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张大卫主任、杨丽萍厅长、佟薇处长，尊敬的严文明先生、赵芝荃先生，以及在座的各位考古界前辈，还有各位同行，大家早上好！

 

　　今天非常高兴，我想起“高朋满座”一词，我觉得这个词用在今天非常合适。今天在座的各位学者皆是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关于二里头夏代历史和考古研究的权威，同时集中了考古研究所五十五年来参加二里头遗址发掘的主要功臣。首先我代表考古研究所对各位的到来表示欢迎！也向五十五年来为二里头遗址的发掘、研究、保护做出卓越贡献的各位学者、各位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次会议旨在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五十五周年，五十五年来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研究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自遗址发现直至七十年代，主要致力于建立二里头文化的分期。在赵芝荃先生的带领下，二里头文化建立了一到四期的文化分期，同时发掘了以一号宫殿、二号宫殿为代表的能够说明该遗址都邑性质的一些重要遗迹。八十年代，在此基础上细化了二里头文化分期，重点发掘了以铸铜作坊为代表的遗址，以实物证据证明夏王朝已经进入青铜文明阶段。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围绕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展开了中国考古学史上史无前例的一次大讨论，参与的文章多达数百篇，参与的学者之多在中国考古学界也是不多见的。关于二里头文化的性质，虽然至今尚有争论，但正是这样的研究和争论将二里头以及夏文化问题的研究推向了更深的层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开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该工程将二里头遗址的年代作为重要突破口，提出了全新的年代框架。提出二里头文化的年代是从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前1550年，对我们原来讲的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600年有比较大的修正。这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在多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取得的，让我们对二里头遗址性质的研究完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如果二里头遗址是夏代的都城，那它也是夏代后半的都城，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随着我们理念的更新，我们对外合作的扩展，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研究工作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区域调查。中外学者以及二里头遗址的工作者们，在二里头及周边地区进行了大范围的非常仔细、认真、科学的调查，使我们在原来仅知道的二里头、稍柴等几个遗址以外，新认识到这个地区从史前时期一直到西周时期整个都邑的变化和聚落群的分布情况，使我们对这个地区的遗址有一个整体的、全面的、立体的认识，为我们后来的研究了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2004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开始，我们把二里头遗址作为最重要的遗址和研究对象。首先研究其作为都邑的布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许宏研究员为代表的团队将二里头遗址的布局作为重中之重，发现了宫城、中轴线理念和左右对称的分布格局，将这种格局从我们原来认为的商代早期上推到夏代后期。这些格局、理念、制度延续了数千年，一直到中国古代的明清时期。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多学科、多角度、多手段同时对二里头遗址进行综合研究，从环境、生业、技术、精神、社会等方面全方位地进行研究，使我们对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时代及其所反映的社会面貌产生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的了解。这些成果在我们新出版的报告中当有所体现。

 

　　所以我认为二里头遗址五十五年的发掘和研究从侧面反映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进步。从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从一个区系文化序列到聚落形态、社会结构的研究，到对导致该文明形成的背景、原因、动力这样深层次问题的研究。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二里头遗址很有可能是夏代的都城，夏代的都邑对周围的文化产生了强烈的辐射，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突破。不再是一个点、不仅是一个面，而是在全国范围，从最早中国的形成这样的角度进行了充分地研究和论证。所以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这五十五年确实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和进步的缩影。我相信此次研讨会不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二里头遗址五十五年来的发掘和研究成果，而且能够在新资料的基础上，使我们的研究更好地向前推进。在此，我代表考古研究所殷切地希望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能够继续得到国家文物局、河南省政府和在座各位的支持！我们五十五年来的工作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和河南省政府、文化厅、文物局以及洛阳市、偃师市各级政府的鼎力支持，没有这样强烈的支持，就没有我们五十五年来在二里头遗址发现和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所以我要向为二里头遗址发掘、研究与保护工作做出过贡献的各位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预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本文由录音整理而成，未经作者本人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