越南史前考古的概况，并对越南考古机构作了详细的介绍。越南北部与中国岭南地区相邻，在史前时期自然气候和地理环境基本相似。对更新世晚期越南考古材料的研究，以及中国岭南地区和越南北部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对于我们了解东南亚古人类的迁徙、旧石器晚期石片石器技术的起源等学术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岭南更新世晚期有洞穴遗址和露天遗址两种，前者有桂林宝积岩、柳州白莲洞、田东定模洞等遗址，后者有百色百达、南宁虎头岭、梧州牛粪冲等遗址。石器工业分成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以柳州白莲洞遗址第一期和鲤鱼嘴遗址第一期为代表，砾石石器和石片石器并存，有不少器体较小的燧石小石器，多用锤击法打片，修理石器为反向加工，器类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另一种类型为典型的砾石石器工业，宝积岩、定模洞等绝大多数遗址皆属此类，这是继承早期百色旧石器的传统，多用锤击法打片，修理石器为正面加工，器体粗大，器类有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等。越南北部更新世晚期考古文化包括谷安文化和山韦文化，谷安文化为小型石片石器，石片边缘有修理痕迹，无固定形制，典型器物有刮削器和小型尖状器；此后出现的山韦文化则发生了较大变化，属于砾石石器工业，石器形体粗大，以边刃和端刃砍砸器为主，也有大尖状器。他对更新世晚期越南北部和岭南地区旧石器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基于年代学、类型学等研究基础上，他认为，越南北部砾石石器有可能是从岭南传入，因为岭南旧石器时代晚期砾石石器是承继早期的传统而来，而越南北部砾石石器则是在石片石器工业之后新出现的，因此，从年代方面来看，越南山韦文化的砾石石器工业很有可能是受岭南影响而出现的。同时，更新世晚期岭南地区和越南北部地区均出现石片石器，气候变化可是其最大的驱动力。

　　王晓敏博士介绍了泥河湾盆地于家沟、马鞍山和瓜地梁遗址动物考古研究的相关内容。冰消期（18-8cal ka BP）全球气候的频繁波动与人口的快速增长促使狩猎－采集群体加强对食物资源的开发。他们对动物资源的强化利用表现在有针对性的狩猎以及猎物的深加工两个方面。在此基础之上，人群对动物的认知、管理和加工能力提升，新的生产工具和生产理念使狩猎－采集群体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不断增强，并最终促使他们降低流动性，逐步走向定居。对冰消期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系统研究，是重建该阶段古人类开发动物资源行为的重要手段。她对泥河湾盆地于家沟、马鞍山和瓜地梁遗址出土的近3万件动物骨骼标本进行了全面的信息采集，通过对猎物构成及多样性、动物死亡年龄、骨骼表面痕迹、骨骼单元分布及骨骼破碎方式的分析，尝试从生态学和埋藏学的角度重建遗址的形成过程以及古人类获取和消费动物资源的方式。结果表明，1）三处遗址均为原地埋藏，其骨骼组合的特点能较全面、真实地反映古人类利用动物资源的原始面貌；2）古人类采取了有针对性的狩猎策略，小型牛科动物是他们捕食的主要对象；3）随着时间的推进，古人类从偏好青壮年猎物转为重点开发幼年个体，于家沟遗址普氏原羚的死亡年龄结构表明，对羚羊的狩猎发生在秋季；4）古人类在狩猎后会将动物整体搬运回营地进行屠宰，除了追求肉食以外，还会开发油脂资源。由此认为，冰消期泥河湾盆地生存的古人类对动物资源进行了深度开发，表现为捕获特定年龄阶段的特定猎物、全面攫取猎物的营养成分以及季节性的大规模狩猎。该阶段当地人群对动物资源的开发趋向集约，很可能促进了工具类型和生产手段的进步，如数量庞大且制作精美的细石叶技术产品、粗砂陶片、磨制工具和有结构的火塘等。如此一来，流动的狩猎行为不断地向简单的管理、维护甚至储备过渡，并为最终转变为农业生产奠定基础。

　　二、考古新发现

　　于建军研究员介绍了新疆首次发现的有原生地层堆积的通天洞遗址。自2014年以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等单位合作，在该遗址进行系统的发掘。遗址不仅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勒瓦娄哇技术相关产品，而且最新发现了国内时代最早的小麦，其年代为距今约5200-5300年。通天洞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也带动了新疆旧石器考古工作，最新的调查在临近地区新发现了许多重要的线索，这些为了解新疆地区史前文化面貌提供了难得的材料。

　　陈全家教授介绍了吉林大学团队近年来在黑龙江绥芬河流域的旧石器考古发现与研究，在新发现的22个旧石器地点共采集石制品近1000件。在其中鉴别出勒瓦娄哇、细石叶技术、阿舍利等相关产品，不仅丰富了东北史前文化的内涵，也为未来进一步工作奠定了基础。

　　宋国定教授对河南淅川坑南遗址的发掘工作进行了介绍。坑南遗址位于河南省淅川县，丹江左岸二级阶地上。2010-2011年，配合南水北调工程进行第一次抢救性发掘，发现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延续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连续地层，以及大量石制品等遗物。经多次调查后确认，遗址面积达7万余平方米。2016-2017年，中国科学院大学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对该遗址进行探索性主动发掘，分南、北、西三个区域，共揭露面积500余平方米，出土石制品近1000件。经过初步整理，石制品类型包括原料、石核、石片、工具、断块、残片等；剥片方法以锤击法为主，偶尔使用砸击法；工具组合包括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手镐、手斧等多种类型，其中以刮削器为最多，还包含少量的手镐、舌形刃手镐、手斧等器型。通过对石制品的初步研究，发现石工业的特点为：1）砾石工业与石片工业并存，2）砾石工业与石片工业的比例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并不仅仅是从砾石工业发展为石片工业的单线程变化模式，而是经历了砾石-石片-砾石-石片的较为复杂的发展变化，呈现了典型的南北方过渡性特征。根据地层堆积特点和区域地貌，结合石制品技术与类型，推测坑南遗址的年代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

　　杜水生教授作了题为“甘肃楼房子遗址的新材料与旧石器时代中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报告，楼房子遗址位于甘肃省东部环县曲子镇楼房子村，地理坐标为30°20′47″N，107°20′54″E，海拔1290米。2011-2012我们对上文化层进行了发掘，出土1600余件石制品。光释光测定年代为距今4-6万年，碳十四测定年代大于2.3万年（未校正），综合来看该遗址的年代可能为旧石器中晚期过渡时期或旧石器晚期初始阶段。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石器、断块、断片、石材等。石英砂岩为主要原料，其次为硅质灰岩，脉石英、砂岩较少，石英、燧石极少。使用锤击法进行剥片，石核类型以单台面、双台面为主，多台面、盘状石核较少，石片均为普通石片。石器的加工方法为锤击法，毛坯以石片为主，加工方向以正向为主；石器类型以刮削器和锯齿刃器为主，其次为凹缺器，只有少量的尖状器、齿状器等，具有中国传统简单石核-石片文化的主要特征。但是，包括锯齿刃器、凹缺刮器、齿状器在内的齿状类工具组合是莫斯特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些工具以加工木、骨器为主要功能。考虑到在中国西北地区近些年发现了一些具有莫斯特工业的遗址如新疆通天洞遗址、宁夏水洞沟遗址、内蒙金斯泰遗址。楼房子遗址上文化层究竟反映了莫斯特文化的渗透还是一种对特殊环境的适应，对于探讨中国旧石器晚期之初的文化交流乃至现代人起源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冯小波教授介绍了丹江口库区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相关内容，丹江口库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地点）有270处，其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特征与华南典型的砾石（石核）石器工业比较接近，以石核石器为主要类型。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黄龙洞遗址文化面貌兼有石片石器文化传统和砾石石器文化传统，但其他旷野遗址的文化面貌还是以砾石石器为主，石片石器很少。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大量旷野遗址中发现的石制品还是和早期相似，如刘湾、滴水岩、北泰山庙、黄家窝遗址等，尤其是在距离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郧县人遗址不足1000米的滴水岩遗址发现的石制品面貌和郧县人遗址的文化面貌非常接近，说明在丹江口库区，旧石器时代文化从早到晚有一定变化，但特征基本上还是属于砾石石器文化传统，如均以砾石（石核）石器为主，很多地点都有手斧，石片石器很少。同时，丹江口库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与环境因素也有很大关系，尤其是受到秦岭强烈抬升之后，丹江口库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面貌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华北石片石器因素，但仍有许多非典型的石核（砾石）石器的一些特征。

　　陈福友副研究员对首次发现原生地层的凤凰岭遗址2017年出土材料进行了介绍。凤凰岭遗址位于临沂市沂河、沭河冲积平原的一个土岭上，是山东省范围内发现的第一个细石器遗址，它的发现揭开了山东细石器发现和研究的序幕，其后在沂沭河流域相继发现了大批的细石器地点。1982年被首次发现以后，凤凰岭遗址就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1984年即有学者使用凤凰岭文化一词，指代临沂、郯城和连云港等地发现的以细石器为突出特征的遗址；其后，学者在研究该区域发现的细石器遗存时，也多沿用凤凰岭文化的名称。1999年有学者撰文提出正式命名凤凰岭文化，以代表沂、沭河流域百处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2004年有考古学者赞同将分布于以沂、沭河流域为主的鲁东南和苏北地区的这批近百处地点的细石器遗存命名为凤凰岭文化，同年也有学者根据正式发掘的4个遗址的出土材料，对山东旧石器晚期的石器技术进行了分析，认为原先归类为凤凰岭文化的众多遗址、地点的石器技术复杂且多样，无法用凤凰岭文化统一概括。凤凰岭文化经历了从最初的命名、到获得较广泛的认同、再到被质疑的历史过程。作为一个考古学文化，凤凰岭文化同样要遵守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对照命名原则逐一分析发现，凤凰岭文化命名的关键缺陷在于对这一文化的内容缺乏相当充分的认识，凤凰岭文化提出的主要考古依据是1983年发表的“山东临沂县凤凰岭发现细石器”一文，其描述的标本是在1982年发掘凤凰岭顶部的汉墓时，在墓坑填土和岭顶及周围地表采集到的，虽然其后在凤凰岭进行的细石器发掘中找到了原始地层并出土了较多的细石器，但这批发掘材料一直未公开发表，只到2004年沈辰在研究论文中进行了初步的类型学分析，但缺少原始数据；另一方面，凤凰岭文化的命名缺少绝对年代数据，原发掘区因修建兖石铁路而破坏，年代问题似成悬案，幸运的是，2015-2017年在凤凰岭遗址的边缘区新发现了埋藏细石器的原生地层，进行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有地层依据的细石器遗存，并进行了光释光测年，使得凤凰岭遗址的年代和文化性质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随着测年、石器类型学与技术分析、以及早年间发掘材料的公布和沂沭河流域众多细石器遗存的对比研究，凤凰岭文化的命名与研究将获得扎实的基础。

　　张改课副研究员介绍了汉中梁山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的发现及其意义。陕西南部是我国南、北地区的过渡地带，是研究南北旧石器文化关系的重要地区。位于陕西南部的汉中盆地，是陕西旧石器时代遗存的重要分布区，其中尤以南郑梁山地区的发现最为重要。2009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南京大学等单位在汉中盆地开展了持续的旧石器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新发现和新认识。2017年调查发现，2018年初试掘的汉中市南郑区梁山镇疥疙洞遗址，是梁山地区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采集和出土动物化石、烧骨、石制品等众多遗物。动物化石有大熊猫、熊、狼、犀、鹿、牛、鼬、豪猪等多种。石制品百余件，原料以石英为主，石英岩、细砂岩等也有较多使用；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工具、断块、碎屑等；剥片主要采用锤击法；石制品个体以中小型为主；工具以刮削器为主；主体上接近于中国北方以小石片为主的主工业类型。根据出土遗物初步分析，该遗址应为一处原地埋藏的晚更新世时期人类居住遗址。疥疙洞遗址的发现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意义。首先，梁山地区以往发现的遗址和地点均位于旷野阶地上，疥疙洞遗址的发现提供了有别于旷野栖居的另一种洞穴栖居模式。其次，梁山地区以往发现动物化石数量较少，疥疙洞遗址发现的动物化石数量较大、种类较多，为研究梁山地区动物种群、生态环境及人与动物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最后，疥疙洞遗址的发现充实了梁山地区乃至汉中盆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活动信息，为研究汉中盆地旧石器时代的人类行为方式、石器加工技术、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及其演变过程提供了新的资料。

　　张兴龙副研究员介绍了贵州招果洞遗址发现与研究，该遗址遗物和遗迹保存较好，在近5米深的地层堆积出土了大量动物化石，特别是骨角器很有特色。近几年该遗址一直在持续进行发掘，最新的发掘新发现了多个火塘，证明招果洞是一处人类长期活动的遗址，目前工作证在尝试利用DNA手段提取古人类DNA，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将会勾勒一个西南地区晚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早期的完整的古人类活动图景。

与会代表发言及会场

　　周振宇副研究员介绍了泥河湾盆地5万年以来人类活动新证据，其中西白马营遗址1，2，3号地点的石制品类型中大量的砍砸器很有特色，年代早至约5万年。对附近地区进行调查工作也取得了初步收获，未来的工作计划将应用无人机等多种科技手段，建立该地区的地理信息系统，为研究该区域5万年以来人类活动和文化面貌搭建一个良好的背景框架。

　　董哲同学介绍了2017年12月-2018年1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安徽水阳江流域开展的旧石器考古调查工作，这项工作新发现并确认14处旧石器地点，其中在宁国市港口镇新发现王家湾、沈村1号、沈村2号、五磁、官冲、葫芦冲6处地点，在梅林镇新发现坑口桥地点，在河沥溪镇新发现北冲地点；在广德县桃州镇新发现汪家湾、上庙1号、上庙2号、祠山岗、富家村5处地点，在誓节镇新发现盛家庄地点。调查采集数十件石制品，绝大多数来自暴露的网纹红土剖面中。通过技术类型学分析，可将石制品初步划分为多面体石核（或准石球、石球）、随意石核、盘状石核、完整石片、断块，以及包括砍砸器、手镐在内的重型工具等。石制品原料以石英岩为主，就地取材，少量为脉石英；一些标本磨圆严重，可能与受到高能量水体频繁扰动的埋藏环境相关。石核剥片与工具修理以锤击法为主。这批石制品埋藏于水阳江及其支流两岸的二、三级阶地，根据石制品主要埋藏于网纹红土以及石制品的组合特征，初步推测新发现旧石器地点的地质年代应为中更新世，仅1处地点因石制品埋藏于上部的黄色黏土中，初步推测可能为晚更新世。本次调查是首次在宁国市港口镇发现旧石器地点，有利于进一步摸清流域内旧石器资源的分布规律，完善该区域旧石器时代从早到晚石器工业面貌与技术传统的演变规律。他计划在接下来工作中对不同地点埋藏石制品的地层剖面进行光释光测年采样，以期获得不同地点的绝对年代数据。

　　韩芳同学介绍了青藏高原东部玉树州参雄尕朔遗址的新发现与研究进展，末次冰期之后，现代人已经几乎占据了全世界的所有区域，特别是到达了此前从未涉足的高纬度、高海拔地区，在该时段的人群扩散过程中，以东北亚和西北美为代表，史前人群在技术行为上的体现是，细石叶为代表的石制品“细小化趋势”迅速蔓延，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也有着相似的技术演化趋势。现有的考古材料表明，在距今15000年左右的青海湖周边区域已经出现了石制品的细小化现象，以下大武、西大滩、野牛沟等地点为代表，原先“漫游”于低海拔区域的狩猎采集者登上4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区域，开始了他们的拓殖高原之旅。她的报告以青藏高原东部玉树参雄尕朔遗址的发现为例，探索该区域史前人群的技术行为及土地利用模式等，以此为狩猎采集者开发高海拔区域的模式提供新的材料与契机。初步研究显示，参雄尕朔遗址可能为一处生产细石叶的营地遗址，石料获取、石制品加工、遗址利用模式等方面均有自身特色。石料岩相鉴定和地表调查表明，硅质岩为主要的石料类型，来源是通天河两岸的河滩砾石。技术分析表明，楔形细石核为主要类型，细石核毛坯选择与预制、台面更新、细石叶剥取等方面与“拉乙亥技术”类似。而工具制作、石核剥坯分析以及各类石制品比例显示，遗址功能与石器生产活动相关。石制品的空间分布和火塘的发现，说明狩猎采集者可能对遗址进行了反复的季节性开发。

　　夏文婷同学介绍了秦岭地区龙岗寺遗址第3地点2014年的发掘，秦岭地区既是中国自然地理的南北过渡区，也是研究我国南北旧石器文化交流与古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秦岭北麓的蓝田地区发现了中国境内最古老的直立人头骨化石，但是区域内相应的更新世早期的旧石器遗存发现较少，这为我们了解秦岭地区早期人类的技术行为与生存模式带来了困难。本文所研究龙岗寺遗址第3地点位于秦岭南麓的汉中盆地，古地磁测年结果显示遗址埋藏石制品的地层堆积年代为距今120~70万年，属于早更新世晚期至中更新世早期。遗址于2014年经过系统发掘，出土了原地埋藏的石制品4000余件，包含石核、石片、修理工具、断块和碎屑等不同类型。制作各类石制品的石料多来自附近河流及河漫滩上的砾石；原料种类多样，但石英占据着主导地位，另有少量的火成岩，偶尔可见石英岩、燧石、细砂岩等其他原料类型。遗址出土石制品的尺寸总体偏小，小型石片在石制品组合中所占比例较大，经二次修理的工具毛坯也多为小型石片，工具多为简单修理的刮削器，存在少量的尖状器与雕刻器。锤击法是主要的剥片及修理方法，但在小部分石片上可辨识出砸击技术特征。汉中盆地历来被视为砾石工业的代表区域，盆地内曾采集到许多被认为属于中更新世时期的手斧、手镐、石球等大型工具，但龙岗寺遗址第3地点发现的石制品面貌不论从石制品组合或制作技术上来说，都与更新世时期华北地区常见的小石片工业更为接近，而区别于区域内传统的华南砾石工业。本文通过对龙岗寺遗址第3地点石制品进行研究，为更全面地了解汉中盆地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埋藏状况、石器工业面貌及地层年代等提供了丰富材料，并为进一步探讨秦岭地区早期古人类的生存活动方式及迁徙交流提供了重要线索。

　　靳英帅同学介绍了尼阿底遗址第3地点调查采集的细石器遗存。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为人类的生存生产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因而有关古人类如何征服、拓殖和定居高原的问题长期以来受到学界关注。细石器遗存广泛分布于青藏高原，是史前青藏高原地区重要的文化元素，青藏高原细石器遗存的研究是认识古人类对高原的适应提供重要的依据。青藏高原腹地的藏北高原，是目前青藏高原细石器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被认为是细石器在青藏高原传播扩散的重要地区。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调查队于2016、2017年对藏北高原进行了近两个月的考古调查。调查新发现石器地点40余处，石制品千余件，多处地点有细石叶产品的存在。细石叶产品多使用压制技术或间接技术制成，石料来源于河流沉积带来的小砾石，皆为燧石或者玛瑙等优质原料，细石叶产品多与石片石器伴生。石制品组合中发现有大量的细石核，类型以楔形石核和锥形石核为主，工具多为利用小型石片加工的小型工具，也有少量大型砍砸器。在尼阿木底第三地点，不仅发现了细石核和细石叶，还采集到了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片及半成品。以此为材料，他通过技术分析和模拟实验等手段，重点分析尼阿底第三地点的细石叶生产技术，结合其他地点的发现，探讨了青藏高原腹地古人类的生计模式和对高原的适应方式。

　　三、年代与古环境研究

　　葛俊逸副研究员介绍了广西崇左智人洞古环境重建工作。气候环境变化与古人类生存、演化的关系一直是古人类研究中的重要科学问题之一。其中，第四纪时期的冰期-间冰期气候变化在古人类演化和活动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欧亚大陆中高纬度地区古人类的扩散、迁徙活动等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在低纬度亚热带等地区冰期-间冰期对古人类的活动具有怎样的影响仍不清楚。最近发现于广西崇左的智人洞古人类遗址出土了智人下颌骨和两枚古人类牙齿化石，前人对其沉积物的光释光、古地磁和铀系测年认为其沉积物形成于中更新世晚期。他的研究对该遗址含人类化石沉积物进行了磁化率、游离铁、颜色和烧失量等理化指标以及孢粉等的详细分析，重建了古人类活动时期的环境背景，并结合对其下部沉积物的进一步碳酸盐铀系测年，对其年代进行了重新讨论。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理化指标还是孢粉均清晰地记录了至少两次周期性的气候冷暖变化，结合新的碳酸盐铀系测年，他认为这种周期性变化可能为冰期-间冰期气候变化。洞内沉积主要为来自洞外的碎屑堆积，堆积起始于早更新世，并于末次间冰期晚期结束，堆积过程明显受附近河流水文变化的控制，并与第四纪气候变化密切相关。古人类和动物化石均出现于相对寒冷的冰期的沉积物之中，在间冰期沉积物中基本尚未发现任何化石。上述结果表明广西崇左地区中更新世古人类活动可能仍受控于冰期-间冰期的气候变化，其影响可能包括：1）冰期-间冰期气候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活动，即冰期时区域植被景观为稀树草原，较为适宜古人类的生存，较低的植被覆盖亦会导致洞口的出露，利于动物和古人类的进入，间冰期时气候变暖可能使得该区古人类向北迁徙，人类活动强度显著降低，从而降低了洞穴内化石出现的几率；2）冰期-间冰期气候变化可能通过影响河流下切作用而影响古人类的活动。冰期时区域侵蚀基准面下降，河流下切作用增强，一方面会造成更低海拔的洞穴的发育和出露，同时使得古人类寄居的洞穴距离水源的距离变大，从而迫使古人类放弃原来的洞穴而进驻入海拔相对较低更靠近水源的洞穴。此外，根据古环境重建结果，我们推测古人类化石的年代可能早于之前认为的10-12万年，可能为MIS6时期。

　　王法岗副研究员针对最近关于许家窑遗址年代为26-37万年（ESR）的新发表的文章进行了讨论。侯家窑遗址指许家窑人文化遗址的74093地点，该遗址发现于1974年，后进行多次发掘，发现古人类化石20件，石制品、动物化石上万件，是认识许家窑人及其文化的主要材料来源。为进一步了解侯家窑遗址区域的地质地貌及古人类文化遗存分布状况，解决围绕侯家窑遗址年代差距巨大的争议，2003年以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先后多次在遗址所在的盆地西部地区开展地质地貌、旧石器专题调查，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15处，将该区域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数量增加至18处，依据盆地内第四纪地质地貌演化史及相关测年结果，这些遗址的时代应为中更新世末期至晚更新世，为研究泥河湾盆地现代人的起源、演化及扩散提供了新的材料。2007-2012年，对侯家窑遗址开展了连续的考古发掘，在70年代发现许家窑人化石的层位以下4-5米处发现了泥河湾层与河流阶地的不整合接触面，许家窑人的古人类化石、文化遗物及动物化石皆出自该不整合接触面之上，证实该遗址的文化遗物并非出自以往报道的泥河湾层之中，而是埋藏于泥河湾层沉积结束之后的梨益沟第三级阶地内。在此基础上，参照新的测年数据，许家窑人生存时代为中更新世晚期之末，大约17万年前后，对解决长期困扰许家窑人生存时代分歧巨大、分类地位不一致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对探讨泥河湾古湖结束的时间、泥河湾层的上限以及许家窑组的定位等相关问题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孙雪峰副教授介绍了他所在的团队从2004年开始，在秦岭及周边地区持续开展了详细的第四纪地层和地貌调查，以及大量地层测年样品的采集工作。应用光释光(OSL)、回授光释光(TT-OSL)、和红外后红外释光（post-IR IRSL）的精确定年研究，结合古地磁和Al26/Be10 埋藏测年研究，并根据黄土-古土壤条带以及磁化率曲线与标准洛川地层序列对比，建立了秦岭及周边地区旧石器文化层详细的地层分布情况和准确的年代序列。测年结果表明，在大约120万到5万年期间，秦岭地区旧石器文化均有保存。石器工业基本连续，在大约120万到20万年期间为模式I工业，在大约20万年到5万年期间为模式II工业。对比第四纪以来我国中部地区气候和环境变化记录，发现秦岭地区的旧石器遗址数量基本受控于冰期-间冰期环境变化，在冰期阶段古人类活动记录相对较少，而在间冰期阶段古人类活动记录明显增多。总体而言，古人演化基本是连续的，没有明显间断。在大约120万到60万年阶段，我国中部地区以冷干冰期环境为主导， L15等冰期强干冷事件的压迫和驱动，可能导致北方古人类部分向南迁移，并在秦岭地连续定居和繁衍。在大约60万到5万年阶段，我国中部地区以暖湿间冰期环境主导，古人类在秦岭地区出现了大规模扩张，大约60万和10万阶段是秦岭古人类大规模扩张的两个重要阶段，其中以大约10万阶段最为繁盛。

　　四、公众考古

　　邢路达分享了2017年在泥河湾开展旧石器公众考古的心得与体会。旧石器时代是人类的第一个时代，上古洪荒的巨大格局具有非凡的魅力，是人类寻找自身来源并叩问我是谁等人类基本问题时不可回避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中国古人类学研究日新月异，中国旧石器新发现接连不断，在人类起源、现代人起源、旧石器时代生存策略变化等世界性问题上给予了重要的参考及答案。从世界范围而言，研究人类起源演化的重心正在向东亚地区转移。因此，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未来将在世界范围内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随着国民素质提高，公众对于人类起源与演化等相关问题关心程度提高，对相关学科产生了一定的兴趣。政府对于文化及科学普及工作日益重视，在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国家提出要实施重大文化工程和文化名家工程。在第六十九章《提高文化开放水平》中，也明确指出，加大中外人文交流力度，创新对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方式，在交流互鉴中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因此，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及古人类学的科学普及工作现在是十分必要的工作。然而，相较其他学科而言，中国公众考古学工作十分落后，与欧美国家相比差距巨大。考古工作者与大众接触较少，导致相关科研问题流言四起。泥河湾遗址群主要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境内，是研究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起源和第四纪地质学的圣地。同时，泥河湾盆地是目前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最完整、遗址数量最丰富、国际关注度最高的地区，且临近北京，在此地作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及古人类学的科学普及工作条件优越。该区域内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面广、内容丰富，囊括了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古生物学、第四纪地质、古地磁学、古气候学和年代测定等多个学科，几乎记录了人类的起源和演变的全过程，是一个天然博物馆，对探索世界早期人类的发展及其文化的演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的泥河湾地区地势起伏，蜿延曲折，天高云淡，空气清新，夏日绿草如茵，凉风习习；冬日白雪皑皑，银蛇舞动。登上古老的泥河湾地层，阳原全境尽收眼底。泥河湾，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圣地，更是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2017年泥河湾旧石器文化节系列活动中国古动物馆小达尔文俱乐部组织公众进行系列公众考古活动，介绍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最新研究成果；扩大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考古研究影响力，提高泥河湾地区知名度；面向北京及周边公众，普及人类演化知识，提高大众对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兴趣、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本次大会专门设置了研究生报告讨论专场，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山西大学的研究生分别作了发言，引起了众多讨论。7个主持人在1天半时间内共主持了30个学术报告，参会学者就所有报告议题进行了讨论与提问。专委会秘书长王社江研究员对此次大会作总结发言，他高度赞扬了此次大会发言者的精心准备及旧石器考古近年取得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年轻学者取得的进步令人振奋。随后，专委会副主任陈全家教授也主动发言，鼓励年轻学者多做野外工作，加强田野调查，搞好基础资料，摸清家底，同时也要加强如石器绘图等基础技能。王幼平副主任也赞同陈全家教授意见，呼吁应加强基础研究，也要提高研究水平。杜水生教授表扬了本次发言的学生代表，认为应加强讨论，共同促进旧石器考古学的发展。与会代表还建议专委会拓展途径，加强考古资料的数据共享，特别是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新时代，如何用新的手段获取石器等遗物资料信息是所有同仁们面临的问题，代表们建议由专委会牵头，搭建共享数据库方便交流。专委会主任高星研究员再次感谢大家积极参会，表示专委会也会尽快商议如何更高效的推动学术交流和知识共享，专委会的网站也正在筹备中。

撰稿：彭菲　王社江

摄影：别婧婧

审核：王社江

责编：荼荼　张小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