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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的中心-石家河聚落考古新发现——重大考古发现奖获奖项目

发布时间:2017-12-19文章出处: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作者:
孟华平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石家河遗址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地处大洪山南麓、江汉平原北部的山前地带,是长江中游地区已知分布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延续时间最长的史前聚落群,面积约8平方公里。
 
  石家河遗址最早发现于1954年。1955年~1992年,考古工作者多次调查、发掘石家河遗址,确立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与谱系及以石家河城址为核心的聚落群奠定了石家河遗址研究的重要基础,发现的蕴含丰富史前文明信息的大型建筑、铜器、玉器、刻划符号、祭祀遗迹等是探索中华文明进程的重要内容。这里的考古学文化主要经历了油子岭文化(距今 5900—5100年)、屈家岭文化( 距今5100—4500年)、石家河文化(距今 4500—4200年)、后石家河文化( 距今4200—4000年)等4个发展阶段 。其中,从油子岭文化到屈家岭文化再到石家河文化的基本文化特征非常相似,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但到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其整体文化面貌发生较大的改变,存在文化谱系上的断裂或突变。 
 
  为深入了解石家河遗址的布局结构、探讨石家河遗址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2008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石家河遗址为中心的150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系统调查,确认史前遗址73处。2011年,发掘确认石家河城址东南段缺口存在城垣堆积。2014-2016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天门市博物馆对石家河遗址核心区进行系统勘探,并重点发掘谭家岭、印信台、三房湾、严家山等遗址,共计勘探面积约3平方公里,发掘面积约3375平方米,取得一批新成果。 
 
  其一、勘探发现石家河遗址核心区域存在多重人工堆筑的大型城壕遗迹,为宏观上认识石家河遗址的布局结构提供了新视角。新发现的谭家岭城址位于石家河遗址的中心,平面大体呈圆角方形,城垣东西长440米、南北宽390米,城垣内总面积17万平方米,城壕内总面积则达26万平方米。
 
  其二、发掘的谭家岭、三房湾、印信台、严家山等遗址,是深入研究石家河遗址聚落结构演变及石家河城址聚落功能区化的新物证。
 
  谭家岭城址北部揭示的城垣由较纯净黄土堆筑而成,城垣顶宽约14.5米、厚约3.1米,城壕宽约30米、深达9米,城壕淤泥中残存一排木构遗迹,其始建年代属于油子岭文化晚期,是同时期中国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
 
  谭家岭遗址东部高地揭示的后石家河文化时期随葬玉器的瓮棺葬、石家河文化晚期面积达144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台基残迹以及屈家岭文化早期的土坑墓地,初步反映出该区域聚落格局的变化状况。 
 
  三房湾遗址揭示的陶窑、黄土堆积、黄土坑、洗泥池、蓄水缸以及数以万计的红陶杯残件等,具有典型的制陶作坊特征,是一处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以烧制红陶杯为主的专业窑场。 
 
  印信台遗址主要揭露出五座人工堆筑的台基以及沿台基边缘分布的100余座瓮棺、扣碗等遗迹。台基之间的低地填埋大量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厚胎红陶缸、红陶杯等废弃品及少量人骨残骸,有些废弃的红陶缸还呈现排列有序、相互套接的状态,部分红陶缸上新发现多种刻划符号,是一处石家河文化晚期多次进行祭祀活动的特殊场所,也是长江中游地区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
 
  石家河城址南城垣西段缺口的城垣被石家河文化晚期的文化堆积叠压并叠压屈家岭文化早期的堆积,城垣之间的缺口宽约12米、残深2.6米,它至少在石家河文化早期依然存在,是人为设置的进出石家河城址的通道。
 
  严家山遗址揭示的墙体堆积被石家河文化晚期的文化层堆积叠压,其年代不晚于石家河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石块堆积的石块属极易破碎的灰白色白云岩,且部分石块可见敲打、磨平、钻孔等痕迹,具有石器加工场所的若干特点。后石家河文化时期20座瓮棺葬仅见30余件玉器废料,反映出瓮棺葬主人身份的新线索。
 
  其三,新发现一批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玉器,丰富了中华文明进程研究的内涵。谭家岭遗址5座瓮棺出土的240余件精美玉器是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石家河遗址玉器的又一次集中发现,新见的神人头像、双人连体头像玉玦、虎座双鹰玉饰、玉牌饰、虎形玉冠饰、玉虎、玉鹰等,不仅类型丰富、造型生动,而且技术精湛,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
 
  上述考古工作为我们深入认识石家河遗址聚落结构的演变、区域文明中心的形成及在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的作用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石家河遗址核心区域存在的多重人工堆筑的大型城垣类遗迹及人工开挖的城壕类遗迹并非短期形成,而是经历了比较漫长的发展过程,其聚落结构的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年代最早的谭家岭城址位于石家河遗址的中部高地,其始建年代早到油子岭文化晚期并使用至屈家岭文化早期,此时,始建于油子岭文化早期的龙嘴城址废弃,距龙嘴城址北约6公里的谭家岭城址则成为油子岭文化发展的新中心。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石家河遗址的聚落结构出现明显变化,面积达120万平方米的石家河城址横空出世,位于石家河城址中心的谭家岭城址废弃但转变为重要的居住中心,以石家河城址为核心面积达8平方公里的石家河遗址聚落群开始形成。在石家河文化晚期,石家河城址外西、北部存在的两条人工堆筑的黄土墙体堆积可能系石家河城址的扩建工程。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石家河遗址的聚落结构再次发生显著变化,原有的城壕体系瓦解,聚落分布比较零散,未发现明显的聚落中心。
 
  长江中游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大约开始于油子岭文化时期,出现了一系列社会复杂化现象,其中的谭家岭城址是同时期规模最大的聚落。发展到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会复杂化程度进一步加剧,成为中华早期文明多元格局中的重要代表。此时的长江中游地区已经形成文化面貌高度相似的文化统一体,存在十余座规模不等的城址所构成的网络体系,出现聚落等级与社会阶层的明显分化,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石家河遗址以其丰厚的文化积淀,无论是从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石家河城址看,还是从谭家岭大型居住址、印信台大型祭祀遗址、三房湾大型制陶作坊遗址等聚落功能的专门分区看,还是从出土遗物中刻划符号、孔雀石的代表性与出土遗物的丰富度看,无疑可视为长江中游地区文明的中心,具有文化引领与文化辐射的重要地位。
 
  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进程的重要特点。长江中游地区以石家河遗址为中心的区域文明发展进程到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并未依照自身的轨迹运行,此时出现的非本区域文化传统的随葬玉器的瓮棺葬俗、大量涌现的源自中原王湾三期文化的陶器以及部分山东龙山文化因素等现象表明,长江中游地区早期文明的发展进程遭受黄河文明的强烈冲击被迫中断,以石家河遗址为代表的后石家河文化已被整体纳入黄河文明的进程中。虽然以石家河城址为核心的聚落模式瓦解,尚未发现这一时期明显的中心聚落,但石家河遗址多地揭示出的精美玉器、制玉遗迹、陶塑艺术品、铜器等,显示这里仍然存在发达的手工业,其文化依然相当繁盛,且瓮棺葬主人之间存在明显等级身份的分化,石家河遗址仍然可作为在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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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的中心-石家河聚落考古新发现——重大考古发现奖获奖项目

发布时间:2017-12-19

孟华平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石家河遗址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地处大洪山南麓、江汉平原北部的山前地带,是长江中游地区已知分布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延续时间最长的史前聚落群,面积约8平方公里。
 
  石家河遗址最早发现于1954年。1955年~1992年,考古工作者多次调查、发掘石家河遗址,确立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与谱系及以石家河城址为核心的聚落群奠定了石家河遗址研究的重要基础,发现的蕴含丰富史前文明信息的大型建筑、铜器、玉器、刻划符号、祭祀遗迹等是探索中华文明进程的重要内容。这里的考古学文化主要经历了油子岭文化(距今 5900—5100年)、屈家岭文化( 距今5100—4500年)、石家河文化(距今 4500—4200年)、后石家河文化( 距今4200—4000年)等4个发展阶段 。其中,从油子岭文化到屈家岭文化再到石家河文化的基本文化特征非常相似,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但到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其整体文化面貌发生较大的改变,存在文化谱系上的断裂或突变。 
 
  为深入了解石家河遗址的布局结构、探讨石家河遗址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2008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石家河遗址为中心的150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系统调查,确认史前遗址73处。2011年,发掘确认石家河城址东南段缺口存在城垣堆积。2014-2016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天门市博物馆对石家河遗址核心区进行系统勘探,并重点发掘谭家岭、印信台、三房湾、严家山等遗址,共计勘探面积约3平方公里,发掘面积约3375平方米,取得一批新成果。 
 
  其一、勘探发现石家河遗址核心区域存在多重人工堆筑的大型城壕遗迹,为宏观上认识石家河遗址的布局结构提供了新视角。新发现的谭家岭城址位于石家河遗址的中心,平面大体呈圆角方形,城垣东西长440米、南北宽390米,城垣内总面积17万平方米,城壕内总面积则达26万平方米。
 
  其二、发掘的谭家岭、三房湾、印信台、严家山等遗址,是深入研究石家河遗址聚落结构演变及石家河城址聚落功能区化的新物证。
 
  谭家岭城址北部揭示的城垣由较纯净黄土堆筑而成,城垣顶宽约14.5米、厚约3.1米,城壕宽约30米、深达9米,城壕淤泥中残存一排木构遗迹,其始建年代属于油子岭文化晚期,是同时期中国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
 
  谭家岭遗址东部高地揭示的后石家河文化时期随葬玉器的瓮棺葬、石家河文化晚期面积达144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台基残迹以及屈家岭文化早期的土坑墓地,初步反映出该区域聚落格局的变化状况。 
 
  三房湾遗址揭示的陶窑、黄土堆积、黄土坑、洗泥池、蓄水缸以及数以万计的红陶杯残件等,具有典型的制陶作坊特征,是一处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以烧制红陶杯为主的专业窑场。 
 
  印信台遗址主要揭露出五座人工堆筑的台基以及沿台基边缘分布的100余座瓮棺、扣碗等遗迹。台基之间的低地填埋大量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厚胎红陶缸、红陶杯等废弃品及少量人骨残骸,有些废弃的红陶缸还呈现排列有序、相互套接的状态,部分红陶缸上新发现多种刻划符号,是一处石家河文化晚期多次进行祭祀活动的特殊场所,也是长江中游地区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
 
  石家河城址南城垣西段缺口的城垣被石家河文化晚期的文化堆积叠压并叠压屈家岭文化早期的堆积,城垣之间的缺口宽约12米、残深2.6米,它至少在石家河文化早期依然存在,是人为设置的进出石家河城址的通道。
 
  严家山遗址揭示的墙体堆积被石家河文化晚期的文化层堆积叠压,其年代不晚于石家河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石块堆积的石块属极易破碎的灰白色白云岩,且部分石块可见敲打、磨平、钻孔等痕迹,具有石器加工场所的若干特点。后石家河文化时期20座瓮棺葬仅见30余件玉器废料,反映出瓮棺葬主人身份的新线索。
 
  其三,新发现一批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玉器,丰富了中华文明进程研究的内涵。谭家岭遗址5座瓮棺出土的240余件精美玉器是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石家河遗址玉器的又一次集中发现,新见的神人头像、双人连体头像玉玦、虎座双鹰玉饰、玉牌饰、虎形玉冠饰、玉虎、玉鹰等,不仅类型丰富、造型生动,而且技术精湛,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
 
  上述考古工作为我们深入认识石家河遗址聚落结构的演变、区域文明中心的形成及在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的作用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石家河遗址核心区域存在的多重人工堆筑的大型城垣类遗迹及人工开挖的城壕类遗迹并非短期形成,而是经历了比较漫长的发展过程,其聚落结构的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年代最早的谭家岭城址位于石家河遗址的中部高地,其始建年代早到油子岭文化晚期并使用至屈家岭文化早期,此时,始建于油子岭文化早期的龙嘴城址废弃,距龙嘴城址北约6公里的谭家岭城址则成为油子岭文化发展的新中心。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石家河遗址的聚落结构出现明显变化,面积达120万平方米的石家河城址横空出世,位于石家河城址中心的谭家岭城址废弃但转变为重要的居住中心,以石家河城址为核心面积达8平方公里的石家河遗址聚落群开始形成。在石家河文化晚期,石家河城址外西、北部存在的两条人工堆筑的黄土墙体堆积可能系石家河城址的扩建工程。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石家河遗址的聚落结构再次发生显著变化,原有的城壕体系瓦解,聚落分布比较零散,未发现明显的聚落中心。
 
  长江中游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大约开始于油子岭文化时期,出现了一系列社会复杂化现象,其中的谭家岭城址是同时期规模最大的聚落。发展到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会复杂化程度进一步加剧,成为中华早期文明多元格局中的重要代表。此时的长江中游地区已经形成文化面貌高度相似的文化统一体,存在十余座规模不等的城址所构成的网络体系,出现聚落等级与社会阶层的明显分化,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石家河遗址以其丰厚的文化积淀,无论是从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石家河城址看,还是从谭家岭大型居住址、印信台大型祭祀遗址、三房湾大型制陶作坊遗址等聚落功能的专门分区看,还是从出土遗物中刻划符号、孔雀石的代表性与出土遗物的丰富度看,无疑可视为长江中游地区文明的中心,具有文化引领与文化辐射的重要地位。
 
  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进程的重要特点。长江中游地区以石家河遗址为中心的区域文明发展进程到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并未依照自身的轨迹运行,此时出现的非本区域文化传统的随葬玉器的瓮棺葬俗、大量涌现的源自中原王湾三期文化的陶器以及部分山东龙山文化因素等现象表明,长江中游地区早期文明的发展进程遭受黄河文明的强烈冲击被迫中断,以石家河遗址为代表的后石家河文化已被整体纳入黄河文明的进程中。虽然以石家河城址为核心的聚落模式瓦解,尚未发现这一时期明显的中心聚落,但石家河遗址多地揭示出的精美玉器、制玉遗迹、陶塑艺术品、铜器等,显示这里仍然存在发达的手工业,其文化依然相当繁盛,且瓮棺葬主人之间存在明显等级身份的分化,石家河遗址仍然可作为在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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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