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最初的中国——“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成功开幕

　　在中国考古学面临转折之际，为深化二里头遗址和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工作，促进多学科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探索二里头遗址发掘和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10月25日～26日在社科院考古所学术报告厅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南华大学、台南艺术大学等高校，国家博物馆、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市文物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考古文博机构，日本东京大学、日本岩手大学、日本金泽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等国外高校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考古网等媒体，共110余位各界代表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会议现场

 

　　研讨会共收到各类学术论文50余篇，内容主要包括二里头遗址年代的推定、二里头文化的分期、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形态和性质、二里头遗址出土铜玉礼器的形态、生产及使用、二里头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和互动以及多学科的整合研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集中体现了近年来最新的考古及多学科的研究成果。

 

　　26日上午研讨会首先举行了开幕式暨《二里头（1999-2006）》报告首发式。首发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主持，说明此次研讨会旨在通过对二里头遗址考古及遗产保护等问题的探讨，进一步促进相关研究的发展。并对参加此次研讨会的国内外来宾进行了简单的介绍。

主席台

 

　　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所长致欢迎辞。王巍所长首先向55年来参加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保护、研究的各位学者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并将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这时期以赵芝荃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将二里头遗址划分为一至四期，初步建立起了二里头文化的分期，这一时期重要的考古发现是发现了二里头1号和2号宫殿基址；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手工业作坊，并出土了青铜器，从而证明了夏王朝已经进入青铜文明。随后学术界对二里头遗址的性质展开了大讨论，相关文章达数百篇之多，参与学者之多也是中国考古学界不多见的，这些都使二里头的研究工作更加深入；第三阶段是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以来，碳十四测年技术使得二里头遗址的年代的得到重新确定，这为研究工作的深入找到了突破口，对二里头性质和年代的研究有了划时代的研究；第四阶段为21世纪以来，随着学科的深入发展，中外学者对二里头遗址周边地区进行了大范围、周密科学的调查，发现了数百个文化遗址，使我们对二里头文化有了整体全面的认识。2004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以来，我们将二里头遗址作为首要的研究对象。从环境考古、生业考古及手工业考古等方面对遗址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使我们对遗址有了更加全方位的了解，这些研究成果在报告中都有所体现。

王巍所长致辞

 

　　55年以来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的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考古的发展和进步。即从文化分期的研究到文化形态、聚落分布的研究，再到文明形成的背景和动力的深度研究。

 

　　最后，王巍所长表示：我们会在55年以来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和新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深化二里头文化的学术研究工作，且殷切期望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能继续得到国家文物局、河南省政府、洛阳市政府、偃师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并对各级政府55年来对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详细信息

 

　　随后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张广然先生和王巍所长共同为《二里头（1999-2006）》报告的正式出版揭彩绸，并向主席台在座的前辈学者及主管部门领导赠书。

共同为《二里头（1999-2006）》报告揭彩绸

 

　　赠书仪式结束后，河南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张大卫先生做了发言，在发言中，张大卫先生首先对一代又一代坚守在二里头工地的考古工作者表示了感谢，强调了二里头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性。且透露了将建立遗址博物馆的消息，以便对二里头遗址进行更好的保护和展示。

张大卫先生发言

 

　　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首任队长赵芝荃先生回忆了二里头遗址1号和2号宫殿的当年的考古发掘情况。虽然寥寥数言，但仍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老先生对考古的一腔热情，同时也激励着今天的年轻考古学家们在学术的道路上勇攀高峰。

赵芝荃先生发言

 

　　接着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先生和国家文物局考古处佟薇处长也做了发言。严文明先生在发言中指出，一项考古发掘和研究要想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需要具备两项：第一是要有课题意识，这一点从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过程可以看出来。第二，在方法论上要有正确的把握，要有创新和发展。二里头遗址能取得今天的重要成果，于此有着很大的关系。二里头遗址中一系列的宫殿基址、车辙痕迹及手工业作坊等重要遗迹的发现，玉器、青铜器等重要遗物的出土，都表明了二里头作为都城级的遗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一都城级的遗址是怎么形成的？在整个社会中起什么作用？二里头的分布范围是怎样的？它与周边文化有着怎样的关系？它在整个中国考古学文化上起了怎样的作用？在世界考古学文化中是什么地位？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在正确的方法论指导下进行。（详细信息
http://kaogu.cn/html/cn/xueshuhuodongzixun/jinianerlitouyizhifaxian55zhounianxueshuyantaohui/2014/1027/47975.html）

严文明先生发言

 

　　佟薇女士高度评价了二里头遗址的重要性，她认为二里头遗址在早期国家和文明形成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探索中华文明的重要基点。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遗址的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国家文物局会一直既往地大力支持遗址的发掘工作，共同为保护好、传承好，充分发挥遗址的社会效益做出应有的努力，并希望考古工作者积极参与遗址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佟薇女士发言

 

　　在开幕式结束之后，研讨会进入“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主题发言”环节。这一阶段发言由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科研处处长丛德新主持。

 

　　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现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先生首先以《二里头》报告编撰工作报告——关于聚落考古研究》为题做了发言，许宏先生首先讲述了编写报告的学术背景，并回顾了二里头遗址发现和研究的历程，介绍了历年来重大考古发现；其次从聚落考古的角度讲述了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从一个点到探讨遗址中心区的布局演变过程，再到探索整个遗址的布局，最后到开展整个洛阳盆地的区域调查的发展过程，并梳理了洛阳盆地从地广人稀到众星捧月的人居史，为我们构建出一幅精彩而丰富的中原文化图卷；其次许宏先生介绍了《二里头（1999-2006）》这一报告的编写特点：区域为纲，而非分期为纲，遗存分类综述+按单位发材料；最后许宏先生希望通过“考古人”背景复杂化，即实现科技考古工作者下探方，参与田野发掘的方式，进一步对考古报告中的田野材料和多学科分析研究成果进行全方位的一体化整合，这样考古学将会迎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许宏研究员报告

 

　　随后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袁靖先生做了《二里头》报告编撰工作报告——关于多学科分析研究的发言。二里头报告中共有四章内容为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分别为第七章：碳十四测年研究；第八章：环境气候研究；第九章：人骨研究；第十章：经济与生业形态研究。袁靖先生首先简单介绍了上述章节中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和范围，随后就二里头遗址的科技考古研究成果进行了概括。通过研究我们可知，当时居民的食物以C4类为主；家养动物以家猪为主，黄牛和绵羊的数量则由少到多的趋势，且黄牛发现外来的依据；在铜器方面，则存在跨地区、长距离的产业链。青铜的合金比例不稳定，具备早期铜器的制作特征；陶礼器和日常陶器的成分不同；骨器材质以牛骨为主，切割工具则使用金属工具等成果。总之，二里头时期与之前的龙山时代相比，农业有了长足进步，手工业则门类齐全，已经初具规模。通过这些科技考古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人们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他们的衣食住行将如画卷一样生动形象的展示在今人的面前。在发言的结尾，袁靖先生表示科技考古以后要更注重采样的全面性和科学性，将现代环境与古代环境体例上做到更加有机的结合，并将全面公布各个研究领域的观察和测量数据。

袁靖研究员报告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先生的发言则主要讲了三点内容，第一点是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努力不断的结果。成果来之不易；第二点是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能取得众多的成果，是参加者观念不断改进的结果。如许宏先生讲的聚落考古，就标志着遗址发掘领导人的思想观念的发展。同时，新的科技手段的运用，也是长期同西方交流和学习带来的，所以观念的改变很重要。新技术的运用，在解决了重要问题的同时，也为我们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我们不要墨守成规，要及时转变思想观念，才能促进考古学的发发展。第三点：研究成果的取得是不同学科和单位围绕一个课题进行交流的结果。在把所有的科技手段运用的同时，考古学要有清晰的思路，否则科技手段就不能高效的使用。（详细信息
http://kaogu.cn/html/cn/xueshuhuodongzixun/jinianerlitouyizhifaxian55zhounianxueshuyantaohui/2014/1027/47974.html）

李伯谦先生发言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杨育彬先生在发言中表示：1959年，徐旭生先生发现的二里头遗址开启了探索夏文化的新篇章。杨育彬先生回顾了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研究成果，绿松石牌饰的出土、中轴线观念的出现等重要现象和遗迹都说明了这是一处规划严整的都城，是夏文化的一部分，是龙山文化和新密新砦遗址的直接继承者。我们应对它对同时期其他文化的联系和影响等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继而以二里头遗址为基点，恢复夏文化的历史。

杨育彬先生发言

 

　　日本九州大学教授宫本一夫先生则在早期国家概念下，全面考察了二里头遗址的城市规划、国家权力、祭祀活动及成组青铜器等现象，进而认为二里头遗址是东亚地区最早的国家级都城遗址，属于早期国家阶段。并期待就二里头是怎样建立早期国家的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

宫本一夫先生发言

 

　　最后北京大学教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执行专家组组长赵辉先生则从探源工程的角度高度评价了二里头遗址的研究工作，他认为二里头遗址作为探源工程的重点，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有着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地位。二里头遗址的规模，在同时期遗址中，无出其右者。二里头遗址是个首都，它以铜器、玉器等礼器为代表的制度思想对当时周围的文化有着广泛的影响。在考古学研究上，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以后我们要将眼光放远，以崭新的角度来全面评估二里头文化的发展。

赵辉先生发言

 

　　上午的开幕式和主题发言结束至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