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飞：海龙囤—土司城堡的前生今世

　　各位前辈，各位同仁，大家下午好！

　　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把我们在海龙囤关于公共考古的一些实践跟大家做一个交流。今天报告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对海龙囤的简单介绍；然后对公共考古的做法有一个交代；最后谈一些想法。

　　从唐代晚期到明代晚期，今贵州北部的遵义被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家族控制，这个家族自称来自山西太原，他们在播州地方统治了725年，留下了一批重要的历史遗迹，海龙囤就是其中一处，也是最有名的一处。杨氏统治播州期间，政治中心在今遵义老城。建在山巅的海龙囤是战时的行政和军事中心，是众多山城里比较典型的一处。有点像高句丽，一个山城体系一个平原城体系，两个体系在控制着这个区域。海龙囤位于遵义市西北大约15公里，地势非常险峻，南北是悬崖峭壁，只有东面和西面各有路可以上下。

　　根据我们初步的研究，海龙囤在宋宝祐五年（1257）宋蒙战争背景下修建，但修建好后，并没有成为抗击蒙军的阵地，却在343年以后成为一个家族和明王朝对抗的大本营。从诞生到结束与历史上两场非常著名的战争有关。后一场战争叫做平播之役，是万历朝三大战役之一，有学者称这场战争间接地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偏处贵州一隅的一个小山城，却和国运息息相关。1982年海龙囤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公布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启动与湖南（永顺老司城）、湖北（唐崖土司城）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步伐。用很短的时间我们创造了一个时间的奇迹。2015年7月4日，三地联合晋升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也是贵州的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明万历二十八年，即1600年，这个山顶上的城堡就在战争中灰飞烟灭。很快，在战争结束的两三年间出现了一本章回体小说，讲述杨家的历史故事，叫《征播奏捷传》，明军将领李化龙也将播州之役中的报告、书信等编辑成册，即《平播全书》，是今天了解那场战事的重要文献。

　　从2012年开始，为配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考古队进驻海龙囤，展开了历时5个年头上千天的田野工作，在大家的一起努力下，将这样一座荒山推向了世界文化遗产。概括起来，我们这几年取得的成果有以下几点：

　　第一，厘清了海龙囤的外围轮廓，对城在不同时期的历时性变迁有了深入认识。图中红的这条线是宋代城墙，明代向东西两端扩展了，这应与明代火器的普遍使用有关，延长了纵深的防御线。宋城墙与明城墙的区分比较明显，所有的墙加起来全长约6公里。通过仔细的调查和局部解剖，把墙砌筑的方式区别开来。


　　图中左为宋代城墙，右为明墙；左为宋代城门，右为明代城门。用页岩叠起来的是宋代的城墙，在多处发现叠压关系。


　　第二，对城内两组核心的建筑群——“老王宫”和“新王宫”进行了系统梳理。“老王宫”目前只进行了简单的试掘和勘探，重心是“新王宫”。发掘表明，“新王宫”是一组明代建筑群，是整个海龙囤明代的中心所在。我们发现一圈环绕“新王宫”的城墙，总长504米，围合面积是1.8万平方米。通过持续多年的发掘，“新王宫”的整体格局已经比较清楚了，有完备的道路系统和排水设施，整体呈三横三纵的格局。中轴线由前而后分别是：大门、两厢、庭院、月台、大堂、两厢，最后是二堂。“新王宫”内一处比较重要的发现就是这处编号为F9的厨房遗迹。图中白色的全是瓷片，有一万四千多片，我们对成形的都进行了编号，然后进行重新缀合。现在可以统计件数的大概有四百多件器物，完整复原的有两百多件。未来会为这个小房间单独出一个发掘简报。20平米内有灶台、水池，还发现了大量灰烬、部分铁锅碎片等，所有的证据都只有一个指向—厨房。我们借用旧石器的发掘方法对它进行了细致的工作，20平方米发掘了差不多两个月。这些器物主要是来自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少部分是官样瓷器，绝大多数是民窑产品，但很精致。遗址里发现的部分砖有铭文，可能是一个质量的监控系统。作为一个战争遗址，海龙囤内也发现了大量兵器。明军在攻打过程中使用了很先进的火器，但杨家在防守时使用的武器还是比较落后的，主要是滚木和礌石。据文献记载，有日本人参加了攻打海龙囤的战争，当时东部在抗倭，俘虏了一些日本人，他们在明军中充当火炮手。


　　另外，我们还对建筑材料的来源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在囤上发现了采石场、砖瓦窑。对木材来源也进行调查，也对周边展开了石料开采传统工艺的调查，使海龙囤营建的过程变得立体化。以上就是海龙囤发掘之后的一些初步认识。

　　在考古发掘推进的过程中，我们也意识到这样一个申遗遗址是开展公众考古活动很好的场地。在当时，公众考古对我们而言还很新鲜，也不太了解，就懵懵懂懂开始干，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从2012年文化遗产日开始到今天，有很长的时间跨度，我们借鉴周边做法，先做了系统的规划，而后根据规划一步一步实施。

　　先是在2012年文化遗产日当天，在贵阳举办了“聆听海龙囤”义讲活动，许多市民和当地大中小学生参与。由于刚开始我们对遗址本身还不是很了解，所以邀请了贵州本土一位知名的学者范同寿先生对它进行了基于历史的解读；又邀请北京大学孙华教授，对海龙囤与合川钓鱼城、永顺老司城等同时期山城进行解读。报告过程中抽取幸运听众，于次日与考古队员一起登囤，展开“亲历考古，触摸400年土司生活”的活动。

　　而后开展了“爱我家乡，考古进课堂”活动，组织遗址所在地高中、初中和小学生到现场体验考古，把课堂搬到了考古发掘现场，许多同学写出了富有情感的文章。

　　期间，邀请贵州有分量的画家进海龙囤，用画笔描绘他们眼中的海龙囤和海龙囤考古，这就是“画中海龙囤”活动。


　　同时组织一次以“穿越历史的爱”为主题的捐助活动，组织贵阳的朋友捐钱捐物，通过考古队把募集来的物资发放到海龙囤周边的困难群众手中，这些困难户事先都由考古队进行了摸底调查。通过考古队这个桥梁，好多城市的朋友既献了爱心，又体验了考古，所以是“穿越历史的爱”。陈雍先生表扬我们“你们既做好了考古，又关注了民生”。今天想来，我们这可以叫“精准扶贫”，值得推广。

　　2012年11月9-11日，我们邀请20余名全国知名的考古学家登临海龙囤，为海龙囤的考古工作“把脉”，这群特殊的“公众”带来了良方，也对外宣传了海龙囤。

　　考古发掘推进过程中，我们开展了与当地媒体的深度合作，电视台和报纸对考古过程和重要考古发现予以持久关注与报道。从2012年5月到2013年5月一年内，平均2天会有一条关于海龙囤的新闻报道出来，并两次上了中央电视台。与此同时，考古队员自己撰写考古手记，在当地报纸连续刊登，每周一篇，差不多持续了一年的时间，期间出现了热心读者带着报纸上山切磋问题的趣事。

　　2013年5月，在海龙囤相继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年度全国六项重要考古发现、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我们又与《中国文物报》等合作，走进大中小学，走进社区，宣讲海龙囤和贵州考古，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之后，我们把相关的报道以及志愿者的习作、画家的作品等编辑成书，在此过程中也掀起了全所上下对“公众考古”的思考。书的名字是《土司，考古与公众：海龙囤公众考古的实践与思考》。不久，我撰写的36篇考古手记也结集出版，因为那一年正好36岁，所以写了36篇，书名是《复活的土司城堡：海龙囤考古手记》，出版后先后获得了一些奖项。

　　海龙囤的公众考古实践被有的学者称为“公众考古的典范”。这场旷日持久、形式多样的公众考古活动，现在仍在进行中。如今海龙囤成立了文化遗产管理局，我们在山上建了考古工作站，在传奇集团的经营下，海龙囤也正式对外开放，做了一些多媒体的展示。这是一款我刚刚收到的关于海龙囤的游戏。


　　最后，来谈一些我的一些思考。海龙囤公共考古的实践为土司遗址顺利晋升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强有力的帮助。因为历史原因我们与老百姓关系紧张，但随着工作的深入和公众考古活动的开展，他们开始理解我们、支持我们。我们对公众的认识就是除了考古队员之外其他所有到海龙囤遗址的人，都是公众，我们要为这些公众进行宣讲，传播好海龙囤。当地居民、政府、考古学家都对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我们一开始没有公共考古的概念，只是照搬别人的模板。通过摸索、通过实践、也通过思考，应该说效果是很明显的。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把公众考古做到了省委书记那里。2016年3月22日，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登临海龙囤，对海龙囤的考古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公共考古要虚实结合，前提是把业务本身做好，才可以将知识传播给受众。最近的四五年时间里，海龙囤发表有一些成果，包括简报、几本书和一些论文，大的报告我们还在编写过程中。这些就是我说的实，是讲好海龙囤故事的前提。另外，我们要把公共考古当成考古学的社会责任，对发掘的工地要有所要求。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就是这么做的，硬性的要求必须开展这样的工作，效果很好。最后就是我们的运营，在山上建立了工作站，几家单位一起对海龙囤进行良性的运营，考古发掘、研究、保护与展示一体化，可以学习借鉴国外一些好的工作模式，比如法国的古堡演习营，向全球招募志愿者，参与到古堡的保护、发掘和研究中，他们自然会对外形成好的口碑，把海龙囤的故事传播得更远。这一点目前只是构想，还没有实施。

　　谢谢大家！

　　（注：本文是根据李飞先生在“第四届中国公共考古—荆楚论坛”上的演讲录音整理而成，经演讲者审阅，图片来自演讲P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