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斯坦尼斯

　　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

　　在超过50,000年的时间里，现代人生活在狩猎、采食、集食的小规模社群中。 这种生活方式是我们物种在演化历史上发展出的最成功的适应方式。语言的发生和人类独具的象征性行为使我们这一物种在全新世早期就统治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宜居的陆地生境。在人类历史的关键时期——大约11,000年前的东半球——几个地方的一些人们在生活的地方建起了纪念物。他们在架高的平台上用木头或石头建造纪念物，壁内还有精美的浮雕。 这些地方是游牧或半游牧民族时段性集会的“特殊场所”，暂时还没有更好的术语来称呼。

　　诸如安纳托利亚的哥贝克力土丘和北美的贫穷角之类的遗址，是具有代表性的 “复杂的非国家社会”起源的考古学遗存。这些社会被认为是能够成功进行协作的社群，尤其能够在这些特殊的场所建造和维护纪念性建筑。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如果这些团体有能力组织大量的人来建造这样的纪念碑，那么他们社会结构的复杂程度也将远远超过更新世晚期典型的小规模游团。

　　为了了解世界上各个地区的社会复杂化的历程，我们必须摒弃传统的“文化进化论”的概念，转而使用“协作的演进”这一看法。这一智识转变的核心是对“理性人理论”的认识，这是经济博弈论和传统文化进化论的基础，不足以解释富有智慧的、具有适应性的主体之间存在的持续性合作行为，尤其是他们生活在没有社会高压或政治性组织的小规模社群中。相反，协作的演进必须被理解为一种集体决策问题——让社群中的人们随着时间推移为达成共同的目标而进行协作，脱离团队事关个人的切身利益。在我看来，在历史学研究中，进化博弈论最有效的解决了这种集体决策问题。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货币，没有市场，没有政治力量，没有官僚机构，没有社会阶层分化和其他高压机制的小规模社群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定出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协作常规和准则的。这便是社会复杂化在全新世中发生的背景。

　　我坚持认为，这种协作是通过经济的“仪式化”来实现的。这些社群设立常规、仪式和禁忌来组织经济。这一结论是基于丰富的对全球各地非国家社群的民族学观察数据以及考古材料的研究得出的。这种精巧的经济行为准则蕴藏在丰富的仪式实践中，对这些“原始人类”来说并不是奇异独特的习俗，而是能够在公然的、或者微妙的政治高压缺席的情况下组织社会的巧妙手段。换句话说，在非国家社会中，集体决策问题是通过仪式化特定行为，并提供维持协作所必需奖惩来实现的。协作的社群中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在多大程度上被仪式化了，这是在全新世的竞争环境中成功的关键。

　　可用进化博弈论和相关理论中的概念来理解这一过程。我提出了 “人类学博弈论”的概念，以区别于“进化论的”和基于理性人原则的、或经济学的博弈论。人类学博弈论使我们能够理解小规模社群行为是一种社会理性——也可以理解为“非理性、基于既定社会准则的行为”——与经济理性相反。这是人类社会互动中所遵循的主要原则。

　　从考古学的时间尺度来看，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文化传播过程。在这种过程中，最能够促进社群协作的方法会被选择出来，或者被他人模仿。我将这一过程称为“战略”选择，将其与社群的或其他多级的选择区分开来。然后，这种成功的战略以文化形式在代际间传播，但缺乏正式的强制执行机制，直到国家社会的出现和与此同时的强制性社会机制的发展。

　　在过去的两代考古人的研究中，我们已经发现了世界上许多个地区最早的复杂社会。很多案例都能够说明人类协作的演进过程。我在这里使用来自秘鲁南海岸，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左右的帕拉卡斯人的例子。

　　2012年，在安第斯山脉提提卡卡盆地进行了30年的研究之后，我和同事亨利·坦塔莱安在秘鲁南海岸的钦查河谷开始了一项长期的考古研究计划。得益于先前考古学家的工作和我们自己的新数据，我们得以整理了全面的，始于几千年前的河谷史前史。其中一个重要的时期被称为帕拉卡斯，这个社会在大约公元前400年发展到顶峰，并在公元200年终结并转变为另一种文化。这是这个地区最初的复杂社会和文明起源。我们的工作数据为理论学者们模拟在世上罕有的文明独立起源的地区之一发生的复杂化过程提供了又一具体案例。

　　我们在河谷中发现了大量帕拉卡斯文化遗存，从大型的金字塔，到散布在区域内的小村庄。我们还发现，在河谷附近极度干旱的草原地区有帕拉卡斯人留下的线性地画。类似于著名的纳斯卡地画，但要更早几个世纪，钦察地画是刻画在沙漠上，并有小块粗石勾勒。我们还发现地画共有五组，都集中在大草原边缘的五个主要帕拉卡斯文化遗址所在地，地画之间还存在许多小的建筑物。研究表明，许多小建筑物和地画都朝向夏至日的日落方向。我们团队和秘鲁各处其他的早先的工作明确地表明，前哥伦布时期安第斯地区的人们使用二至日来标记重大事件。

　　我们认为，这些地点是具有仪式重要性的社会事件的终结之地，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可能是由冬至日或其他天文学现象来标记的。此类仪式事件正是非常符合协作理论原则的那些“策略”。我们选择深入研究塞罗·德尔·蒂尔遗址，根据我们的理论，探究其在帕拉卡斯文化中的重要性。该遗址是一个有三层的大型土堆平台。底层最大尺寸约为50×120 m，是河谷地区典型的帕拉卡斯建筑样式。每层还有一个边长约12米的下沉式天井。

　　坦塔莱安和他的团队发掘了这其中的一个天井，出土了大量人工制品，包括织物、食物、陶器、有装饰的葫芦、石器、藤编物、其他杂物和殉人。尽管我们没有发现常驻人口的证据，但找到了承装玉米酒的大型陶器。遗址还有大量的陶制器皿用于献祭，还有证据表明在仪式活动结束后大量的酒被倾倒进了天井里。塞罗·德尔·蒂尔无疑是一个重要宴飨场所的经典考古例证。

　　人类史前和历史时期最早的协作社群的本质是复杂社会起源问题中还未被解决的主要问题。我们用塞罗·德尔·蒂尔遗址的数据来检验以下假设：人们是否是从“小规模”的，本地社群中宴飨活动开始，然后随着他们本身扩展成更大的政治组织，宴飨活动也吸纳了更远的社群？又或者，是最早成功的社群在大区域内成功和更远距离的自治社群建立了联系？来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凯里·努森分析了在天井发现的39个有机遗存的锶含量，包括人类遗存在内的各种有机体中87Sr / 86Sr的比率都可以说明他们的地理来源。我们发现天井中遗物的来源非常广泛，遍布在安第斯山脉中南部周围。

　　该研究表明，秘鲁南海岸最早的复杂社会汇集了大量的人和物，形成于约公元前400年。至少在帕拉卡斯社会中，建设文明的最佳方法是在初期广泛建立同盟，然后在随后的数百年里进行扩张。形成鲜明对比的另一种策略是专注发展本地社群，并随着时间逐渐成长。

　　秘鲁南部的研究数据表明，仪式与社会复杂化过程交织在一起。国家起源的途径必然包括具有高度互动性的仪式，这些仪式能以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原因将跨区域的人群聚集在一起。我们假设在演进初期存在许多相互竞争的社群。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观察到遗址数量减少，但纪念性建筑的规模却增大了。这表现的就是区域合并的过程，在一些地方，这一过程导致了真正的，国家起源的质的飞跃。　

　　个人简历

　　查尔斯·斯坦尼斯是南加州大学文化与环境高级研究所的执行主任。他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人类学，并担任扣岑考古研究所所长达20余年。他在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开展过广泛的工作，研究这些地区的史前社会。查尔斯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之后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理论方面的研究集中在贸易、战争、仪式和劳动力组织在人类协作的演进和社会复杂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查尔斯的主要著作包括《人类协作的演进》（2017年，剑桥）、《古代提提卡卡： 秘鲁南部和玻利维亚北部的社会复杂化》(2003年，伯克利) 、《古代安第斯山脉中的仪式和朝圣》（与B· Bauer合著，2001年，得克萨斯）和《古代安第斯政治经济》(1992年，得克萨斯) 。他还与一个可持续发展组织合作，通过小额贷款、组织直接赠款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来保护全球文化遗产。他曾是敦巴顿橡树园研究图书馆的高级研究员，现任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