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 还有多少未解之谜

 

仰韶文化精美的彩陶图案代表了相当的艺术水准。王仁湘制作

 

 

河南为纪念仰韶文化发现九十年发行的邮票。资料图片

 

 

半坡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资料图片

 

 

考古学家在河南灵宝西坡遗址考古现场向实习的学生讲解。杨雪梅摄

 

    仰韶文化从发现至今已经90年了。这90年，仰韶文化的考古遗址不断被发现，仰韶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分期不断细化，仰韶文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不断有新的解释，关于仰韶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也还在争论中……

    相对一个跨越2000多年，纵横数千里的文化来说，90年显然并不足以解开所有的谜。

    中国文明的起源还在探索中

    2011年11月8日。仰韶文化发现九十年国际论坛在刚刚落成的仰韶博物馆举行。位于馆前的四座铜像也举行了揭幕仪式，他们分别是对仰韶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四位学者——安特生、袁复礼、夏鼐和安志敏。

    安特生，这位瑞典的地质学家，偏偏对考古有兴趣。1921年10月27日至12月1日，经过一个多月的发掘，他和我国考古工作者袁复礼等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大量精美的陶器和石器，以该村命名的仰韶文化诞生。

    仰韶文化对于中国考古学意义非凡——这是中国考古史上出现的第一个以遗址地的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这种命名方法后来也成为中国考古学文化命名的通则，沿用至今。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也被视为西方近代田野考古学真正传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这也是我国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就此起步。

    1923年安特生的《中国远古之文化》正式发表，把仰韶文化确立为中国史前文化，这不仅使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调不攻自破，而且让仰韶文化走向了世界。

    在20世纪初，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石器时代。这也是安特生发现仰韶遗址时感慨万端的原因。他以欧洲著名的丹麦遗址为例，“长为100至300公尺，其广50至150公尺，厚1至3公尺”，而仰韶南北为960公尺，东西480公尺，灰土层厚1至5公尺不等。“则可知在石器古人时代其地当为一大村落无疑矣。”

    仰韶村出土的大量精美的彩陶，使仰韶文化又被称为“彩陶文化”。在当时考古很少的中国，由于没有其它的参照，安特生认为这些彩陶不可能是中国本土的，反倒与西方的安诺遗址的彩陶有许多相似之处，通过简单的推理，安特生提出“文化西来说”。这一学说被西方广泛认同。

    他的西来说刺激了中国考古学家开展更多的考古工作，寻找仰韶文化的来源与去向。1926年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进行了发掘，发现了一处单纯的仰韶文化遗址，这也是后来的“西阴文化”，那里出土陶器上的“西阴纹”后来在其它仰韶文化的地域也出现过。

    1931年，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梁思永发现了著名的后岗三叠层。它的下层是以红陶和少量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遗存，中层是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上层是以灰陶和绳纹陶为代表的商代晚期文化遗存。因为在安阳小屯最先确定，又称小屯文化。这个三叠层证明不同文化的连续性，有力地驳斥了西来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星灿说，“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可以说一直伴随着对仰韶文化的不断认识。从20年代的仰韶文化西来说，到后来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再到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仰韶龙山一元发展说，发展为现在的多元说，应该说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

    上世纪50年代末期发现了李家村等早于仰韶文化的遗存，但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70年代在华北地区，磁山裴李岗和老官台文化等前仰韶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发现，中国史前文化的土著性和连续发展性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自80年代中期以来，对中国史前文化的总体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现在知道，中国史前文化既不是外来的，也不是从国内某一个中心向外传播的。各地的史前文化是在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们或多或少都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黄河中心论或中原中心论的一元论终于被多元论所取代。”

    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明，在漫长的史前时期，没有哪一个地区始终占据领先地位。东北的红山、江浙的良渚都曾达到相当的高度，黄河中游的核心地位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但只是在新石器时代的后期才突现出来，并最终奠定了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基础，而这与它长期处于各文化区的中间地带有很大关系。

    现在我们更多地讲中国史前文化的土著性、向心性、连续发展性、多元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这是几代考古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等基本问题依然还在探索中。

    新材料能够带来多少新观点？

    对于仰韶文化，不是考古的人可能还有点陌生，但我们一定都知道半坡遗址，也都记得教科书上的那张人面鱼纹彩陶盆的照片。它于1955年在陕西省西安市半坡出土。彩陶盆呈红色，由细泥红陶制成，口沿处绘间断黑彩带，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人面鱼纹。在人面双耳部位也有相对的两条小鱼分置左右，从而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在两个人面之间，有两条大鱼作相互追逐状。整个画面构图自由，极富动感，充满奇幻色彩。专家认为古代半坡人在许多陶盆上都画有鱼纹和网纹图案，这应与当时的图腾崇拜和经济生活有关，这种盆可能是为儿童特制的葬具。

    半坡是仰韶文化早期的代表类型。目前已知的仰韶文化的类型还包括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后岗类型等，它们分布于黄河中游的河南、陕西、山西、河北，辐射至湖北、甘肃、内蒙古等地区，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年代大约从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2800年，前后持续2000多年。这在中国史前文化中算得上独领风骚。

    通过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同时期对多个重要遗址如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河南淅川下王岗、洛阳王湾、郑州大河村等的正规考古发掘，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仰韶时期人们的生存环境、居住模式、村落形态、经济手段、日常生活，乃至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婚姻关系、丧葬习俗等内容，将这些内容叠加，几乎可以完整再现母系氏族社会的生活方式——当时的先民们已过着比较稳定的氏族定居生活，农业已相当发达。已经出现一定规模和布局的村落，较大村落的房屋布局有一定的规律，村落外有公共墓地和窑场。

    对于半坡与庙底沟文化的关系，是一个争论了近半个世纪的问题。虽然比较多的意见都认为半坡与庙底沟文化之间具有承续关系，但始终也还是有些学者认为两者是平行发展的，它们并不存在先后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王仁湘认为，如果从彩陶来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半坡文化的彩陶，是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彩陶的主要器形上，两个文化有一致的选择；在彩陶的构图原则与绘制方式上，两个文化有相同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在题材的选择上，两个文化也有相同的选择，或者说庙底沟文化彩陶上的一些典型题材，在半坡文化中都能找到出现的源头。这都充分显示出两个文化先后连续发展的脉络。

    近几年比较重大的发现有河南灵宝西坡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李新伟介绍说，从1999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和河南省文物局先后七次对西坡进行了考古发掘，在2004年至2006年的发掘中，更是发现了我国史前时期规模最大、建筑面积达516平方米的超大型房屋，说明聚落内部结构已由仰韶早期的向心式布局开始转变为开放式布局，公共建筑和公共场所的出现，也昭示着仰韶文化中晚期社会复杂化程度的提高。“新的发现总能带来新的启示。一个文化内涵的丰富取决于细致的田野考古，我们现在许多定性的研究需要大量考古信息的支撑。”

    如何定位仰韶文化？

    彩陶是仰韶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仰韶文化遗留下的彩陶遗址分布极为广泛，半坡和庙底沟之外，还有马家窑、半山、马厂等支系。王仁湘认为，彩陶艺术虽然是原始时代流行的艺术，但已经非常成熟与完备，达到了一种高峰与极致。它所建立起的艺术体系，对后来的艺术发展也起了重要的影响。彩陶传播的过程中，携带了文化传统，将广大区域居民的精神聚集到了一起，为后来的统一局面奠定了浓厚的文化基础。这种传播，不仅仅是艺术思潮的扩散，意味着更深刻的文化认同，标志着华夏历史上的一次文化大融合，是一个伟大文明的酝酿与准备。事实上，以晋、陕、豫交界地带为中心区域的庙底沟类型在其所处的时代（距今约6000年至5300年）确实居于领先的强势地位，成为中国史前时代第一个繁盛期的最绚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

    仰韶中期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对周邻文化的影响极其广泛和强烈，促进了不同地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加快了各地文明化进程。从现有材料来看，它在同时代文化中发展水平是最高的，这种领先性在仰韶文化中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北京大学考古与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讲，文明是一个长期酝酿的过程。过去我们把仰韶文化同夏联系，后来又把龙山文化与夏联系，现在认为二里头与夏关系更近，与仰韶文化好像关系不大了，但文明的产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仰韶文化至少在酝酿和准备期起了重要的作用。

    无论如何，对于中国考古，仰韶是一个永远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