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 科技考古组演讲纪要

寻找最初的中国——“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 科技考古组演讲纪要
 

　　2014年10月25日下午，科技考古组讨论的对象聚焦在玉石器、陶器、青铜器、人骨、动物、古代地理环境等方面，各项研究成果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里头文化乃至夏文化时期的人地关系、文化交流、资源开发与控制，探讨了二里头文化的兴衰变化。
 

玉石之路
 

　　黄翠梅：二里头文化的绿松石饰品

　　台南艺术大学文博学院艺术史学系黄翠梅教授讨论了二里头嵌绿松石青铜牌饰的功能及佩戴方式，认为它可能是作为墓主的腕饰；进而检视相关嵌绿松石青铜牌饰的纹饰特征及发展脉络，提出要对新石器时代末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嵌绿松石腕饰与绿松石珠管饰品予以关注。
 

　　王青：二里头遗址出土雕刻类神灵形象的复原研究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王青教授借助电脑技术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雕刻类神灵形象进行复原，在此基础上，提出夏人神像形态和表现手法丰富多样，其中尤以龙神像最多，夏人神像的创作技法和表现材质也是多种多样的。同时这些神像深刻地反映了夏人的崇拜与信仰，推测夏人崇拜的神灵主要是由龙统领的“鳞虫”家族，夏人想象的神界应主要是水中诸神的世界。
 

　　方燕明：嵩山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石铲的实验考古——以登封王城岗和禹州瓦店遗址为例

　　禹州瓦店遗址出土了大量以灰岩为原料的石铲制品以及相应的原料、坯料和废料。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方燕明研究员以石铲生产技术为切入点，结合实验考古，复原了瓦店遗址石铲的制作工艺和技术流程。认为瓦店遗址龙山文化时期的石器生产属于“松散的专业化生产”，而夏商时期的整个中原嵩山地区存在着以加工灰岩石铲为主的大规模的石器生产工业，且其专业化程度的发展与该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江美英：二里头遗址出土二件雕纹玉柄形器研究

　　玉柄形器盛行于夏商周时期，是目前玉器造型研究的大课题之一。台湾南华大学江美英老师讨论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2件雕纹玉柄形器，通过对比分析，认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柄形器主要有两大系统，一是在长江中游制作的，二是受长江中游影响而制作的。从分节、浮雕花瓣、榫头、凸弦纹等特点来看，她认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2件雕纹玉柄形器是石家河文化晚期（肖家屋脊文化）的遗留物。
 

　　朱乃诚：论陶寺文化玉琮的文化传统

　　以往，学术界通常认为陶寺文化玉琮属良渚文化玉琮或良渚系玉琮，而陶寺文化遗存是对中原文明的集中反映，所以大都认为良渚文化在中原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乃诚研究员通过对十余件陶寺文化玉琮进行研究，认为陶寺文化玉琮为良渚文化玉琮的延续与发展，但不是良渚文化玉琮或良渚系玉琮，良渚文化玉琮在良渚文化时期可能没有传入到中原，因此良渚文化在中原文明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需要重新认识。
 

　　叶晓红：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研究二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叶晓红博士通过对二里头玉器上的微痕进行分析，来判断使用解玉砂的方式，初步确定解玉砂的粒级或工具的性质特点等要素；二里头时期的旋转装置——辘轳轴承器（不仅用于玉器钻孔技术）较新石器时期更为先进，四边形形制和磨平的底面使其稳定性更高。锯片切割技术逐渐取代砂绳切割技术，二里头玉器的分级打磨技术已相当成熟，采用了粗粒—中粒—细粒砂岩等不同粒级的砂岩制成的砺石。同时尝试多种测试手段探讨绿松石器的矿源，发现铜同位素结合稀土元素分析技术，能可靠地判断绿松石产地，并初步确定云盖寺绿松石矿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的矿源之一。
 

　　久慈大介：从陶器制作技术看二里头文化

　　日本学习院大学客员研究员久慈大介为阐明二里头文化形成过程进行了一项基础研究，即对二里头遗址的陶器进行制作技术方面的分析和考察。他详细观察各类器物的制作方法，提出采用非本地的或不同系统的技术制作的陶器具有某种程度的群体性并且组成几个群体存在，这说明非本地的陶器（即“异系统陶器”以及“模仿陶器”）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拥有与二里头不同的陶器制作技术的几个集团居住在二里头，利用他们或他们所属的集团拥有过的本地的或传统的陶器制作技术制作了陶器。
 

青铜器生产
 

　　苏荣誉：关于盘龙城楼子湾青铜鬲LWM4:3的铸造工艺及相关问题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苏荣誉研究员对盘龙城一件青铜鬲LWM4:3的铸造工艺进行了讨论。这件鬲周身有多处补块，他推断为补铸预设的工艺孔，目的在于设置泥芯撑以固定腹芯，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固定腹芯的泥芯撑。苏荣誉研究员认为，如果早于盘龙城的青铜器中不能发现泥芯撑、垫片和分铸等工艺，这种技术则可能属于南方铸铜作坊的发明，并于后来贡献到中原青铜技术系统之中。
 

　　刘煜：二里头遗址出土陶范的分析检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煜研究员通过X射线衍射（XRD）、岩相显微镜、扫描电镜能谱等技术手段，对二里头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进行成分、结构及工艺分析。研究显示，陶范含有大量粉砂以及较少量的粘土，较多的孔洞，这有利于青铜铸造时产生气体的逸出，同时减少陶范在干燥过程中的收缩，进而可以铸造表面纹饰较为复杂的青铜器。另外发现，二里头时期陶范大部分没有使用面范，有些范有定位线，但花纹范不多，花纹是在范上刻制的。研究认为，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陶范铸造技术传统，无论是陶范材料的选择和制备，还是铸型的设计和花纹的制作，在二里头时期便已形成基本的规则和框架。
 

人骨探索
 

　　赵春燕：先秦时期中原地区人类迁移活动的初步研究——以锶同位素比值分析为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春燕研究员通过对先秦时期中原地区遗址出土人类遗骸的锶同位素比值进行分析，探讨了蕴含在检测数据背后的人类生存状况。研究发现二里头遗址有着高比例的外来人口，而且外来人口的比例逐步增加伴随着绵羊的比例增加，这些外来人口和绵羊又存在来自同一地区的可能性；陶寺遗址中晚期外来人口比例高，尤其灰坑和扰坑中，外来人比例更高，而且外来人口和绵羊中又存在来自同一地区的可能性；瓦店遗址外来人口比例高，外来人员与外来的黄牛和绵羊可能分别来自不同地点。研究结果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的复杂化，从而为进一步追索都城遗址的兴衰更替的潜在动因与中国早期社会的发展进程提供信息。
 

　　王明辉：商族起源的人骨考古学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明辉副研究员首先对研究对象进行了界定，认为商族应该包括社会上层的统治阶层和社会平民与奴隶，不包括商文化影响区域的人群。目前关于商族起源，有西方说、东方说，东北说等，但都没有从科技考古角度进行的研究。课题组通过对样本进行分析，认为商民族的自由民阶层人骨特征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体质特征相近，王族成员与长城以北、西辽河流域的居民体质特征相近。
 

动物研究
 

　　蔡大伟：二里头遗址黄牛古DNA研究

　　为了揭示中国黄牛的起源，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副教授蔡大伟对青铜时代黄河流域二里头遗址出土的15个黄牛遗骸进行了mtDNA分析，研究发现所有黄牛都属于普通牛，近东起源的T3世系占统治地位，表明中国古代黄牛主要来自近东地区，并且经历数千年的时间，中原地区古代黄牛的基因稳定地遗传下来，对现代中国黄牛有着重要的基因贡献。中国是否存在本地驯化的因素，尚需对更古老的样本进行分析确定。因此，龙山时代开始被中原地区先民利用的家养黄牛是外来引进的，是中外文化和资源交流与传播的结果。
 

　　司艺：二里头遗址家畜饲养与先民肉食开发的稳定同位素研究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司艺对二里头遗址中常见哺乳动物进行C、N、H、O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二里头遗址不同时期同种动物的食物结构大体一致。猪、狗、黄牛的食物主要来自C4类的粟黍农业及其副产品，绵羊则是以野生C3类植物为主要食物来源，鹿基本完全以野生C3类植物为食。研究结果认为，先民对猪和黄牛主要采用圈养的方式，对绵羊则主要采取放养的方式。先民对猪的繁殖时间、宰杀年龄控制最为严格，其目的主要为获取肉食资源，因此猪可能为二里头先民主要的动物蛋白来源；而饲养绵羊可能主要用作他途。
 

　　李志鹏：二里头都邑动物资源的开发利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志鹏博士讨论二里头都邑动物资源的利用问题，发现二里头遗址的动物资源多样化，有贝类、爬行类、鸟类、野生哺乳类等。他认为资源的利用方式包括肉食，加工骨角器、蚌器等。对羊的开发利用有着历时性的变化，二里头二期时大部分的羊在三岁以前就被宰杀了，这是以开发肉食资源为主要的畜产品开发策略；二里头四期时大多数的羊在三岁以后才宰杀，年龄超过六岁的羊的比例也超过50%，这是以获取羊毛为主要目的，推测这可能与二里头文化的经济结构变化甚至遗址性质变化有关。
 

　　菊地大树：关于二里头文化家马利用的可能性

　　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区域，马的利用也已得到确认。然而，到目前为止，二里头文化是否已经有家马还没有得到证实。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特别研究员菊地大树利用碳同位素分析的方法，结合动物考古学，探讨作为草食性动物的马的生态特征，认为西周时期政府已经开始对马进行管理，并且对不同性别、年龄的马投喂的食物也不相同，有C3类植物和C4类植物之分。
 

人地关系
 

　　夏正楷：二里头都邑遗址的古代地理环境环境

　　夏朝为什么在伊洛河之间狭长的地带建都？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夏正楷教授从古代地理环境方面讨论了在二里头建都的可能性。距今4000年前后出现大洪水，二里头所在的T2阶地成为孤岛。洪水后期，水位下降，洛河决口改道进入伊河，二里头北侧的洛河河道废弃。二里头时期，伊洛河以北为广阔的泛滥平原，为夏人在此建都创造了良好的地理环境。距今2000年前后（汉魏），本区再次出现洪水，洪水淹没T1阶地，形成湖沼环境，二里头所在的T2阶地再次成为孤岛。
 

　　王树芝：二里头遗址出土木炭指示的生态环境和木材利用

　　探讨人与植物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环境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木炭分析是研究人类利用木材资源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树芝研究员通过对二里头遗址采集的木炭样品进行分析，复原了当时的生态环境及先民对植物的利用模式。栎属在当时生活中占有重要作用，可能做农具柄、门框和薪柴，古代人类还有可能采集杏、核桃、桃、枣、橡实等食用。推测二里头文化时期，二期较温暖湿润，在二里岗晚期之前可能有过温凉湿润的时期，二里岗晚期气候温暖湿润，好于二里头文化时期。
 

　　郭妍利：论郑州地区的二里头文化

　　陕西师范大学郭妍利副教授对目前在郑州地区发现的约20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址进行了检视，总结其特点。从聚落的分布看，诸遗址基本沿着源于嵩山东麓的水系，居于丘陵平原高地上。二里头一期的遗址仅见竖河遗址和新砦城址，二里头二期之后扩充到各遗址，二里头三四期诸遗址充分发展。郑州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面貌与二里头类型相近，但缺乏二里头类型中散见的其他文化因素，规模和等级亦远不及二里头遗址。她认为郑州地区是二里头文化国家重点经略的重地，二里头文化一期时在竖河和新砦经营，形成南城北点的据点分布；随着二里头文化的兴盛，其对东部用力亦甚，形成新的北大师姑、南望京楼两大城附带周围小型聚落的分布格局，以防范东来的先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