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 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自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出现起，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就成为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课题。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近年来，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呈现出新的局面：一方面，在重点地区的重点遗址不断取得重要考古发现，为研究提供了大量新鲜资料；另一方面，在多学科结合的大型学术工程的支撑下，各学科学者密切合作，获得了许多新的认识。

 

伊恩·罗伯森  助教授 斯坦福大学

 

对城市化早期形式的考古学研究颇具挑战性，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要研究的现象规模宏大，要获取相关资料需付出相当代价。多亏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为绘制和记录古代特奥蒂瓦坎——新大陆城市化最早和最精致的代表之一——付出的杰出努力，我们已经可能从一些细节方面考察这座城市的建立和发展过程。本文采用来自“特奥蒂瓦坎地图绘制项目”的数字档案资料，考察特奥蒂瓦坎的发展、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在其内部的出现，以及与城市最后衰亡有关的证据。

 

李新伟 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庙底沟类型在其所处的时代居于领先的强势地位，庙底沟类型彩陶蓬勃扩张，分布范围北过长城、东临大海、南越长江、西至甘青，成为中国史前时代第一个繁盛期的最绚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河南西部的灵宝地区是庙底沟类型的中心地带，目前所知该时期1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遗址多聚集于该区域内，铸鼎塬周围遗址尤其密集，西坡遗址是其中的一处中心聚落。2000年以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西坡遗址进行了6次发掘，主要发现包括遗址核心部位的2座特大半地穴房址和居址南部的墓地，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这些发现为我们探讨庙底沟时期的社会复杂化程度和特征提供了新鲜资料。公元前3300年前后正是中国史前文化发生重要变革的时代。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观察西坡的重要发现，可以清晰地辨别出中原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可能对早期国家在中原地区的出现产生了深刻影响。

 

 

约翰•里克 副教授 斯坦福大学

 

秘鲁安第斯山地区的“形成时期”（1800-400BCE）以大量仪式中心而著名，代表着一个从相对平等社会到至少有三层等级差别的社会政治体系的转变时期。本演讲探讨的是该时期著名代表——世界遗产查文·德·万塔尔遗址。该遗址由发现于海拔3180米的高地峡谷地带的一系列仪式性建筑构成。对该遗址的研究揭示出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仪式活动遗存。这些遗存中的建筑、声光效果和神经药物为宗教崇拜的实施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这一宗教依据接近超自然力量的能力构建权力体系。

 

唐际根 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失去了纯洁性的考古学一直处于变革之中。旧传统和新知识在塑造现代考古学的过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中国，考古学作为从西方世界“进口”的学科，全面接收了在欧洲和北美发展起来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中国考古学也受到了自身文化的影响。例如，我们不能忽视金石学在中国考古学早期发展过程中的贡献。本地传统是否会在未来的中国考古学中继续发挥作用？如何发生作用？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劳拉·琼斯 文化遗产主管 斯坦福大学

 

文化遗产资源是重要的公共财产。文化遗产的保护由全国、各州以及各地的法律促进，由选举出来的行政人员和公众的参与进行监督。本演讲将讨论两个保证高质量遗产管理的关键因素：1）职业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建筑师的资质；2）识别、评估和对待遗址和建筑物遗产的标准。与教育机构和公众的合作也是重要的保护策略。

 

 

陈星灿 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澳联合考古队在中国腹心地区的考古工作旨在揭示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多学科合作不仅为了解日用品和贵族用品的生产和流通提供了大量新资料，也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国家起源时代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杨晓能 亚洲艺术馆馆长 斯坦福大学坎特艺术中心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考古发掘和调查，揭示了大量的在传统上认为丝绸之路已经建立的汉朝以前（206BCE-220BCE）中国本身的文化与其外部的文化联系的信息。这些发现不仅仅加强了我们对中国过去的理解，而且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以及一些问题的研究，例如，农业（尤其是小麦）的起源，马的驯化，冶炼技术（炼铜和炼铁）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和对外交流。本报告将讨论与这些主题有关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问题和研究的方向。

 

赵志军  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小麦起源于西亚，后传入中国，并逐渐取代小米成为了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主体农作物。但是，小麦何时传入中国古代文化核心区域－中原地区的？是通过哪条途径传入的？这些仍然属于探讨中的问题。丝绸之路在历史时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一般认为小麦传入中国也应该走的是相同的路线，其中河西走廊自然是必经之道。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东灰山遗址发现的小麦遗存及其年代测定通常被用来作为这一看法的考古证据，但新的系列年代测定数据否定了原来的测年结果。近些年来植物考古学在中国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浮选法在考古发掘中的普遍应用，从考古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古代植物遗存，其中包括小麦遗存，为探讨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线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统计分析发现，在中国出土的早期小麦遗存的年代大多在距今3500至4500年之间，这可能就是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小麦遗存大多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这说明，小麦传入中国的途径也许并不是丝绸之路，可能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或几条不同的路线，例如，通过蒙古草原，或沿着南亚和东南亚的海岸线。

 

 

理查德·维诺格拉德教授 斯坦福大学

 

过去几十年的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与中国绘画有关的可靠的和可确定年代的资料。这些资料的年代范围从公元前3世纪至明代。有关绘画材料、技法、风格、功能和肖像学的问题已经因这些发现而得以被阐明。考古发现的材料为中国早期帝国时期绘画的艺术史提供了基本资料，但在对10世纪及其以后的中国晚期帝时期的研究中，考古学与绘画史的结合是需要面临的挑战。本文将关注一些与此有关的学科性的、描述性的和证据性的问题。

 

 

杜金鹏 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大遗址数量多，分布广，规模大，时段长，类别杂。最近几年中国大遗址保护工作重要举措主要包括：《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的制定、“三线二片”保护项目的实施（三线指长城、丝绸之路和大运河。二片指西安片区和洛阳片区）、大遗址保护高峰论坛与《大遗址保护西安共识》的提出和“大遗址保护高峰论坛”的举行。我所参与的大遗址保护项目包括：百处大遗址的遴选及其保护大纲的制订、多处大遗址保护规划和保护方案的制订（其中包括：偃师商城遗址保护规划、西城墙和宫城保护方案、偃师二里头遗址保护规划、保护方案、殷墟遗址保护方案、汉魏洛阳城遗址保护规划、隋唐洛阳城遗址保护规划、曹魏邺城遗址保护规划和藏王墓保护规划）、实施大遗址保护调研课题。

 

 

米切尔·威尔考科斯 助教授 斯坦福大学

 

近年来，美国作家Jared Diamond 的流行出版物《枪炮、细菌、钢铁和崩溃：人类社会的命运》指出，不合理的环境管理、过度的人口以及干旱导致了美国西南部古代城市中心的崩溃。本文将探讨美洲土著社会中流行的有关社会崩溃和消失的神话，并提出当代普韦布洛人和比马人的文化连续性。

 

 

 

 

 

 

（责任编辑：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