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让考古讲大众故事，做大众情人—第三届“中国公共考古—首师论坛”公众考古演讲纪要

　　10月25日“第三届“中国公共考古—首师论坛”进入大咖云集的公众考古演讲环节，7位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考古专家为众多学者、考古专业学生以及考古爱好者带来了一场场别开生面又深入浅出的专题讲座。
 
　　反山为王　谁与争锋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研究员以反山12号墓墓主为例，向大家展示了五千年前良渚古国王的胜景。方老师先从学术史出发，简要地回顾了良渚文化的历史。并从墓葬基本结构、遗迹、遗物的完整性、遗址群概念的提出等几个方面对反山墓地的意义进行了分析，并用示意图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土筑金字塔式反山王陵的堆筑营建方式。随后方老师以良渚古城的设计规划、出土玉钺的形制、遗物的数量和质量、玉器组合、神像工艺为依据分析了反山墓地之所以为王陵的原因。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反山M12是王中王呢？为解答这一问题，方老师又向各位听众解读了M12中琮王、玉钺王、豪华权杖、瑁镦、嵌玉漆器等有着重要意义的随葬器物，以此来显示它无出其右的尊贵地位。他还指出，良渚社会是一个建立在统一信仰认同基础上的权威社会，是既有分化又有序的复杂社会，其社会基础是对于玉，特别是玉资源、制作技术的控制。琢玉需要消耗大量的社会生产劳动力，需要系统的社会组织运转。最后他又从黄河流域龙山时代的来临及扩张、自然环境的变迁和良渚本地玉资源枯竭等方面对良渚文化的冲击作了分析。


　　从今生到来世—阴阳生死总相随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从中国古代牢不可破的“事死如事生”这一丧葬概念出发，结合两汉、魏晋、隋唐直至民国的墓葬实例，向大家阐释了千百年来丧葬观念和墓葬形式的变迁，表现了墓葬所展现的阴间与阳间无法割舍的关联。

　　汉代时，墓葬被视为死者的地下家园，墓葬的宅地化虚拟出各种生活场景，当环境、空间受到限制无法全部复制时则采用壁画的形式加以补充和丰富。魏晋时期，因军事冲突、经济凋敝等原因，为了筹措军饷开始了疯狂的盗墓取宝行为，这一恶劣行为的横行，使得人们对墓葬能否成为死后的安稳之地产生了质疑，因此在这一阶段墓葬形制迎来了新的转变。曹操提出了“不封不树”的薄葬主张，曹氏父子以及接下来的西晋宣帝司马懿、景帝司马师都采用了薄葬的形式。魏晋以后的墓葬中创造了新的形式，既遵循“事死如事生”的原则，又适应了新的观念，单室墓重新定义了墓葬空间中的功用。墓葬面貌的改变，并未触及人们生死观中认为墓葬是死者能延续世间生活永恒地下家宅的基本看法，只是针对现实，逐渐理性地通过墓葬建造方式上的变通，重新表现阴间的建筑。齐老师还提到壁画内容从幻想到现实的转变，是人们观念逐渐理性的表现之一。魏晋时期的墓葬壁画不同于两汉时期说教式的内容，而开始出现竹林七贤、荣启期等洒脱自由的形象，至隋唐时期，壁画内容又开始出现宴饮图、生活图像，游乐、情趣的内容渐多。宋元墓壁画中开始较多地表现生活场景，极少看到对死亡的恐惧，并在礼仪制度视线之外表现自己的生活，这时人们似乎不再去想有关彼岸世界的答案，神秘的观念多被美好的愿望所取代。

　　最后齐老师总结道，为死亡举行的丧葬活动需要遵循社会舆论的认同和政治权利的监督，要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背景而存在，通过丧葬的变化也能进一步探讨社会历史的变迁。而丧葬活动与其说是对死者的哀悼，不如说主要是生人的行为表现和目的追求。
 
　　如何将展览做的高大上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高大伦院长以生动幽默的语言介绍了“考古宜宾五千年”这一展览营销与策划的心得体会。

　　今年8月开幕的“考古宜宾五千年”展览主要展示了向家坝水电站地下文物考古发掘和地面文物保护取得的成果。高院长先从序厅、地下文物抢救、中心互动游戏区、地面文物保护、尾厅五个部分对展览作了简要回顾。他表示考古人做考古展览，既有利于和建设单位沟通，也是向公众汇报、展示考古工作的一次机会。他还特意提到为配合本次展览所做的的几个特别营销活动，例如新闻发布、展前讲座以及广告投放等。“脑洞大开”以出土文物为素材的相关文创产品更是将艺术生活化，赢得了男女老少的喜爱。

　　高院长谈到考古类文物展览的策展应该以考古专家而不是展览公司为主，专家和展览面向大众并不对立。公共考古活动的内容与形式不可偏废，内容要以学术为基础，而形式和推广手段则需不断创新。公共考古理念和活动要融入考古部门的日常工作，杜绝作秀。最后他表示公共考古的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青铜催生“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许宏研究员的演讲题目为《青铜催生“中国”——中国青铜时代肇始期的考古学观察》，这里的“中国”是带引号的，是指广域王权的国家。

　　许老师陈述了国家起源的“中国”模式，他认为中国文明不能看成单线进化论，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一阶段苏秉琦先生称之为“满天星斗”或者可以叫做“前中国时代”、“前青铜时代”它和后面“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青铜王朝之间有很大的断裂。由于青铜的介入使得整个东亚大陆变融，新砦和二里头之间可能有一个大的节点，这正是青铜冶炼技术出现的时期。大约在2000BC-1000BC这一千年之间，东亚大陆历史空前大提速。许老师又以洛阳盆地为例阐述了”前中国”时代到”中国”时代从地广人稀到众星捧月的差异，他表示大约在1700BC左右可以看做是二里头崛起且最终逐鹿中原的结果。二里头遗址中城市主干道网、中轴线布局的“四合院”、多进院落宫室群等等最终被中国古代王朝的主流所延续。二里头经过“金玉共振”这一节点，玉礼器渐渐衰落，让位于青铜礼器，因此青铜在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上起着重要的作用。随后许宏老师将眼光放远，分析了整个东亚大陆（不包括新疆地区）早期用铜遗存的发现，他认为以最新测年来看，东亚大陆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文化类型只有四处分别为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晚期、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并认为东亚大陆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不早于公元前1700年。许老师还有趣的把文明的传播比喻为病毒，因为它在复制传播的同时又产生了变异。 
　　一个陶人引发的思考——是王是巫还是祖？

　　还记得2012年轰动考古界的重大发现红山文化整身陶人吗？想当年照片一经流出，就有近300家媒体对此考古事件进行了相关报道与转发，算得上是媒体对考古发掘的一次高度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研究员在论坛上为大家详细介绍了陶人的发现经过、坎坷的修复故事，海内外考古专家、参观者对陶人的评价，以及这一重大发现的考古学意义。

　　刘国祥老师先对陶人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介绍，陶人出土于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属于红山文化晚期晚段，通高55厘米，以泥质红陶烧制而成，眼珠镶嵌而成的作法和牛河梁女神像相似，上身写实、下身写意。随后又着重介绍了陶人双耳耳垂上的穿孔现象，兴隆洼文化开启了耳朵穿洞戴耳环这一流行现象，墓葬中出土的一些玉玦均位于头骨耳部两侧，但是红山文化中玉玦的使用现象逐渐衰落，兴隆洼文化强势的传统到红山文化晚期慢慢消失。所以耳部穿孔、且胳膊残段发现于房址居住面上的红山时期陶人很可能是当时人类对于祖先崇拜、在家中供奉祖先的一种表现。

　　最后刘老师还谈到了考古学对当代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出土的黍和粟碳化颗粒标本经鉴定后证明距今约8000年，被认为是目前人工栽培形态最早的谷物，敖汉旗世界小米起源地这一考古发现为当地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是考古工作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新增长点的又一例证。
  　　却向昆仑望故乡

　　“一带一路”是新一届政府提出的重大战略和热门词汇，所以“丝绸之路”这一话题在此次的公共考古论坛上也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巫新华研究员作了题为《新疆的丝路地位与文化意蕴》的报告。

　　早先就有学者精炼归纳西域历史地位为“总万国之要道”，巫新华老师分析了新疆在亚欧大陆历史交通上的地理学唯一性，地位帕米尔、昆仑山、天山南麓山地通道和塔里木盆地绿洲通道甚至可以说古代中国人眼中唯一能够不断汲取其他先进文化营养，并推动自己文明发展的关键性、唯一性通道区域，这就是于阗南山与葱岭这样的遥远大山、沙漠河流成为古代中国文化圣地昆仑与河源的根本原因。同时新疆地区作为一个枢纽，其文化虽然建立在脆弱的地理环境之上，但是很多到过新疆的文化都在此留下了痕迹，可谓“雁过拔毛”。所以这条通道包含着多样性的文化，和亚欧大陆的诸多文明都有着血缘关系。

　　最后巫新华研究员精确的阐释了丝绸之路的定义：简而言之的说丝绸之路是推动亚欧大陆各大古代文明发展壮大的古代交通路线。其本质是交通路线，核心要点是亚欧大陆各主要古代文明发展过程中跨区域的文化交流。新疆地区作为亚欧大陆的腹心地带，是亚欧大陆中部古代唯一的古代文明交流大通道，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成长、壮大汲取营养的通道区域。 
 
　　信而好古与疑古考证

　　最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庆伟教授以《信古还是疑古——民国史家对于古史的基本态度》为题目作报告。孙老师介绍了民国时著史大潮中各位学者对待古史的基本态度。刘师培、吕思勉、钱穆、顾颉刚、郭沫若、范文澜、张荫麟等学者对中国上古史的态度、其重要的通史著作以及个人史学观点。20世纪初的近代中国，处于积贫积弱的历史阶段，中国近代史学在重建中国文明史观、重新看待中华文明等方面无可避免的受到了当时社会历史大背景的影响，由此可见，无论信古还是疑古，这都是中国史学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