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有面积最大的史前农业区。在这片农业区内曾散布着以血缘为纽带结成的农业村落。为了维持再生产，这种血缘组织自形成之后就长期保留下来，成为数千年中国的社会基层。

　　公元前4000年之后，原本因环境而自然分群的血缘村落之间出现了新的政治内容，即整合聚落群为一个更大的社会实体，我们认为这就是文献所谓的“国”。有迹象表明，古国产生于聚落群内部的竞争，强势聚落从若干血缘集体中胜出。所以推测古国的领导本质上是家长式的集权。

　　当聚落群内部的整合达到一定程度时，国与国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各种关系和竞争，从而导致更大规模的整合。于是，在公元前3000多年前诞生了良渚这样的大型地区国家。学术界或将这种文明称为“方国”或“邦国”。

　　我们不要认为可以很容易地梳理出古国从简单向复杂的线性演进过程。事实上，在一些地方出现第一批中心聚落之后的2000多年里，各地由中心聚落统领的聚落群的产生有早有晚，有的持续很长时间；有的短暂出现，旋即消失；还有的在消失一段时间之后再度出现；有的产生之后一直维持着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的二级结构；有的如所谓“河洛古国”，则进一步发展出次中心聚落，从而呈现出更精致的内部结构。在时间和空间上，古国的发生和发展是个此起彼伏的过程；在社会演进程度上，则呈现高低参差的状态。

　　古国这种政治实体出现之后，一些具有更大实力的古国开始对邻邦进行整合。这种政治进程的结果是毋庸置疑的，即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建立起良渚、屈家岭—石家河文明这样的大型社会。良渚是个超大型社会，它的核心是面积8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和外围设计巧妙且工程浩大的水利系统。推算下来，良渚古城直接辖治的疆域可达约2000平方公里，大幅超过一般古国的规模。在良渚文化分布的浙北苏南以及上海这一大片地域内，还有青浦福泉山、武进寺墩等若干地方中心。以寺墩为例，这是一处以发现了逼近良渚瑶山、反山最高等级的贵族墓葬而著名的遗址。从现有材料看，我们可以认定以寺墩为中心的聚落群很像一个缩小版的良渚。类似寺墩的地方中心，在良渚文化范围内还有好几处。在对良渚与寺墩之类的次中心聚落出土玉器的比较研究后发现，后者的玉器大多直接来源于良渚，故而推测良渚与这类地方中心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的、各自独立自治的，它们之间不仅有着紧密的政治网络的羁绊，还可能存在后者对前者某种程度的隶属关系。

　　以良渚大规模社会整合为代表的时段，即约公元前3300—前2300年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称之为“古国时代的早期阶段”。考虑此前上至公元前4000年间出现了聚落群内部整合，所以笔者建议把这个时段叫作“古国时代的初期”。

　　约在公元前2300年，良渚文化过渡为钱山漾—广富林文化，但文明的辉煌气象却没了踪影。与此同时，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和成都平原的史前社会却开启了新一轮大规模整合的政治进程。其中，整合程度最高的当属以神木石峁遗址为中心的大河套地区和以襄汾陶寺为中心的晋南临汾盆地、运城盆地北部以及以天门石家河为中心的两湖地区。相较而言，山东和河南龙山文化的社会整合显得慢了半拍。山东的龙山文化在从大汶口文化脱胎出来的过程中，似乎发生过中心聚落的重新配置。河南龙山文化的情况相似，在当地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也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社会重组。不过，史前中国的格局于此刻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活动的繁荣从江南转移到淮河以北的大北方。据此，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将公元前2300年以来的500年叫作“古国时代的晚期”。

　　虽然名之为“古国时代的晚期”，却不意味着这个时期社会文明化程度超过了良渚时代。无论石峁还是陶寺，它的政治进程并非继承于良渚社会，而是在本地文化、社会基础上发生变化的，更像是文明进程从南转移到北的新一轮轮回。不过，仔细比较早晚两个阶段，还是出现了一些新特征。如“古国时代的晚期”，社会中人群的流动明显增加，文化、社会间交流的频度和深度也随之加强，战争暴力现象超过过往。尤其重要的是，冶铸铜技术和麦类农作物、牛羊家畜这些全新生产力要素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它们的出现在改变和推进社会进程中产生巨大作用。以羊为例，笔者推测，它的出现使黄土高原无法耕作的深沟大壑变成牧场，变成了生产力，石峁的发达也许与之有莫大关系。而青铜冶铸技术又使社会上层有了巩固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新手段，尤其是三代以来，青铜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越发扮演重要角色，成为“国之大事”的最重要道具。

　　从全局角度看，中原二里头国家的诞生是史前社会文明化进程的第三波次，也是第三次轮回。一方面，构成二里头文化的许多特征之源头并不植根于本土先行文化中。文化面貌上的间隔意味着社会在此间又一次发生过动荡和重组。另一方面，二里头文化起首仅局限在豫西一带，不是一支大型的考古学文化。但它发展迅速，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就呈现出一系列王朝气象，似乎在快速进行了内部整合之后，迅即建立起一个向外辐射发展的王朝。

　　二里头文化并非无源之水。中原地区自仰韶文化之后进入持续动荡时期，大量周边文化因素连同人口涌入，使得中原成为汇聚和搅拌各种先进文化、各种政治经验的水池，从中糅合出二里头文化。而它诞生之后，进一步把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趋势推进成社会政治的格局，开启了三代历史的大趋势。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30日总第20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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