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明起源，当代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模式，大抵可以归纳为商路、生产、战争、水利、仪式等。比如说商路型文明，即在贸易过程中兴起的文明，典型的如古希腊文明、西非的马里和桑海等。古希腊文明兴起于爱琴海地区，海洋贸易频繁。对社会成员而言，不是贸易本身多么重要，而是谁能控制从远方得来的东西至关重要。至于生产型文明，以食物生产为关键资源，如秘鲁海岸。这里因为临近秘鲁寒流，鱼类资源丰富，再加上从安第斯山流向太平洋的若干小河谷适合开展灌溉农业，于是形成非常好的生产基础，在有限的区域内生活着较多的人口。对于这个区域而言，控制自己的地盘至关重要。而水利型文明则强调防洪与水利灌溉工程对建设发展国家组织的推动作用，在这类文明中，重大工程的建设过程本身就在不断强化社会组织，包括其复杂性、效率与组织架构。这些都是国家运作的基本条件。这一类文明如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河文明与埃及文明。再有一类可以叫作战争型文明，最典型的莫过于草原民族。那里的经济体系不够完善与稳定，相互攻伐已是习惯，社会之中形成抢掠光荣的习俗。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战争制造了阶级，因为打仗，某些人就能够脱颖而出，一个严密高效的社会组织动员体系也因此形成。最后一类就是仪式型文明，这类文明极其强调仪式，把社会中大量的资源投入仪式活动中。玛雅文明可能算是一个典型。

　　毫无疑问，没有一种文明仅仅依赖一条途径来形成复杂的社会组织，同样，也并非所有的文明都采用完全相同的方式。每种文明形成时的自然与社会历史条件各不相同，人们在面对相同或类似情况时采用的途径因此也丰富多样。从前的文明起源研究侧重研究文明起源的统一机制，后来大家发现，这是徒劳的。换句话说，我们只能在宏观的层面上形成共识，而在文明形成的途径上根本不可能找到共识，文明因为多元融合才能历久弥新。

　　从多元视角来看中华文明起源，就会发现所谓中华文明其实立足于多元融合基础之上，在文明起源阶段没有一个单独的中国模式。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那也就是多元融合。从时间进程上说，中华文明起源至少可以看出三波浪潮，第一波发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以良渚、石家河文明为代表，年代可以早至距今5800年；第二波发生在中国北方，以红山、石峁、陶寺文明为代表，年代可以早至距今5000年；第三波发生在中原，以二里头文明为代表，距今3800年左右。

　　从文明形成的模式上看，良渚更像是一个以生产为中心组织起来的社会，这里广泛利用水生资源，包括海洋鱼类，还有集约化的稻作农业，其生产基础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要更好。当然，这里面临的主要是洪水，为了保证良渚古城安全，人们兴修大型水利设施。与之相比，石家河文明多有城池，以石家河为中心，大大小小的古城星罗棋布。石家河的玉器规模很小，生产方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城池设施。这似乎是一个强调防卫设施的社会，战争是一个更加可能的主题。

　　如果找一个以仪式为中心的社会，红山更合适。红山文明至今也没有发现大型的聚落、城池，但是祭祀用的坛、冢发现不少，用玉也相当发达，还有其他地方难得一见的偶像崇拜，体现出与欧亚草原周边文化类似的特征。辽西地区位于生态交错带，生活环境不稳定，农业发展水平有限。红山文明把大量资源投入到礼仪活动中，通过这些活动把居住松散的群体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复杂的社会组织。

　　中国是否有商路型文明呢？石峁与其最类似。它位于农业生产的边缘地带，不可能是生产型文明。这里及其周边的人口密度有限，但是它位于草原与华北农业区域的交接地带，是一个适于贸易的地方。遗址中发现的大规模手工作坊和种种外来的物品，似乎都显示这个社会在通过商路获得益处。

　　二里头是集大成的，它的水平比早先的文明更复杂，生产、仪式、军事、商路等都更出色，它是融合了早期中国文明成就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它被称为“中国”是合适的。中华文明是多元融合的产物。在二里头之前的那些文明之间是存在普遍联系的，所以良渚的玉器到了石峁，牙璋一类的礼器广泛发现于中国各地。笔者认为，把距今五六千年左右的中国称为一个“世界体系”应该是合适的，正是立足于多元文明的基础上，才有了后来流传千古的三代文明。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文明5000多年，因为包容，因为不断融合，才不断成长，源远流长。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史前史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30日总第20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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