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普莱思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早期人类对冶金的外观、性质，特别是早期试验和技术掌握的相对年代学，一直是许多考古学先辈所关注的话题。这一学术兴趣长期以来一直源自于既成的当代性，金属的使用与生产之间潜在的因果关系，以及在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的转折时期迅速增加的社会复杂性。在近东文化背景下，这种现象在大约一个世纪前被首次提及，尤其是戈登·柴尔德。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早期冶金和社会精英群体的发展及其行为之间的潜在联系在世界许多地区得到了验证，东南亚也不例外。冶金术是人类技术上最复杂的技术之一（取决于地质条件和人类技能），也一直是一种类型标志，用来识别跨越广阔时空的人群之间不同强度的潜在相互作用。其中一些相互影响的领域，特别是公元前三千纪晚期由E·N·切尔内赫所倡导的“塞伊玛-图宾诺”现象，从芬兰湾延伸到阿尔泰山脉，再延伸到中国，仅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这一引人注目且广为接受的、完善的冶金行为传播模式，在东南亚引起了特别关注。而东南亚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末端，与太平洋相交，理论上可以代表地球上8000多公里的陆路社会技术网络的终点。

　　检验这一观点，以及之前关于东南亚大陆的观点，即早期发表的关于区域性铜冶金可以早到公元前四千年纪早期，是一项重要的实践。东南亚在欧亚大陆的地位问题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史前晚期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问题更为突出。检验这些观点必须从数据开始，并且尽可能使用高质量的数据。我致力于这项工作长达15年，但也是建立在许多资深同事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基础之上的，其中一些人无疑是杰出的。非常荣幸我的贡献得到了上海世界考古论坛的肯定。我的贡献分为两个部分，冶金考古学和缅甸史前史。到目前为止，我的职业生涯中发生了许多偶然事件，正是这些研究流的汇合，使我得以在早期东南亚冶金研究以及与同时期的中国和印度交流的性质方面发挥着作用。关于在这项目的角色，我谦卑地承认，我是一个数据的制作者和提供者，以此来检验前辈们的假设（按字母顺序排列：罗伯托·齐亚拉、查尔斯·海厄姆、文森特·皮戈特和乔伊斯·怀特），以稍稍调整措词，并强调他们的远见卓识。

　　建立东南亚早期冶金史的年代学显然依赖于提供可靠的放射性测年。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动荡的开始之后，这个相当庞大的数据库仍主要限于泰国的东北部和中部地区，尚未与当今的中国共享关键的陆地边界，否则的话，我们可以用它直接检验技术传输模型。越南北部青铜时代的时间序列仍不清楚，且老挝北部是否经历过青铜时代尚不清楚（尽管我强调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尽管如此，近十年甚至五年在稳固建立大陆（泰国）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在公元前2世纪后期的几个世纪中）的过渡方面仍取得了巨大进步。这种绝对年代测定法的全面影响是使区域性铜的生产和消费与赛伊玛-图宾诺现象有直接关系。但这种文化视野和泰国最早出现冶金之间相隔太久远了。

　　迄今为止，我对大量年代数据的贡献有限，我的主要贡献是整合了来自缅甸中北部的考古新信息。自2012年底以来，我有幸在中北部担任法国驻缅甸考古学团的负责人。这次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缅甸宗教事务和文化部的国家考古和博物馆局开展的合作，成功地为缅甸重要的聚落和墓地提供了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基线，即靠近钦敦江下游的奥凯/尼昂干遗址。以全国史无前例的52个AMS 14C数据为基础，缅甸的考古年代序列展示了在公元前10世纪左右的一次传播。这可以被认为与我们从泰国东北部和中部地区以及在地理上更接近金属环境的云南具有高度一致性。自2017年以来，缅法联合考古队就一直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Pyu”历史古城遗址哈林进行发掘。我们主要清理大量的史前地层，但似乎有一个潜在的时间序列，涵盖了公元前3千纪中期至公元2千纪初。当我在上海演讲时，我们的多国团队正在发掘铁器时代（公元前1千纪晚期）的墓地，除了已有的哈林30个放射性碳测年结果之外，他们目前还在等待另外40个放射性碳测年结果。我们正在为缅甸中北部建立起基于 14C数据的文化序列，一次进行一个试验点/日期/分析，作为东南亚大陆最北端的发掘，我们的研究结果关系到云南和东北印度，就像它们关系到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的主要核心一样。我借此机会衷心感谢缅甸宗教事务和文化部部长阁下，国家考古和博物馆局总干事以及法国驻缅甸联邦共和国大使阁下，感谢他们的共同、不懈的支持。

　　作为区域冶金考古学的技术专家是我对早期东南亚冶金学研究的第二个贡献。在伦敦大学学院Vincent C. Pigott教授、Marcos Martinón-Torres教授和Thilo Rehren教授，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Pigott教授和曼谷Silpakorn大学考古学系的Ajarn Surapol Natapintu的共同指导下，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是针对泰国中部“Khao Wong Prachan Valley”的铜生产遗址群进行的泰国冶金考古项目。在工作中，我采用了“伦敦大学学院冶金学校”成熟理论和实验方法，并论证了在二次生产(铸造)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技术技能与初级生产(冶炼)行为中明显的实验阶段之间的显著差异。因此，早期泰国中部的冶金学家对金属生产技术只有部分的了解，这与公元前三千纪晚期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冶金传统已到达泰国的观点相悖——不过，我重复一遍，按照梅建军教授的模式，这是冶金到达中国西部新疆，进而到达中原地区的原始传输途径，这一点已被广泛接受。只是，中国第一批金属与东南亚大陆有几千公里、大约6-8个世纪的时空差距，更不用说它们迥异的社会形态和技术能力了。

　　我的博士后研究遵循了一个逻辑步骤，我们能否重建东南亚非贵金属/有色金属的交换模式，能否从单纯的研究矿源和冶炼遗址转移到探究合金化、再循环及消费行为。这对于一个缺乏(现在仍然缺乏)广泛认同的陶器序列进行区域比较的地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同位素分析与元素、金相学和类型学研究相结合的冶金考古方法，在任何方面都不具有开创性—事实上，这种方法的强大之处在于，它在过去60年里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检验。在东南亚，我也不是第一个使用这种技术的人，这样的荣誉应归于20世纪80年代与泰国冶金项目合作的Tom Chase博士和20世纪90年代与日本领导的发掘工作合作的Yoshimitsu Hirao教授。我的研究项目“东南亚铅同位素计划”（SEALIP）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作为一位专门从事区域冶金工作的考古冶金学家，我可以从生产地到消费地，从不同类型、地点和时期进行广泛的取样，以获得所代表的相互作用领域的广泛了解。

　　由于缺乏或难以获得东南亚地质资料，“东南亚铅同位素计划”首先确定了在三个已知的史前铜产地之间存在的铅同位素变化。如果不能将铜从这些确切地点及其生产群体中区分出来，这一项目就毫无意义。幸运的是，我们有极好的铅同位素区分，而且在地方当局再次接受微破坏性取样技术的时候，我们有幸能够在那里工作。我不可能在这里列出所有帮助SEALIP研究发展到目前阶段的同事、遗址主管、博物馆馆长、文化主管部门、实验室技术人员和资助机构，但可以说，目前的总抽样是从斯里兰卡、印度、柬埔寨、中国、柬埔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和缅甸等几十个史前晚期和早期历史遗迹中提取的约1000件人工制品（金属和生产材料）。这是一个巨大的团队合作，并开始结出硕果。

　　我之所以说“开始”，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片广阔的区域，考古学上对这片区域的探索很少，从金属学的角度来看，这片区域的探索更少。相应的地理空间，比如欧洲和近东，有几万个分析结果，而我们的大约是1千多 。 东南亚和邻近地区的地质情况也非常复杂，这意味着无疑有许多未知的生产地，它们所代表的种群仍然存在于东南亚和中国南部的高地地区，威廉 · 申德尔将这一地带命名为“Zomia”，詹姆斯 · 斯科特这一概念予以推广。中缅边境长2500多公里，其中缅甸和云南之间约1600公里。当然，有大量的合作工作要做，我对目前正在建立并已经存在于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研究网络非常乐观。对我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场所，作为开拓者的感觉是充满活力的。

　　同时，为了不让我的演讲“风起云涌”，SEALIP和它的法国国家研究机构资助的继任者，“青铜和玻璃作为早期东南亚文化的催化剂和追踪剂”（布罗格拉西，与劳雷杜苏比厄博士负责玻璃方面）在超过两千年的时间跨度范围在东南亚大陆和岛屿之间建立了冶金考古学上可靠的联系。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交换网络是出乎意料的，甚至是违反直觉的。他们还帮助锁定了一个区域年代序列，在不同遗址点的年代数据质量上存在很大的差异。简单地说，经过15年的个人努力和同事们几十年的努力，我真的认为我们已经开始了解早期东南亚冶金的真相及其它对当地、区域和社会文化发展的长远影响。

　　个人简介

　　托马斯·普莱思于1998-2001年在伦敦大学学院获得考古学理学学士学位，并于2003-2004年在谢菲尔德大学获得考古学材料理学硕士学位。普莱思于2005-2008年在伦敦大学学院获得东南亚考古学博士学位，并在文森特·C·皮戈特教授和马科斯·马丁·托雷斯教授的指导下，于2009-2012年在牛津大学艺术史和考古学研究实验室获得获得莱弗里休姆信托基金会艺术史与考古学研究实验室的早期职业奖学，在此期间，他被选为圣休学院的杰出成员。普莱思在老挝万象工作了9个月，在法国发展研究所担任高级博士后研究员，2013年10月被聘为二级终身研究员。2017年10月晋升为一级研究员。普莱思自2009年起担任“东南亚铅同位素项目”负责人，自2012年10月起担任法国在缅甸的考古任务负责人。普莱思目前是国家研究资助项目“铜和玻璃作为东南亚早期文化催化剂和追踪剂 - 布罗格拉西2016-2020”的负责人。普莱思为10名学生提供了成功完成硕士学位的辅导，并有来自欧洲和亚洲国家的4名在职博士生和1名已完成学业（现为讲师）的博士生。

　　普莱思与来自柬埔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老挝、缅甸、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和越南等地的数十位同事合作了他的考古冶金研究，并发掘了相关遗址。除了在伦敦大学学院和谢菲尔德分校以及作为牛津大学博士后学习期间使用的考古科学实验室，普莱思还与德国曼海姆柯特-恩格霍恩考古中心的佩尔尼卡教授密切合作；法国考古材料与变异测试实验室的菲利普·迪尔曼教授，法国南希石油和地质研究中心的克里斯托夫·克洛凯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