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界普遍接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经典论述。以国家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也是国际学术界的通识。对于“国家”的考古学标准，维尔·戈登·柴尔德提出的城市、金属和文字“三要素”说影响深远。但是，中美地区诸文明没有金属，南美印加文明没有文字。这提示我们，各文明应有自己的形成标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界一直致力于苏秉琦倡导的“中国学派”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构建；张光直也指出，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既要关注“文明”，又要关注“中国”。因此，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确立符合中国考古资料特征和中华文明特质的文明形成标准，二是追寻历史时期和现代多民族统一中国的雏形。

　　与此对应，目前达成共识的中华文明形成标准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为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志，包括经济文化的跨越式发展，社会分层的制度化，王权、神权和军权的形成，复杂礼制的形成和高级手工业的发展等。相关考古发现主要为区域聚落等级化，出现数百万平方米的大型都邑、大型宫殿性建筑、大型仪式性建筑、大型公共建筑、大型墓葬和水利设施，以及玉器、精致陶器、漆器、象牙器和丝绸等表达身份和具有宗教内涵的特殊物品等。另一方面为多元一体的“最初的中国”的形成。

　　距今6000—5300年前后，中国各地区同步进入跨越式发展的灿烂转折期。在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出现随葬品超过百件的大型墓葬。在长江下游，安徽凌家滩遗址出现祭坛和随葬大量玉器的大型墓葬，其中M23号墓出土随葬品330件，包括玉器200件，有长72厘米、重达88公斤的玉猪。江苏东山村遗址发现目前所见崧泽文化最高规格墓葬，其中M91号墓随葬大量陶器和14件玉器。在长江中游，湖北大溪文化也出现随葬大量陶器和猪下颌骨的高等级墓葬。以晋陕豫交界地带为核心的仰韶文化进入庙底沟类型时期，出现10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聚落，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现占地面积达500余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最引人注目的是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出现辽宁牛河梁遗址群，是专门举行宗教仪式活动的“圣地”，在方圆50平方公里范围内，集中分布着祭坛、冢墓和“女神庙”，高等级墓随葬玉猪龙等具有特殊内涵的玉器。

　　这些考古发现表明，各地区已经出现苏秉琦定义的“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古国”。这些“古国”在地域范围、聚落结构、社会组织和治理方式等方面，已具备夏商周时期“国”的基本内涵：控制了特定的自然和政治地理空间；社会上层以经济、等级化礼制、武力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领导策略实施管理；社会成员形成对本区域文化、亲缘和政治管理的认同，并因此而生成归属感，家国体系初步确立。

　　“古国”如“满天星斗”熠熠生辉，各类型政治构想得以广泛实践，各地区的“撞击”不断迸发新的火花，造就出更具雄心的领导者。在此形势之下，距今约5300年前后，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领导者在更宏大的政治理想的促动下，有目的地借鉴各地区“古国”的兴衰经验和“领导策略”，首次完成了构建早期国家的政治实践。

　　浙江良渚遗址群为良渚政体的核心区，其中良渚古城分为三重，内城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外有郭城，总面积达800万平方米。内城中心为人工堆筑的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土方量228万立方米，上有35处大型建筑基址，为中国史前最早的宫殿区。遗址群中的反山和瑶山墓地发现高等级墓葬，随葬品中包括精美玉器、象牙器、精致陶器、漆木器和丝绸。其中，反山M12号墓出土600余件（套）精美玉器，包括被称作“琮王”和“钺王”的大型玉琮和玉钺。琮和璧等玉器上有达到微雕水平的神人兽面和神鸟等精细刻划图像，蕴含宇宙观和宗教信仰，表明神权的突出地位；大量随葬的玉钺和石钺反映了王权和军权的形成；陶器上出现被认为与文字起源密切相关的、复杂的刻划符号系统。

　　古城周边有规模庞大的水利设施，包括阻挡山洪的土筑水坝和引水渠道，水利调节面积达100平方千米以上。整个古城系统的土石方工程总量多达1005万立方米，当时位居世界前列。古城内仓储区发现稻谷遗存195吨，附近的茅山遗址发现5.5万平方米稻田，被称作“国营”农场，反映了稻作农业的高度发展和国家对农产品的掌控。古城周围玉器作坊的发现，则表明国家控制的特殊物品手工业的发展。良渚文化分布的环太湖地区，聚落等级清晰，以玉器为核心的宗教信仰和礼制系统具有广泛的一致性。

　　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良渚社会基本符合中国考古学界对“文明”社会发展程度的上述定义，形成了比一般“古国”更加成熟、可以称作“早期国家”的高级政体。2019年，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表明国际学术界对其文明发展水平的认可。

　　中国史前社会在上述多元发展的同时，各地社会上层为获取远方的珍稀物品和神圣知识以宣示自己超越本地民众的特殊能力，努力开展远距离交流，形成连接各主要文化区的交流网络。交流内容包括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精粹。这样的交流催生了一个在地域和文化上均与历史时期中国契合的文化共同体，张光直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和“最初的中国”。至此，中国史前时代形成了“多元一体”式文明演进的宏大格局。

　　踊跃参与区域间交流的社会上层应该采取了亲身远距离旅行的方式，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上层交流的内容包括密不示人的神秘知识，例如怎样在特定的地点观测特殊天象，如何食用特殊药品、配合特殊的肢体动作和意念导引进入萨满通神状态等，这些都需要面传身授。第二，对于社会上层来说，跋山涉水、经历不同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的长距离旅行本身就是值得夸耀的、本地一般民众难以完成的英雄壮举，是提高自己威望的最佳方式。我们不能低估这些社会精英们的能力和智慧，相信他们在每一次远游后，都会以某种方式记录见闻，勾画最初的“山海经”和“九州图”，展示给本地民众。“最初的中国”的地理范围、山川形势和物产人文，必然成为高级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上层的必修课，代代相传。

　　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传授，各地区自然会逐渐形成对彼此共同拥有的、可以相互交流、可以共享核心文化要素的“最初的中国”的共识。苏秉琦提出的“共识的中国”已经出现，费孝通论述的“自在的”中华民族初步形成。

　　综上所述，日益丰富的考古证据充分揭示，中国史前各地区在距今6000—5300年前后同步跨越式发展，形成如“满天星斗”的“古国”。良渚文化在距今5300年前后，形成早期国家并持续发展。各地区相互交流碰撞，形成“中国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国”。距今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已经形成。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30日总第20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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