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我们在二里头遗址中先后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宫城、多进院落的宫室建筑、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官营围垣手工业作坊区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等重要遗存。这些集中出现的大宗“不动产”规划有序，见证了中国青铜时代王朝文明的初现，以及绵亘近3000年的中原中心的形成。

　　道路是城市的“骨架”和动脉，且常常具有区划功能。在对二里头都邑布局探索中，我们对主干道的探寻就成为世纪之交开始的田野工作的重中之重。

　　根据以往勘探发掘记录，曾在宫殿区东部发现一条南北向大道。循此线索进行勘探，确认这条大道长度接近700米，最新勘探结果表明，其长度已逾千米。宽一般为10余米，最宽处达20米。我们又在宫殿区北部发现一条东西向大道，长度达300余米，其向东延伸，与宫殿区东侧南北向大道垂直相交。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十字路口。

　　这两条大道，成为揭开二里头都邑宫殿区布局的一把钥匙。它们把2号宫殿基址，以及之前发现的30余处夯土遗存中规模较大的5处围于其内，显然这两条大道具有区划作用。规模最大的1号宫殿基址也应在宫殿区范围内。于是，我们把探索宫殿区南侧大道的目光移到1号宫殿基址以南，又找到围绕宫殿区的第三条大道，以及宫殿区东南部的大十字路口。又在1号宫殿基址西墙外，确认了宫殿区西侧大道的存在。至此，二里头都邑中心区纵横交错的道路网重见天日，其布局具有极强的规划性。

　　作为统治中枢、王室禁地的宫殿区，应有圈围设施存在。已发掘的2号宫殿基址东墙外侧紧临大道，大道以外只见有中小型夯土基址，可以肯定这一带是宫殿区的东部边界。而二者之间已不可能有墙、壕之类圈围防御设施存在。合理推测是，如宫殿区围以垣墙，那么2号宫殿基址东墙有可能就是宫城城墙。

　　循此线索，我们确认了2号宫殿基址东墙夯土继续向北、南笔直延伸，最终确认这道夯土墙长300余米，可以肯定属宫城城垣，而2号宫殿基址依托宫城东墙建成。我们又发现保存完好的宫城东北角，确认宫城东墙长300余米、北墙残长约250米、西墙和南墙分别残长100余米。至此，一座总面积达10.8万平方米的宫城被揭示出来。这座呈纵长方形、始建于距今约3600年以前的宫城形制方正规整，方向接近磁北，形制布局与后世宫城最为接近，面积虽仅是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左右，却是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它和圈围起的大型宫室建筑，构成都邑的核心。

　　我们对宫殿区范围内大型宫室建筑布局做了系统勘探和重点发掘。最终确认在二里头文化晚期阶段，宫城内存在东西并列的两组呈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建筑基址群，绵延近200米。

　　宫城东部 2号宫殿基址是一座方正规矩的大四合院。2号宫殿基址正前方又发现一座殿堂基址，可推断属同一建筑组群。2号宫殿基址以北发现另一座增建于二里头文化末期的大型庭院式建筑，基址总面积达2500多平方米。三座建筑基址拥有统一的建筑中轴线，应同属一个建筑群。这些建筑遗存保持统一的建筑方向和建筑规划轴线，布局上讲究章法。宫城西南部发现一座面积达300多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基址。依据柱础残迹，推断其上曾有宏伟建筑。它跨建于宫城南墙之上，与1号宫殿南大门南北呼应，应为宫城南门塾遗迹。这座门塾相当于紫禁城正门——午门。这两组建筑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中轴线规划的大型宫室建筑群。

　　此外，我们确认了这一区域二里头文化早期大型宫室建筑群的存在。已发掘的两座宫室建筑都是连体多进院落布局，与上述单体大四合院纵向排列的建筑格局迥异，其建筑结构的复杂程度甚至超过晚期。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多进院落的宫室建筑群。

　　中国古代宫室建筑源头可上推到二里头大型宫室建筑群。就早期宫室建筑特征而言，密闭式院落布局反映了政治决策的隐秘和排他性，以及宗教祭祀的垄断性；中轴对称格局反映了权力中心的秩序性和威仪感，不同规模和结构的建筑共存，反映了统治机构和管理流程的复杂化。

　　铸铜作坊发现于二里头都邑中心区南部、临近古伊洛河北岸高地上，目前确认的范围在1.5万平方米以上。这是中国最早的铸造青铜礼容器作坊。在二里头时代，铸铜作坊仅见于二里头都邑，青铜礼容器的生产、分配都由最高统治阶层掌管，它是王权的象征。宫城以南大路南侧先后发现了两道夯土墙，与宫城南墙大体平行，这是围垣作坊区的北墙，其中一道始建于二里头文化早期，连接东墙，另一道则是二里头文化末期增筑。墙内还发现一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这是中国最早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

　　这一围垣设施为探索二里头遗址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及其社会生产结构和城市制度提供了重要线索。有学者将其称为与宫城并列的“工城”，着实不为过。这一与宫城等宽的庞大作坊区，已不是一个大院落。它作为官营经济区，与居中作为政治区的宫城，以及更北的作为宗教区的祭祀遗存区，构成纵贯二里头都邑中心区的大中轴线。

　　总之，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具有明确规划，且与后世中国古代都城营建规制一脉相承的王朝都邑，其布局开中国古代宫室建筑和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30日总第20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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