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理念　提升学术素养：时代和历史的要求——白云翔副所长在“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各位来宾、各位先生、各位朋友：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即将圆满结束。在开幕式上，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张大卫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所长，考古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二里头考古队首任队长赵芝荃先生，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先生，国家文物局考古处佟薇处长等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和讲话。在一天半的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中，与会代表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和发言，开展了热烈的学术讨论，安排很紧凑，内容很充实，学术水平很高，各位也很辛苦。刚才，杜金鹏同志已经就会议的情况和学术讨论进行了简要的概述，对围绕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取得的新进展进行了总结，这里不再重复。在会议即将闭幕之际，我这里简单说几句话，作为本次研讨会的结束语。

 

　　第一句话，是感谢。首先衷心感谢在百忙之中前来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各级领导和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这次会议，可谓高朋满座、群贤毕至、老中青齐聚。正是由于各位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这次会议得以成功召开。同时，新闻界的朋友们和全体会务人员，为这次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宣传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进而要说的是，为了《二里头（1999～2006）》报告的编写出版，从国家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到文物出版社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各有关方面和专家学者都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在此，谨向为《二里头（1999～2006）》报告的编辑出版给予各种支持和帮助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此进一步说，二里头遗址55年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始终得到了各级文物管理机构、当地政府、各有关高等院校和文物考古研究机构、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支持和帮助，才使得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不断推进，不断取得重要的学术进展。借此机会，谨向各级领导和所有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第二句话，是敬意。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走过了55年的历程，直接参加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有上百人之众（直接参与《二里头（1999~2006）》报告研究和编写的专家学者就有61人之多），并且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这离不开徐旭生先生的发现、开创之功，更是以赵芝荃、郑光、许宏三位学者为代表的三代考古学人艰苦努力、长期奋斗的结果，也是二里头考古人和各领域专家学者团结协作、共同努力的结果。没有他们和他们的艰苦努力和无私奉献，就没有二里头遗址考古今天的辉煌成就。在此，谨向55年来在二里头考古发掘和多学科合作研究中付出心血和汗水的所有专家学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第三句话，是感想。会议期间，听取了部分学者的发言，翻阅了论文提要，跟有关与会代表进行了交流，感想甚多。由于时间有限，这里不再展开，仅说明要点。

 

　　感想之一，是“坚持数年，必有收获”。大家都知道，田野考古条件艰苦，周期长，任务重，而发掘资料的整理和考古报告更是一项细致、琐碎乃至枯燥的艰苦的工作。尤其是对于一个大型都城遗址来说，难度就更大，时间周期就更长。就考古所长期负责发掘和研究的都城遗址来说，洛阳地区的二里头、偃师商城、汉魏洛阳城、隋唐洛阳城，西安地区的沣西遗址、汉长安城遗址、唐长安城遗址，安阳殷墟及洹北商城遗址，以及河北临漳邺城遗址等大型城址，无一不是长期、持续地开展工作，少则30多年，长则已有80多年。因为，这些遗址规模巨大、内涵丰富、学术意义重大，必须进行长期的、持续不断的发掘和研究，才能有所收获，不断进展，二里头遗址正是如此。如果没有50多年来几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二里头遗址考古就难以取得今天这样丰硕的成果。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田野发掘重要，资料整理同等重要。在以往二里头考古队长期发掘和研究的基础上，许宏同志和他率领的团队，在一边进行田野考古，一边进行学术研究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对二里头遗址1999～2006年的发掘资料进行了系统整理，出版了五卷本考古报告，同时对以往的考古工作进行了回顾和梳理，向学术界提交了一份高水平的答卷，难能可贵，值得充分肯定和提倡。从二里头遗址55年的考古历程和《二里头（1999～2006）》考古报告的编写出版，我们从中会得到有益的启示。

 

　　感想之二，是“课题意识、问题意识是田野考古的‘魂’”。昨天的开幕式上，严文明先生在讲话中指出：田野工作，应该具有前瞻性的课题意识，带着问题去发掘、去整理、去公布，才能有更好的收获。严先生的意见非常重要，二里头遗址考古也正是如此。1959年徐旭生先生在豫西调查发现二里头遗址，就是带有明确的课题意识的。50多年来，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从最初的分期断代到文化性质判定，从关于文化性质的讨论再到近些年布局结构的研究，每一步其实都是在不断进步的学术理念和课题意识的指引下完成的。尤其是1999年以来，更是紧紧围绕布局结构、内涵揭示、社会生活复原研究等学术课题展开的。1999～2006年考古报告的编写，同样是在明确的课题意识的统领下进行的。也正因为如此，这部《二里头（1999～2006）》报告才得以空前丰富而科学地公布了田野考古资料，得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从二里头遗址考古的不断进展和逐步深入，我们同样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感想之三，是“大处着眼、从点入手、解剖麻雀、以点带面，是推进考古学研究的基本途径之一”。我国的考古遗址数量极为庞大，数以万计乃至百万计，而我们的考古工作和考古学研究又只能是一步一步地走。“面”上的调查很重要，而“点”的深入发掘更重要。就夏商时期考古来说，从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到洹北商城、安阳殷墟，一直都是夏商研究最为关键的遗址。这些遗址的每一次田野发现，都会带来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激发学术研究热潮的出现。纵观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夏商时期考古研究，二里头遗址的每一次考古新发现，无论对于持何种观点的学者，都会带来全新的思考和认识，对夏商考古的重要自不待言。实际上，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对于中国早期城市发展史的研究来说，直接关系到早期城市的形态、布局、功能及其演变；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和早期国家的研究而言，直接关系到早期国家的形成、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等；对于东亚地区而言，也必然会带来如何认识青铜技术的起源和青铜时代的到来、如何审视东亚文化圈的形成等诸多重大学术课题。因此，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进展，其意义绝不限于二里头遗址本身，也不限于二里头文化本身，也不限于夏商考古和夏商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而是对于中国早期社会、中国古代文明、东亚古代世界乃至于世界文明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都为之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二里头遗址考古的长期实践和学术贡献告诉我们：在宏观的视野之下，重要的、关键性遗址“点”的长期的、全面的、深入的“解剖麻雀”式挖掘和研究，是不断推进考古学发展的重要途径，需要继续大力推进。

 

　　感想之四，是“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多学科合作研究已经成为当今我国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模式”，并且方兴未艾，前景广阔。从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来说，我在近四十年前刚刚踏入考古学大门的时候，以碳十四测年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已经开始引发考古学的革命性变革，但当时各种科技手段还主要是考古研究的辅助，常见的是为考古材料提供检测、化验的帮助，科技考古体系还处在初创阶段。而今天，从新世纪以来二里头遗址的田野考古及资料整理、《二里头（1999～2006）》报告的编写，到众多科技考古学者的多视角、多领域研究都可以看出，各种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介入，尤其是与考古发掘及传统考古研究的有机融合，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并且正在改变着考古研究的理念和业态，我国的考古事业正处在一个大变革之中。正是考古理念的进步、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多样化，尤其是各种科技手段的深层介入和有机融合，才使得二里头遗址成为一个鲜活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古代都邑。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多学科合作研究，已经成为我国考古学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并且正在迅猛发展。今后的任务，是两者如何更好的结合，是科技考古的方法和手段如何进一步创新、研究领域如何进一步拓展，以及如何在从史前考古到晚近历史时期考古中全面推进等。

 

　　各位代表：二里头遗址考古已经走过了55年的历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当前和今后，无论田野发掘还是多学科综合研究，面临的任务都依然十分繁重。时代在前进，考古事业也需要不断创新，传统的田野考古优势和精细化发掘不能丢，并且需要进一步强化，而新的科技考古研究更需要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作为国家队，有义务也有责任，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在二里头遗址近十年的工作中，以袁靖研究员为代表的科技考古团队和以许宏研究员为代表的田野考古团队通力合作，在传统考古研究与全方位、多角度科技考古的合作与研究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样的合作和探索将长期进行下去，有望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新的成果。

 

　　未来的考古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不一定说的清楚，但一定不会完全是今天的业态，从传统的田野发掘到多学科综合研究，从聚落考古到区域性考古调查，从边发掘边保护理念和做法的推广到大遗址保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从简单的考古工地参观讲解到考古工作的全景展示、公众推广，凡此种种，时代和历史都在要求考古工作者有更新的理念和更高的学术素养。我相信，二里头遗址考古的明天将更美好，中国考古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灿烂！

 

　　这里我衷心地期待着：在座的各位还有今天不在座的海内外专家学者，今后更多地关注二里头考古，更多地参与二里头考古研究；更多地关注考古研究所的其他考古项目，更多地参与到考古研究所的各项研究中来！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