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二里头文化研究——“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赵辉先生发言

　　各位先生，各位专家，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接到邀请参加会议，我感到非常荣幸！同时，也要感谢会议特别给我留出时间，让我在这里讲话，我感到很紧张，可以说是诚惶诚恐。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不做这一段（即夏商周）的考古，我在这里说话是不应该的，但是，《会议手册》上特别强调我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执行专家组的组长之一，而二里头遗址一开始就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基于以上两点，就把我邀请到这里来了。
 
　　首先，要借这个场合，感谢自1959年以来，以徐旭生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的诸位老先生以及许宏先生和他的团队，正是有了他们在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中坚持不懈的努力，二里头遗址的考古事业才取得了这么重大的成果。我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最衷心、最崇高的敬意！同时也要祝贺这五本大部头报告的出版。此外，还要从探源工程的角度，感谢他们对探源工程做出的贡献。我说这些，不是官样的话，我确实要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角度感谢他们。
 
　　二里头遗址以及相关的研究一直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个重点，这个遗址在历史上、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占据着无可替代、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关键的地位。这是由遗址本身的情况所决定的。对于古文献，不管我们信与不信，《五帝本纪》里边有关禹的记载，《夏本纪》的记载等等这些文献就在那里摆着，文献史学界对这段历史的重视程度也在那摆着。从考古的角度来看，到现在为止，在二里头遗址时期，在它周围没有这样高规格的遗址，无出其右者。至少在我们迄今为止的考古材料里没有这样高规格的遗址，也许我们现在还没发现，但是我想以后发现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刚才许多先生，比如宫本一夫先生、杨育彬先生等都谈到了，二里头是一个国家，是都城，我们再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一看。刚才严文明先生谈到，二里头遗址的铜器、玉器等代表性器物，我们把它叫做礼器，这些礼器所代表的制度、思想，对当时全国其他的地方、很大的范围都有影响。而这种影响，在之前的龙山时代，我们看不到。当然我们可以说，中原龙山文化对江汉地区一度有比较强的影响，但是在龙山时代，中原地区更多地是在吸收周围的东西，包括文化和制度的因素。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这个现象倒过来了，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王朝气象的开始。不管它是否是夏，从考古学上看，它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个大的研究里面，二里头遗址有着非常重要且无可替代的地位。二里头文化的研究，也在不断的提出一些重大的问题，而且有些问题也和二里头文化本身的研究息息相关。比如说，从断代工程到探源工程，关于绝对年代的研究，现在把二里头绝对年代的数值范围给压缩了，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刚才许宏先生阐述了豫西地区，从仰韶时期到二里头时期聚落演变的过程和分布态势，到二里头阶段，这一地区出现了二里头遗址这一个中心。如果放大眼光来看，前些年我们了解到二里头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了豫东、山东这一带某些文化因素的影响。最近这几年，尤其是发现榆林石峁大城之后，我们必须重新评估陕北地区的文化在中原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过去我们对这一地区忽视了。刚才袁靖先生谈到了我们引进技术的来源问题，文化的形成过程、文化作用的背后，都是在这个大背景里面研究的。总之，二里头文化本身的研究在不断提出新的问题，而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很多问题最终都要追溯到有关二里头遗址的研究当中来。
 
　　二里头遗址经历五十五年的研究，现在又出版了五本大部头的报告，但这毕竟还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今后，我期待着在各位的共同努力下，在领导的关注、重视下，二里头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工作会不断向前发展。谢谢各位！
 
　　（本文由录音整理而成，未经作者本人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