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德·汉森

德国考古研究所

　　罗马尼亚南部皮特雷勒附近的莫古拉·戈加纳土丘是一处略呈椭圆形的聚落遗址，周长约255米，东西近97米，南北90米，最后阶段的遗存仍高达11.5米，比周围高出9米，令人印象深刻。在该聚落被放弃之前，壮丽的山丘耸立在多瑙河河谷之上，从远处就能看到。

　　自2004年以来的每个夏天，由德国研究基金会的慷慨资助，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部、罗马尼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法兰克福歌德大学自然地理研究所合作在多瑙河下游的皮特雷勒遗址开展考古发掘。

　　据目前研究，该土丘聚落起止于约公元前4550-4250，延续了约300年。同期的东南欧多数地区的土丘聚落早已被放弃了。罗马尼亚南部的土丘不仅与此类型聚落的晚期改变不同，与东南欧其它土丘聚落在形式上也不同。表现之一在于它们的高度与陡坡，使得这些聚落普遍高于周围的环境，与喀尔巴阡盆地南部希斯-温查文化的平地聚落完全不同。

　　我们在土丘南部发掘出一个完整的聚落序列，提供了厚达11.5米清晰的层位关系，这是难得的成果，既需要高超的技术又耗费时间。这项成果是第一次完整的、有记录的揭示出延续了300年的古梅尔尼亚文化（公元前4550-4250年）的地层关系。

　　300多年累积11.5米的厚度非常罕见；相较之下，著名的保加利亚色雷斯卡拉诺沃土丘聚落堆积达13米高，面积比皮特雷勒遗址稍大，但从新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其中的第六层，与皮特雷勒遗址同期，厚度也就在3米多。

　　一个时段内皮特雷勒遗址堆积厚达11米多的地层该如何解释？也许，我们不能认为这是聚落残留下来，而应引入土丘是仪式性建筑的想法。 整个土丘上遍布着被烧过的或毁坏过的房子，一层摞着一层，垫土就来自于土丘周边。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清晰的表明，该遗址的使用从来没有中断过，也没有被扰乱过。另外，该遗址出土了2500余件完整器物，这极利于了解陶器的发展，而这些房址就可以用作“封闭情境”，这也将是研究陶器的基础。

　　所有烧过的没烧过的房子都被厚约1米的黏土和沙包覆盖着，之后新房子会在这层垫土上起建，因此土丘聚落堆积快速。大量的沙包不仅能封锁住原来的地层，同时也为新房子的起建提供必要的地基支撑，而新房子的柱洞就挖在这些填土里。显而易见，生活在土丘上似乎特别有意思。在这里生活，不仅充满了攀爬的起起伏伏，而且在整个使用期间，来自大火及随之而来的破坏、土丘自身的滑坡与空穴等威胁与日俱增。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土丘聚落是一个完整的聚落。而我们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在土丘底部发现了一个相当大的聚落，占地约5公顷的平地聚落，地球物理调查尚未找到四至。由于整个平地聚落是在土丘聚落使用后期出现的，那么问题就来了，该如何阐释土丘自身呢？一种意见认为，土丘聚落既是整个聚落的核心，又是社会与政治统治的代表。最有力的证据是数量多且普遍质量高的文物，如金属制品。

　　该遗址起始于约公元前4550年，或据罗马尼亚考古学术语，新石器时代晚期（博扬文化）与铜器时代（古梅尔尼亚文化）之间的过渡期。该地区其它遗址的几个碳十四年代提供了可供对比的数据，加剧了这一时期的复杂性。因此，这个土丘聚落成了一个庞大的新建计划的组成部分，我们也可据此认为皮特雷勒是新式建筑而非之前新石器时代的。

　　地形

　　从一开始，重建公元前5000年的地貌对发掘皮特雷勒至关重要。研究结果表明，在这一时期，多瑙河流经一个大湖，暂时命名为“拉库尔 · 戈加纳”。该湖大致范围在如今的朱尔朱到奥尔特尼亚，可能比博登湖大。这些结果的意义并不局限于皮特雷勒当地的定居历史，而且还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的定居点坐落在现今草甸的台地边缘，这里曾经是古奥莱克的河堤。皮特雷勒，与其它铜器时代的聚落一起，可以直接从大湖和多瑙河里取水。诸如萨尔塔娜等土丘聚落，如今似乎坐落在内陆地区，但它们很可能与湖泊系统相连。

　　毫无疑问，这些湖畔居民为了出行方便都配备了船只。遗址出土的大量鱼类遗存可以看出，湖泊不仅为皮特雷勒居民提供了重要的食物资源，而且也是重要的交通系统。此外，湖边遍布着古梅尔尼亚时期的遗存，这些湖畔定居点基本上构成了该文化的核心，该文化与色雷斯卡拉诺沃文化及保加利亚科多阿德门文化多有不同。

　　如上所述，湖泊为皮特雷勒居民及周边聚落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良好的保存状况、大量可复原的骨头的采集以及湿筛法的采用为研究皮特雷勒遗址大规模捕鱼活动提供了方法上的可靠基础。多数鱼类遗存为鲤鱼科、鲇鱼、鲈鱼和梭鱼。不过，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捕鱼工具和材料被保存下来，渔网、渔栅或木制渔具本来可以保存在被水浸过的定居点，但它们早就变质了。但渔网捕鱼一定是最常使用的，这体现在大量的小鱼残骸上。

　　社会考古

　　东南欧的铜器时代在整个欧洲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动荡期。采矿和冶炼新金属材料的战利品不仅使它们自己被命名为一个新的考古时代，而且毫无疑问它们还带来了自农业出现以来最具革命性变化的冲击。无论是现代工业还是由此产生的技术发展，都离不开金属。直接后果可能只局限在区域范围内，但它们最终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很快导致了许多领域内不可逆转的发展态势。铜和金对喀尔巴阡盆地和东南欧的发展带来了特别深刻的影响。

　　金属所提供的潜力的大小当然不是完全可以估量的，但是这种材料的特性无疑在概念上提出了重大的观念障碍：一种材料能表现出如此不同的性质，而且易于以多种方式操作，能够完美地再现任何物体，这在以前是闻所未闻的。的确，金属作为一种材料，实际上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旦开采出来，就形成了生产、使用和冶炼的连续循环。随着冶金学的兴起，不仅出现了技术革新，而且出现了社会变革的过程。

　　陪葬品的发现，特别是那些来自瓦尔纳墓地的，在代表死者所拥有的社会等级的陪葬品财富方面显示出明显的梯度。发掘莫古拉·戈戛纳的最初目的是研究瓦尔纳墓地的社会-历史分层，因为具有象征意义的随葬品的发展是定居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

　　人工制品在皮特雷勒房屋之间的分配，对支持包括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在内的经济差异活动的论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物质文化的普遍一致性需要一个复杂的系统，不仅是在交换过程方面，而且在生产技术方面，其专门化远远超出单个聚落的范围。

　　在皮特雷勒，可以确定人工制品分配上存在相对明显的差别：比如，南部的探沟F中的房址内出土了绝大部分的狩猎捕鱼制品。类似的，北部探沟B内的3处房基内出土了谷物碾磨和纺织产品，现场发现了未被扰动且未烧毁的织机2架。我们倾向于认为这里存在着不同经济专长的家户。也许这些生产活动并不只是在家户中进行，但从遗址整体来看，土丘上并不存在同质的经济活动。

　　摆在眼前的专业化表明新的职业被唤醒了，并从中产生了传统：如陶工、长刀制造者和铸工。事实上，专业人员确实存在于公元前5千年，这绝不是考古学理论上的虚构。

　　探沟F内无打破关系的8座房子持续不断的延续了300年，家族内代代相传，为狩猎和捕鱼专业化提供了有力证据。由此可以推测，孩子继承并学习父母的职业是一种家庭传统。建立劳动分工的另一种方法就是了解产品的制造。我们可以从新石器时代已经建立的极其复杂的手工知识中得出结论，即在维持生计的部门之外存在着一种协作生产过程，这种手工知识一定是代代相传的。

　　金属制品的生产同样需要专业知识。该遗址出土约300件铜制品主要是铜锥、铜针和一把铜凿， 很可能不是本地生产，而是来自于尚未确认的外部作坊。另一方面，确认欧洲最古老的铅矿开采就在皮特雷勒。利用便携式X射线荧光和一系列实验室分析，在从遗址采集的11个双锥形容器(坩埚)中发现了微量的铅。这种熔炼过程的最终产品仍不清楚，但它似乎与金属生产过程没有直接关系。然而，该遗址出土的大量同类器物以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其它同时期的聚落和墓葬表明，此类活动是一种广泛的文化实践，我们可以相当准确地确定年代在公元前4400-4300年之间。

　　到目前为止，该遗址已经发现了大约1.3万块燧石刀片和石叶残片，这些刀片和石叶残片仅作为成品运抵该聚落。20多公分长的石叶（所谓的“超级石叶”）明显是专业工匠的产品。另外，实验考古调查表明，制作如此高质量的石片需要大量的练习。“超级石叶”是采用“压杆”技术制作的，在瓦尔纳和杜兰库拉克的墓葬内以及土丘聚落内均出土了大量的此类遗存，皮特雷勒遗址也是如此。如上所述，这些石叶需要专业知识才能制作，这一过程很可能是在保加利亚东北部燧石矿里的作坊里进行的。

　　甚至连陶器都是由专门的陶工制造的，部分证据是用进口石墨装饰的大碗，碗上的图案复杂而迷人，这几乎肯定需要大量的知识、实践和技能才能完成。

　　在专业化生产的陶器组合中有大口陶坛（pithoi），是一种大型储存容器，在该遗址中被视为技艺精湛的高端产品。这些陶器的发现表明，陶工不仅掌握了生产此类尺寸容器的技术上和时间上的要求，而且具备了控火能力，这些知识对于此类器物的生产绝对是至关重要的。相较于小型实用陶器，制作大型陶器需要更加复杂的技术。

　　因此，我们对大型储存陶器的工艺史特别感兴趣。此类器物上的纹饰也为小型陶器所不见。这是大口陶坛（pithoi）上典型的纹饰，因为螺旋形图案没有可见的起点或终点，因此会给观察者带来特殊的不确定性。

　　皮特雷勒出土的大口陶坛（pithoi）暗示着专门化的工艺以及生产的过剩。这些陶罐的容量多达400升，从根本上证明了剩余产品最有效的储存方法。同样，这种特殊产品的工艺专门化是由于需求的增加而产生的，只有在需求持续走高的情况下才能维持。因此，关于超大陶罐生产的专门知识是建立在需要储存剩余产品基础上的。

　　皮特雷勒的家庭经济可以用一个再分配系统来描述，在这个系统中，一个权威机构监控生产，征用剩余产品，重新分配，并收取产生的费用。这一体系并不局限于土丘聚落及其附属的平地聚落，而是包括了邻近的其他小村庄。这是一种社会分化和等级制度，农业生产已经开始，并在很大程度上以捕鱼和后来的狩猎作为补充。

　　在一定程度上，皮特雷勒的剩余产品是在胁迫下生产的，但依赖暴力的制度是不可持续的。更重要的是，它需要社会凝聚力的机制，需要团结一致的时候来动员人们支持这个制度。这个经典角色是由宴飨来扮演的。成堆的食物垃圾证明了在皮特雷勒的盛宴：在探沟L发现了一堆贻贝壳，数量超过了2500。假设今天常见的贝类食物大约有12种，我们可以推断大约有200人参与了这次饕餮盛宴。

　　公元前4325年至4252年的皮特雷勒发现了部分保存完好的餐具和陶器，为这里曾设盛宴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19个小杯子被安置在一个精心装饰的碗里。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还包括一个中等大小的碗，上面饰有漂亮的波浪纹，由小线条组成，还有几个中等大小的涂有装饰料浆的两耳细颈罐，带有塑料装饰和kumpf一样盖子的盖碗。遗憾的是，这套组合是不完整的，因为大碗的边缘和内里的杯子被卡在侧面。然而，更令人困惑的是，在这一组合中发现了以往从未见过的另外两种器型：一是25公分高的陶塑，发现于大碗一侧，二是烧过的双手上举的人形容器，饰以石墨图案。毫无疑问，这组器物因其非凡的质地和两件罕见的人形外观而被认为是特殊宴会或祭仪用品。

　　宴会不仅能增强集体意识，还能在提高集体工作能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农业社会，劳动盛宴将有助于动员数百名工人。一顿丰盛的大餐（也许还有一两杯酒）的承诺，对那些食物资源有潜在不稳定性的社区的确起到了激励作用。两件在皮特雷勒宴会用器物中发现的人形容器，强调了这种权威的先验维度。535座人形陶塑和190座动物形陶塑，根据此类遗存的数量，我们推测这个土丘聚落不仅控制了经济活动，还有祭祀活动。即使是一类小雕像群也明显具有社会关联：在瓦尔纳墓地里，由骨头制成的大而弯曲的小雕像被认为为骨祖，只与更高社会阶层的人有关。如将这一理解应用到皮特雷勒所发现的9个骨祖上，我们就会看到皮特雷勒土丘聚落的社会阶层与瓦尔纳墓地的相同。

　　结论

　　经过15年的科学发掘，皮特雷勒令人惊喜的研究成果已经改变了我们对于罗马尼亚南部铜器时代的认知。同时，借助于放射性测年技术，我们的工作为学界揭示了古梅尔尼亚文化第一份完整的地层关系，向陶器编年的修订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发掘方法和技术让我们得以窥见古梅尔尼亚文化房屋建筑并确定他们生产活动中存在分化现象，这对我们理解该遗址经济和政治组织有重要意义。很明显，这个土丘是一个新的建筑，建于公元前4550年左右。对于罗马尼亚南部的许多其他同类遗存，我们认为是同时代的。可以暂时把这称为一种殖民现象。在这些新建土丘聚落的基础上，定居者不仅建立了一个具有类似生产活动的体系，而且还建立了一个持续了300多年的交流网络。

　　该遗址崩溃或废弃的原因尚不清楚；最后一期遗存是焚毁的，但与罗马尼亚南部其它古梅尔尼亚文化最后一期的聚落不是同时。因此，必须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评估土丘聚落的崩溃或废弃，而不是局限在当地范围内。

　　个人简介：

　　斯文·汉森，1962年生于德国的达姆施塔特，在柏林自由大学学习史前考古学，古典考古学和宗教研究；1991年获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罗纳河谷和喀尔巴阡山之间的厄恩菲尔德时期的窖藏》。1994年 在罗马尼亚与德国交流委员会资助下进行了一年的学术考察，之后成为海德堡大学的一名研究助理以及波鸿鲁尔大学的助理教授，并于2000年发表《新石器时代早期-铜器时代的人性雕塑》，受聘为波鸿鲁尔大学的高级讲师。自2003年起，成为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研究部的主要负责人。自2004年起一直是柏林自由大学的名誉教授，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导师。他的研究重心涵盖技术和社会创新之间的相互作用、社会不平等的出现以及社会和宗教层面的交流。

　　除皮特雷勒遗址发掘外，他在德国、格鲁吉亚和俄罗斯都有田野项目。荣获欧洲研究理事会卓越贡献奖的他锁定了高加索地区（《高加索地区的技术与社会创新：公元前4-3千年的欧亚草原与最早的城市之间》）。同时，他是苏呼米国立大学的荣誉博士及罗马尼亚科学院荣誉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