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李庄四月天——第五届“中国公共考古-李庄论坛”纪录

　　4月23日，第五届“中国公共考古—李庄论坛”进入公共演讲环节，5位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考古专家为众多学者、学生以及考古爱好者带来内容丰富又深入浅出的演讲。
 
　　高大伦：看考古多面手如何奏响狂想曲 　　作为一名“创意无限”的考古学家，你永远无法预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下一步将要做什么。从科普读物《少儿考古入门》到全国首家虚拟考古体验馆，从考古动漫《神树的传说》到文创产品T台走秀，我们早已见识到了他的不走寻常路。
 
　　近日“张献忠江口沉银”这一新闻被大量媒体所报道，成为继海昏侯后又一重大考古事件，可以说“江口沉银”打一开始就很高调。据介绍，在短短98天发掘内，从项目的启动到阶段成果汇报再到年度成果通报共举行了三次大型媒体发布会。面对这个好机会，高大伦院长将对“考古”独到的见解与对“创新”不懈的探索相结合，使“江口沉银”成为了全面展示公共考古理念的平台。当严谨的考古学和奇思妙想相碰撞时会产生怎样的火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志愿者，真正地实现了让公众了解考古工作、走进考古现场，从而扩大了考古的影响力。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考古队员李飞竟在工地上办了一场婚礼，这无疑又为“江口沉银”添了新料。高院长妙语连珠，现场气氛热烈，正是在他不断地尝试和摸索下，我们一次次地感受到了考古与创新带来的突破。最后，高大伦院长仍不忘提醒考古人搞好公共考古需以扎实的学术研究为前提。
 
　　郭伟民：九嶷山上白云飞——湖南华夏化进程的考古构建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以湖南省多年来丰富的考古发现为依据，利用详实的考古资料，讲述了湖南地区如何从南方史前文化高地到参与以中原为中心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以及从受中原华夏文化的影响到从国家边陲到帝国内陆的全过程。
 
　　郭伟民所长分别以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秦汉时期为线索系统地向大家介绍了每个时期的重要遗址。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玉蟾岩遗址中炭化稻谷的发现对探索稻作农业起源时间地点、水稻演化以及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具有重要意义；新石器时代高庙遗址发现了白陶和八角星图案；商周时期的宁乡炭河里遗址出土了四羊方尊、人面方鼎等大量青铜器既融合中原青铜器形成新特点，也有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相互联系而产生的结果，体现了华夏形成中多元文化与族群的交流；战国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是珍贵的先秦时代湖南省地方文献，它反映了当时北方地区中原思想文化在湖南省的流行和传播；里耶秦简中记载的洞庭郡与苍梧郡，应证了湖南正式纳入行政版图并成为国家开疆拓土锋芒所在；西汉长沙国的建立则为湖湘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郭伟民所长以丰富的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佐证了湖南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贡献。最后他表示舜葬九嶷由传说到史实，湖南完成了华夏化的进程，这一进程证明中国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进模式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连续体。
 
　　钱国祥：阊阖天门开  建中立太极 　　明清北京故宫是中国古代宫室建筑的代表，其严谨规整的中轴线布局、宫城居中的布置、殿前多重的宫门无不体现出皇权至高无上的思想。人们不禁问道，这种布局传统从何而来？文化传承源头在哪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不得不提及正处于秦汉时期多宫形制向南北朝时期居北居中单一宫城形制转变过程中的汉魏洛阳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站长钱国祥研究员在演讲中首先简述了汉魏洛阳城始建于西周，于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先后作为王都或国都并沿用至唐初的历史概况，以及该城自六十年代起三个阶段的全面勘探和重点发掘工作，如永宁寺佛塔遗址、外郭城遗址、金墉城遗址和宫城南区等。
 
　　据钱国祥研究员介绍，2001年起对北魏宫城阊阖门遗址的大面积发掘显示该门址是一座特殊的殿堂式城门楼，门楼台基后坐于宫墙，门前左右有大型夯土双阙，为一母二子双向二出阙形制。参考《河南志》、《水经注》等文献，印证了此夹建巨阙的殿堂式宫门即为宫城正门阊阖门。2008年起，继阊阖门之后，又对北魏宫城南区的二号、三号宫门和宫城西南角进行发掘，从而对该宫城中枢轴线上主要建筑有了更清晰认识，即阊阖门起、主殿太极殿前，存在着阊阖门、止车门、端门三道宫城正门。此外，2012-2013年，考古队开始对太极殿进行发掘，基本确认了太极殿宫院的规模，太极殿及东、西两堂位于宫院北部中央，四周以廊庑、宫门等附属建筑围合的大型宫院。钱国祥研究员表示，始建于曹魏时期的太极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建中立极”的宫城正殿。由此确立了以太极殿为中心的单一宫城正殿，以太极殿为大朝、东西两侧并列的东西堂为常朝的“东西堂制度”，以及在中心正殿前设三道宫门、宫城三大主殿南北纵列的“五门三朝”制度等，从而开创了中国及东亚古代宫室制度及都城布局的新时代。“择中而立”这一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北京故宫太极殿和明清北京城建筑布局均脱胎于此，表明了文化的一脉相承。
 
　　周必素：盛世华庭——杨粲墓雕刻所反映的播州社会 　　贵州播州第14世土司杨价及其夫人田氏墓曾因出土大量造型精美的金银器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杨价其父杨粲的墓葬素有“西南古代雕刻艺术宝库”之称。本次论坛上，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带来题为《盛世华庭——杨粲墓雕刻所反映的播州社会》的演讲。
 
　　考古队于2017年2月对杨粲墓地进行了再清理。杨粲墓内雕刻丰富，墓门外、棺床、墓顶处均施雕刻，其题材包括人物、动物、仿木构建筑、家具和花草等。通过对泸县宋墓、安丙墓和杨粲墓中武士雕刻、启门雕刻、四神雕刻的对比来看，周必素认为杨粲墓的结构、雕刻均与川渝地区宋代石室墓有着共性特征，体现出古播州及贵州乌江以北地区与巴蜀文化的一致性；同时，其材料又明显区别于成都平原砖室墓以及北方砖雕墓、壁画墓，应是继承了该地区因山区石材资源所致的崖墓、画像石、石室墓传统，是山地文明的一种物质表现。无论是四川安丙墓还是贵州杨粲墓，其墓葬结构规模和空间布局，以及墓主人坐像图、龙虎柱、贡使像的使用则从另一面折射出中央在处理土司事务上的权利博弈，也反映出土司被赋予的相对自主权和难以驾驭的缘由，最后周必素研究员强调，这一珍贵的雕刻艺术宝库是研究川渝黔地区石室雕刻宋墓以及播州社会的生动材料。

　　魏峻：探秘蓝色文明——水下考古之路 　　除了墓葬、城址外，目前沉船遗迹也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者所关注，鉴于古代较高的沉船率，推测海底沉船数目庞大。作为有着丰富水下考古经验的广东省博物馆馆长魏峻带来了题为《探秘蓝色文明—水下考古的历史与现状》的演讲。
 
　　他首先从意大利内米湖沉船、安提凯特拉岛古船，潜水技术的发展以及格里多亚角沉船、瓦萨沉船的发掘入手，介绍了水下考古学的诞生。鉴于其昂贵的打捞费用、潜水特殊训练费用和所耗费的大量精力，水下考古极其特殊并受多方面因素制约。随着时代的发展，魏峻指出目前水下考古国际化、区域化及模式多样化特征显著；新科技的广泛运用和技术体系的逐渐完善也加速了水下考古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他详细说明了“南海I号”宋代沉船从清理周边散落文物到吊浮沉箱及拉移进入博物馆的整体打捞过程和考古保护，梳理了中国水下考古在过去30年间的发展历程、技术创新以及对世界水下考古学理论和实践发展所做出的独特贡献。最后他表示水下考古所涉及到的是整个世界文化的一种交流，涉及面复杂，应更多的受到重视。 　　在下午举行的公共研讨环节，论坛精心特意邀请来自各省市考古文博机构、博物馆、高校的公共考古带头人及代表和媒体朋友，对包括公共考古活动与科考、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高校通识考古教育、媒体宣传与新闻导向在内的话题展开深度交流，评议人和听众间相互讨论，以期发现公共考古活动的亮点，加以推广借鉴；同时也指出不足之处，探讨更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资源开发 求新求变
 
　　近年来，公共考古活动数量逐渐增多，形式更加多样化。在本次讨论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黑龙江大学考古系学生程亚楠、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助理林必忠、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众考古研究部主任郑媛、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沄以及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基建研究室副主任张中华分别就各自单位近期开展的公共考古实践活动进行汇报。讨论分别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天进、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高蒙河主持。 　　程亚楠从沉银遗址开展公众考古活动引发的思考出发，再次谈及了这一备受关注的考古项目，并向与会学者分享了工作结束后志愿者的反馈与感受。虽然志愿者们所做的大多是照相、记录、整理分类等辅助工作，并没有参与到发掘中，但这种互动无疑架起了社会公众与专业考古人员之间的桥梁，也成为公众了解真实而又严谨的考古工作的窗口。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陈丽新，广东省博物馆馆长魏峻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天进在点评中对在考古工地使用志愿者这一突破性的想法和勇气表示佩服。徐天进教授表示，使用志愿者的做法任重道远，希望能进一步找到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平衡点从而进行有益交流。 　　林必忠提到了新颖的公共考古“三个土地”的思维概念，即解释居民对土地感知、根植、依赖和满足程度的“土地依附”，体现居民在特定地点上鲜活生活经验的“土地互动”以及将自我和集体认同感融入对这片土地认同中的“土地认同”。并以 “三个土地”为指导思想开展的重庆奉节迷宫峡硝洞遗址调查为例了进行解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周科华、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赵晓刚均对“三个土地”这一新思路表示好奇，希望在未来能深入对这一概念的阐释和说明。“公共考古是要经过充分准备的，除了专业考古知识，可能还会涉及到其他领域的专业外知识，甚至是法律知识。搞公共考古前也要考虑和承担一定风险。”徐天进教授如是说。 
　　近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选取圆明园内的西洋楼遗址作为北京市第一处公众考古场所，面向社会开放，游客在简单的隔离标志外即可近距离目睹考古人员发掘“养雀笼”的全过程，甚至在网络直播中达到十万加的观看量。作为拥有成熟平台、巨大影响力的圆明园算得上是公共考古地点选择上一次有益且大胆的尝试。张中华表示希望在今后能有更多此类有条件的发掘现场逐步尝试对公众开放。盘龙城博物馆馆长万琳表示深受圆明园启发，这种边展示边发掘的形式值得盘龙城遗址公园学习和借鉴。要充分发挥考古遗址公园的优势，使之成为公共考古大放异彩的舞台。同时她还指出，观众的参与和监督也是对考古工作强有力的约束。 　　“此类公共考古活动极大地丰富了考古遗址公园的内容。要遵循这个方向不断探索和实践。”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馆长周海说。上海古籍出版社吴长青提议可以于标牌说明处增设二维码，以此丰富导览系统。加强文创产品的设计与开发，把公共考古发挥到极致。
　　吴沄分享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南南考古学院”为主线开展相关公众考古活动。从2014年至2016年，已连续三年举办了“我是小小考古家——云南探秘之旅”夏令营广受好品。她表示下一步要针对不同人群调整交流内容、增强公众互动性、体验性、逐渐丰富“南南考古”学院系列产品。在点评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研究员表示公共考古观念深入考古工作者心中并将考古成果转换为公共知识，假以时日，公共考古发展到一定程度，很可能会“消失”为行业自觉。 　　郑媛的演讲题目是《关于如何引导公众正确参与考古实践的思考》，在交流中山西省大同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树云回忆了施工方在施工遇到文物主动打电话汇报的事情，这种情况少见，她表示有必要针对建筑方开展公共考古，可能今天公共考古的受众者，明天就能成为公共考古的传播者，文化遗产的保护者。 　　推进通识教育，奠定公共基础 　　作为一名高校老师，高蒙河教授谈到了我国大学的通识考古教育问题，考古教育以其特有的传播和普及方式占据一席之地，成为公众考古实践和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大学通识考古教育又是教育考古形态的重中之重。他强调，通识考古教育不是以培养专业从业人员为目标、不是以科学普及考古常识为志趣，由于面对非专业群体，要力求将考古学的专业性、知识性、趣味性和故事性结合起来。此外，高蒙河老师还极力推荐了东京大学江上波夫名誉教授监修的《考古学讲座》一书，作为通识考古教育的范例。在交流中，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徐天进表示北大目前已有针对外系学生的中国考古学通选课程。虽然在课程上有所推进，但是很多北大学子竟不知道北大里还有赛克勒博物馆，在校四年从未参观过，对此徐天进教授表示无奈。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院长陈洪海表示目前设置考古相关专业的高校不断增多，公共考古也可先从身边的人入手。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王仁湘主任希望能成立公共考古演讲团，以此开展更多系统性的讲座活动。 　　考古需要会讲故事的人 　　新华社记者屈婷从记者角度，分析了公共考古在新闻报道和媒体传播中的发展趋势，她认为这是一个好故事从来不会被湮没的时代，也是一个求知若渴的时代。而考古记者的新任务，就是要成为“古事”和“今事”、“故事”和“真知”的桥梁。与此同时，让中国考古故事走出去也是未来日子里记者们身上的责任之一。作为一名从事考古报道的特稿记者，屈婷表示愿意与诸位考古界的师友、同仁分享新华社在推动考古科普上的经验和潜力。 　　会议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公共考古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国祥感谢所有与会嘉宾学者和媒体。并对会议主办方，承办方，以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的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 　　七十多年前在这个长江边的李庄，张家祠堂的那盏灯是永远亮着的。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在此完成了殷墟考古发掘出土数万件陶片和甲骨的整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