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世界上利用最古老的深穴环境：法国布鲁尼克尔遗址和早期尼安德特人——重大考古发现奖获奖项目

 
　　我们对尼安德特文化（距今25-4万年），尤其是其早期阶段（距今25-13万年）知之甚少。除了石质工具、工具组合和极少数骨质工具之外，尼人的手工制品极少保留。此外保留下来的还有红赭石和黑锰颜料以及丧葬遗址（在欧洲、近东和中东地区共约40处），这种现代性出现的迹象极其简朴，几乎没有准确定年，导致我们对这群人类祖先的认识十分有限。

　　我们在此发表布鲁尼克尔遗址（法国西南）距地表深达330米处的整体或大部分破碎的石笋形成的环状构建的年代。石笋圈的规则几何形状、破碎石笋的排列和数处用火痕迹表明这是一处人类活动遗迹。我们对石笋圈中的石笋再生和烧骨进行了铀系同位素断代（U-Th）测试，辅以石笋圈中石笋顶部的测年，得出可靠的、可重复的定年：距今176500 ± 2100 年，此遗址成为人类活动形成的最古老的有准确测年数据的遗址之一。其336米的深度表明，这一时期的人类已经能控制地下环境，这是人类迈向现代性的重要一步。

  布鲁尼克尔洞穴深处的石笋圈最近发表在《自然》杂志之上。科研团队由来自法国、比利时、中国和美国的专家组成。

　　布鲁尼克尔位于法国西南部(44°05 N, 1°66 E)亚奎丹盆地东南，在图卢兹省以北8公里，位于阿韦龙河流域，这一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密集，主要集中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洞穴的入口处有两条狭窄的通道，进入十分困难。我们必须爬行三十余分钟，并边挖掘塌陷的入口才能抵达长500米的巷道，幽闭恐惧症患者无法胜任此项工作。通过入口的过道之后，抵达一大片碎石废墟的顶部，其间杂有破碎的石板。这处洞穴位于地面以下336米，完全隔绝天光。

　　我们对入口处堆积开展了研究，重点探索其年代问题。铀系同位素断代的较早结果表明此处非常古老，至少是中更新世晚期（0,3-0,13 Ma）。S. Verheyden认为碎石堆积可能早于石笋圈，问题在于此处是否是人类进入洞穴的通道。

　　这片碎石堆积之上发现了大型更新世动物的遗骸，我们未经取样在原地研究的结果表明，其中包括：棕熊、狼、马鹿、驯鹿和山羊等。这些动物的年代尚属未知，但有可能来自中更新世。由于没有发掘，我们将对狼的遗骸进行测量，以确定他们的生物年代。熊也在巷道起点、碎石堆积底部留下了丰富的活动痕迹，包括冬眠洞穴、爪印和足迹等，

　　这两处奇特的石笋圈最初是探险者发现的。1995年法国的一个洞穴探险杂志Spelunca上发表了一张地图，是关于这处洞穴最早的研究。Rouzaud及其合作者辨认出了建筑材料（破碎或完整的石笋）、截取材料的痕迹和方解石的再生。他们同时也在石笋圈中发现了一片烧火痕迹及烧骨。Hélène Valladas通过碳十四加速质谱仪得出了至少距今4.7万年的数据，但这个数据显然受到了方法本身的限制。

　　首次发表之后，意料之中的是布鲁尼克尔遗址没有引起关注，尽管最初被判断为莫斯特文化，它的定年显然是很不清楚。只有 M. Lorblanchet (1999), J. Clottes (2005, 2006) 和B. Hayden (2011, 2012)等学者论及布鲁尼克尔遗址，并将其认定为旧石器时代中期，或者认为石笋圈是尼安德特人所为。

　　由于François Rouzaud的英年早逝，以及洞穴限入令的限制，直到2014年才重新启动对该遗址的进一步研究。我们与Sophie Verheyden博士, Dominique Genty教授和Michel Soulier教授等学者一起研究石笋圈，并将研究成果发表于2016年的《自然》杂志上。

　　我们的研究目标主要有二，首先，利用现代科研手段开展更精确的调查，以数据库形式更准确地描述石笋圈的所有构建元素；其次，采用如下概念指导定年：石笋顶端代表的是最老年份，而底部则是石笋圈年代的下限。石笋圈的年代应该在上下限之间。

　　首先，石笋圈距离洞穴入口336米，建造于全洞最大的洞穴中央。

　　石笋圈的材料纯粹为方解石。我们已经辨认出两大类结构：两个环状圈（A和B）和4个略小的石笋堆积（C, D, E, F）。其中最大者面积为7 x 5米，小的直径约1-2米。整个结构采用了420块石笋，估计采用了重逾2吨的石笋，因此该遗迹被命名为“洞穴制品”。

　　进入洞穴的其它区域绝非易事。首先需要进行详实的埋藏学分析。固然部分石笋圈淹没在水中，而部分埋藏在土里。但是从埋藏学角度来看，主要问题是方解石的出现。石笋圈的大部分都被方解石覆盖，一精细层方解石、一层硬壳以及再生，均晚于石笋圈本身。通过3D建模，我们请团队中的同事尽量清除近期方解石，尤其是再生成分，以确保获得原始结构。

　　此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证明该结构与人类活动相关。我们计算并比较了熊的洞穴与两个石笋圈的尺寸。石笋圈的主要组成部分的方向和方位角相似，但没有明显的施密德曲线偏向。这表明这种堆积和坡度模式不可能是水流、质量流或者其它重力作用自然形成的。

　　至于建筑材料问题，通过初步观察，我们发现“洞穴制品”基本上完全采用单体石笋而非钟乳石，偶见流石。同时我们发现，这些石笋甚少有完整的，基本都是碎块，明显是被打碎并截断所致。半数残块都是石笋的中段，其次是末梢和根部。石笋碎块有长短两类，其各自长度均有统一标准。这些测量和测试结果强烈表明这是一处人为工程。基于大型洞穴制品的存在，石笋圈的主圈可与其它建筑部分明显区分。

　　主圈由一到两三层，甚至四层石笋整齐垒叠而成。有趣的是，石笋层的内侧放置较短的材料，意在支撑石笋圈。其它石笋则垂直置放于主圈旁，似乎是在等待备用。
1995年发表的第一篇研究报告只确认了三处用火遗迹，而我们发现了十八处。六个石笋结构中全都有用火痕迹和包含火烧遗存的区域。只有一处用火遗迹发现在地面上，这是因为洞内的地表大多覆盖了一层方解石外壳，只有该区域的土壤暴露在外。我们已观察到烧骨、烟火痕迹、烧过的发红或发黑且有裂痕的洞穴制品，石笋圈中还发现十几枚黑色骨骼残片。

　　我们对这些发红或发黑的区域进行了地磁测试，确认这些遗迹都经过加热，磁性图表明方解石层下方甚至还有三处用火遗迹。Genty教授测年取样的最大烧骨片就取自方解石层之下。另一件黑色碎片密封在所谓的“洞穴产品”和方解石再生层之间。这些遗存显然是人类加热所导致的，与分子和原子光谱分析结果一致。

　　石笋圈的年代问题，主要通过对石笋方解石铀系同位素断代研究解答。石笋顶端是最老年龄，底部的再生代表了石笋圈的最新年龄。

　　我们选取了十八件样品进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铀系同位素测年。另有一件流石核和三件来自覆盖着烧骨的方解石硬壳样品。测年结果优先参考的是构建石笋圈的石笋，分布在距今17.7万年和40万年之间。更有趣的是覆盖在石笋圈上的方解石壳再生的年代，其两个最老的年龄刚好落在同样的时间框架内，部分与石笋圈中最年轻的石笋年龄相当。这个年代序列表明石笋顶端与方解石再生大致同时或略老于再生。

　　烧骨表明了人类活动的存在，其年龄早于距今18万± 2万年。石笋圈中的流石年龄接近，表示这个时期（同位素阶段6）虽然处于冰川期，但其气候却足够温暖湿润，保证了持续的方解石沉积。这个结果表示石笋圈建于距今约17.6万年。

　　石笋圈的建造需要选择特定的原材料（石笋），根据标准尺寸进行取材、破碎，并按计划运输及安置。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建筑技能，例如在两排构件之间插入支撑部件等。建筑过程中使用的“洞穴制品”的数量（420件）及其总重量（2.1-2.4吨）表明建筑过程简单而漫长。这项工作还需要相当的照明，考虑到进入洞室的通道较长，这必定是一项集体工程。而完成这样一个工程，需要有一个社会组织，从而进行设计、商讨和分工。

　　布鲁尼克尔遗址对于早期尼安德特人研究的突出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它揭示了包括尼安德特人和早期尼安德特人在内的前现代人种对喀斯特地下深处洞穴的利用情况。这是目前为止这个年代的此类深穴环境遗址首次得到确认。此前发现的零星几处中旧石器时代遗址要么无法得到证实，要么只包含可见天光的入口处。目前最早的证据发现在欧洲（例如约距今4.2-3.2万年的西班牙埃尔·卡斯蒂洛和法国科维洞穴遗址）、东南亚/巽他、华莱士（距今约4-3.5万年的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Pettakere洞穴遗址）。这些遗址都不早于距今4万年，通常认为与智人相关，智人造访这些洞穴的目的在于其象征性与岩画，这实际上是另一个世界。

　　其二，它表现了此前从未被报导过的精密建筑活动。除法国尼斯的Lazaret洞穴遗址（距今13-16万年）之外，大多数欧洲的此类遗址都是开放场地，属于居住建筑。例如荷兰Maastricht-Belvédère，乌克兰的Molodova I，罗马尼亚的Ripiceni-Izvor和法国的La Folie等遗址，主要都集中于中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此我们不准备讨论布鲁尼克尔遗址的功能，因为由Brian Hayden教授主持的这方面研究才刚刚起步。

　　其三，发现了保存火的遗迹。中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用火遗迹十分罕见，布鲁尼克尔洞穴中应该使用过可移动的灯或者火把，但是我们也知道，考古发现最早的灯不早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我们的发现表明，布鲁尼克尔遗址的尼安德特人已经具备了某些现代性要素，其出现时间远早于此前所知，早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使用石笋也十分引人注目。远离入口的石笋圈表明尼安德特人已经掌控了这种奇特而危险的环境，我们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一步。
 
个人简介：

　　伊科·盂拜尔曾在巴黎第一大学学习考古学，专长旧石器时代考古。他于1984年以尼安德特人的工具/石器为题完成学位论文，然后就职于文化局，先后在艾克斯省（1986-1990）和图卢斯省（1991-2002）年负责法国东南和西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在南部-比利牛斯地区，他致力于史前洞穴遗址的管理工作。他在诸多史前考古和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委员会中任职，包括法国国家高等考古研究院、拉斯科洞窟科学委员会和科维岩洞研究委员会等。他于2002年被委任为波尔多大学史前考古教授。受科研及高等教育部委托，他创立了人类学和史前考古及地质学实验室。他协助创立了PACEA实验室（全名从史前到当代：文化、环境和人类学）并于2004到2010年间出任该实验室负责人。他致力于尼安德特人聚落与旧石器时代中期技术研究，同时也指导旧石器时代晚期岩画洞穴遗址研究工作。他曾率队在蒙古国和伊朗开展工作，并参与过亚美尼亚、也门、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相关工作。目前他在法国西南部指导库萨克洞穴遗址和布鲁尼克尔洞穴遗址这两项重要田野发掘。他撰写了数百篇论文，并撰写或指导了十五本专著，参与了大量的展览和纪录片拍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