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公共考古的问题，我首先要多说几句话，首先，我是非常赞成这次公共考古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的学术活动。因为过去，在我们考古界很多专家都忽视了这个问题，大概在十几年以前，我就觉得考古的工作应该让更多公众有更多的了解。说到这儿，也算和公共考古有一些缘分。因为我今天要讲这样一种题目，一下提醒了我。昨天晚上我梳理了一下思路，好像我们吉林大学的考古学和公共考古有关系应该是从2003年开始的。在那之前，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发掘老山汉墓，老山汉墓的发掘是中央电视台全程直播，那是中国首次在央视做这样的节目。本来这个节目和我们也没什么太多关系，但是，2002年秋天的时候，对老山汉墓发掘资料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学术界和公众的兴趣。当时，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赵福生副所长给我打电话，说要请吉林大学帮他们做一件事。他说，老山汉墓发掘的女性墓主人头骨在研究上出了些问题。因为当时在发掘现场是请考古所的潘其风先生，也就是我的老师去做的现场鉴定，潘先生说，这个头骨是一个蒙古人种（黄种人）的头骨。但是等到北京市文研所他们后期做颅骨的复原像，跟我今天讲的这个容貌复原这个题目是一样的。他们先找的是公安部的物证中心去做，因为公安部的物证中心在头骨复原容貌这方面是非常权威的一个机构。公安部物证中心做的复原像得出的结论，说这不是一个黄种人，是一个胡女，西域的胡女。这件事被北京的很多媒体报道，所以就引起了一个冲突。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认为他是一个黄种人，公安部的物证中心的专家研究完了以后认为是个白种人，这就不太好办了。所以，当时赵所长就说能不能让吉林大学再给他们做一遍。我当时觉得这很不好办，我们要是用同样的方法然后给做出来，跟我老师潘先生是一样的结果，担心人家说你这没有科学精神，老师怎么说你就怎么跟人家去说。但是我要做出来跟我的老师不太一样的话，我也觉得这有点为难。我跟赵福生是老朋友，我就说这事儿别找我们，你再找别人做吧，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让他们做。他不同意，说我这事儿就拜托你了。此时我突然想起来，那个时候吉林大学做古DNA的研究，从1998年开始，到2002年已经4年了，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我就说干脆你把这个头骨拿来，我给你做一个DNA的提取。从DNA上要能证明他是一个黄种人或者白种人，就有了新的依据，就比较好说了，因为我是用新的方法做的。就这样跟他们达成了一个一致的意见。他们把老山汉墓所有的人骨资料都运到我们这儿来，然后我们做。当然，最后结果，很多朋友已经知道了，当时在2003年的很多媒体都在报道，就支持了她是黄种人的结论。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就开始和媒体朋友们有很多的联系。一直到现在很多不认识的央视编导就经常给我们打电话，说我们希望你们帮我们做一件事儿，让我们到你们这里拍一些片子什么的。有的时候，我们这事儿还没做，他们就给我们出了一个题目。我说你们怎么知道这件事儿的。他们说，我们央视九频道、十频道很多编导都到过你们那里，我们经常安排小伙子小姑娘每个星期上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的网站上去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新的发现和研究工作，如果有感兴趣的研究项目就找上来。所以，这提醒了我，其实我们考古学家和考古科研机构与媒体建立一种经常性的联系，对媒体来说是一个帮助，也是我们公众考古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对我们科研机构其实也是一种宣传和促进，这个没有什么不好的。第一次报道也不是我们找的媒体，是等到我们在学校里把这个老山汉墓的DNA提取出来了，科研项目做出来了以后，新华社吉林分社就主动找我们了，然后央视的编导也与我们联系，从那以后就都成了朋友，经常联系，其实也是一件挺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