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从距今万年左右，到二里头时代之前，历时六七千年，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阶段，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阶段性变化十分显著，尤以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之间最为典型。

　　仰韶时代宗教氛围浓厚

　　强烈的血缘色彩几乎是所有仰韶时代文化的共同特征。而其宗教气氛，在我们的印象中则主要还是红山、良渚、凌家滩、屈家岭—石家河诸文化各种宗教遗迹带来的。相对来说，黄河流域在这方面给予大家的印象并不深刻，事实上，这一带同样具有很强的原始宗教色彩。原始宗教遗存丰富、特点突出应该是仰韶时代各地文化的共有特征。

　　仰韶时代原始宗教遗存既有纯粹的宗教圣地，比如与世俗生活绝对隔绝的红山文化牛河梁和东山嘴遗址；也存在相对单纯与世俗生活没有决然断开的宗教场所，比如凌家滩和良渚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祭坛。前者表明宗教层面可能已经产生了不同级别的中心和神权领袖。但红山文化聚落层面仍处于比较均衡的状态，分化还不明了。这暗示宗教神权虽然影响很大，但在经济社会层面的作用仍然比较有限。后者虽然也显示了神权的作用，但并没有完全掩盖世俗权力。

　　以上揭示仰韶时代原始宗教遗存的分布地域和其性质是具有关联性的，虽然不同的文化传统精神层面各有不同，但本质上它们还具有高度相近的底色——原始宗教的活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仰韶时代某种程度上是宗教文明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神权政治以一种特殊的途径影响了社会发展，在一些社会中导致了相当程度上的集权，由此带来了文化和社会面貌的明显改观。

　　实际上，仰韶时代的宗教氛围更多体现在丧葬活动中，集中性墓地代表的血缘网络、厚葬表现的尊祖崇祀之风都与祖先崇拜不可分割。这种现象贯穿了整个时代。可是，进入晚期，墓地规模变小，组群分化趋细，墓葬排列更加整齐，显示了对墓地秩序管理加紧的趋势，说明个人在血缘体系中的定位开始变得重要起来。这种变化很可能是个人的权利义务与血缘关系逐渐挂钩带来的，以前平等的血缘关系被注入了等级、亲疏层次以及财富等新的因素，开始向着秩序化的等级体系转变，后世所谓的宗族法则盖滥觞于此。

　　龙山时代世俗特征凸显

　　相对于仰韶时代浓厚的宗教氛围，龙山时代可称为世俗时代。龙山社会中原始宗教的痕迹相较于前个时代毕竟太少了。那时笼罩人们精神世界的纯粹宗教遗存或消失或衰落，而循着世俗社会原则进行的祖先崇拜则上升为宗教生活的主体，大多祭祀行为可以明确地看到世俗权力的渗透，表现出强烈的暴力倾向。

　　最显著的变化来自于葬俗。龙山时代家族墓地在很多地区基本消失，墓葬往往与房子、窖穴、院落、灰坑等生活设施混处，共同组成聚落内的功能单元。墓地规模缩小暗示参加丧葬活动的社会圈子也变小了，攀比之风随之减弱，随葬品因而更加简约，表明此时人们观念中实用的意识开始压过对祖先、对宗教的热情，体现出更多的现世关怀。他们对世俗生活的经营表现出巨大热情，社会面貌为之改观。像西朱封、陶寺那样处于社会顶层的大墓，虽然规模远迈前代，随葬品数量上却完全落于下风，并且其中表现宗教信仰的因素淡化很多，而表现墓主人社会地位的因素增强，墓坑的规模形制、葬具的配套、随葬品的配伍关系、仪仗等制度性差别越发突出，与社会基层割裂的程度越来越大。

　　龙山时代不仅宗教遗存罕见，由其常常伴随的暴力现象来看，通神权可能已经为社会上层所控制。这似乎就是古史传说中的“绝地天通”。统治者独占通神权并非纯粹为了宗教信仰，社会需求开始成为其主要呼应，农时、祈雨等开始成为统治者获得社会认可的重要途径。可见统治者合法性的获得不再像以前那样主要靠天授神权，还要获得民众的认同。这也是龙山时代可能根本不同于仰韶时代的一个方面。

　　聚落所展现的社会转变也是根本性的。龙山时期的聚落数量暴增，密度空前提高，暗示人口的快速增长，这是农业社会发展的基础。同时社会细胞——家户普遍固定为核心家庭，也是社会生产力提高的前提之一。龙山社会生产的发展还表现在陶、石器等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专业化和社会化水平的提升，以及将这种生产转化为交换产品的市场系统的初步形成上。人口的快速增加和生产的进步，推动人口向那些具有区位优势的聚落集中，久而久之，这些聚落对周围区域形成控制。这样，区域社会就形成了，其中心往往也处于市场系统的中心，并修筑城墙加以自卫而成为城市，因而整个区域社会就是一个城市政体，也可称为早期城邦。

　　从仰韶时代过渡到龙山时代的过程，可以看到文化的迁易非常显著，社会从仰韶时代的宗教狂热中冷静下来，进入到务实致用的龙山时代，中国文明从此改观，进入了新的境界，文化性格中烙上深深的世俗化印记。但在这个过程中，仰韶时代的特征并没有被取代，它们或是沉入文化的底层；成为中国人思维模式中重要的潜意识底色，或是上升到文化顶层，成为统治者申述政治合法性的学说。可以说，仰韶时代更多地奠定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心理习惯已成为中国文化的持久特色。相对而言，龙山时代则更多地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世俗社会模式，决定了中国文化重实用、轻空想的特征，无神论观念一直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具有重要影响，其源或可上溯到这个转变上。

　　（作者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30日总第20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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