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必须解答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未来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考古学者在不断丰富的考古资料积累之上，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阐释问题能力的提升。

　　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希望我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体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着眼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演进轨迹，始终以探寻中华文明连续不断、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考古学证据为目标，承担起构建新时代考古学中国学派的重任。

　　中国考古学自有其传统

　　中国考古学具有自身传统，完全套用西方考古学理论来评估和预设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变迁与未来走向，难以贴合中国考古学的实际。例如，从传统金石学发展到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历程，已经充分显示，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典考古学”，无论在断代方法、类型学理论的运用，还是基于与历史文献相互观照从而不断深化的文化阐释，均生发于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之中并自成体系，绝非步西方考古学后尘的“衍生品”。

　　即使在史前考古领域，其发展路径也并非亦步亦趋地重复西方考古学所走过的老路。中国考古学者始终将“重建古史”作为学科发展的至高目标，其基于中国独特历史实践的考古学阐释，给出了诸多不同于西方视角的理论解答。20世纪70年代后，在夏鼐等前辈学人所倡导的“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基础上，苏秉琦首先提出“区系类型”理论，其基础是对战国秦汉以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形成过程的宏观思考，最终目标是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轨迹。此后，苏秉琦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提出中华文明起源“三步曲”，即“古国”、“方国”、“帝国”三个发展阶段，以及“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三种模式，形成关于中华文明产生与发展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系统理论。显然，以夏鼐、苏秉琦为代表的一批新中国考古学家努力建设的史前考古理论，与西方考古学在路径与方法上存在显著差异。

　　20世纪80年代后，以各种现代科技手段支撑的国家级考古项目，如“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工程，从本质上讲，其最终目标仍然延续着中国考古学的终极关怀，即充分观照祖国各地历史发展的考古学谱系与特征，通过与文献记载体系相互印证，构建准确反映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考古学理论。

　　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具有深厚积淀

　　长期以来，考古学界在讨论中国考古学理论时，主要局限于史前考古研究，较少涉及历史时期考古。究其原因，一方面因为在近代考古学诞生的欧洲，考古学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农业革命）、文明起源这三大史前考古命题，这些问题意识也影响到中国考古学学科。另一方面，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之时，正值近代中国面临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中国考古学承担着建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寻找中华文明根源的重任。“重建古史”尤其是重建中国上古史，成为中国考古学最紧要、最迫切的任务。相形之下，历史时期考古在这一任务的推进中，居于次要地位，声音略显微弱。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历史时期考古领域，中国考古学缺乏宏观的理论思考与深厚的理论积淀。考古学家徐苹芳对于历史时期中国考古学分区研究的尝试，俞伟超对中国古代墓葬制度发展经历“周制”、“汉制”与“晋制”三阶段的构想，宿白对于中国石窟寺考古研究的理论、方法的建构及其具体实践等，都是在继承我国史学传统和金石学传统基础上，力图构建历史时期考古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实践和尝试。尤其是宿白对于中国石窟寺考古理论和实践的贡献，可以说已经成为历史时期考古范畴中石窟寺研究的一种代表性论说。

　　对于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特点，徐苹芳曾评述道：“中国历史考古学在运用类型学时显然与史前考古学有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是复杂的，类型学的排比有时并不反映它们的真正内在联系，我们必须把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置于大的历史环境之内，按照不同对象，分别予以解释。”这是对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特点的精要总结，也是对历史时期考古研究方法的严肃思考。尽管这些讨论仍主要集中于方法论层面，但早年殷墟发掘为中国考古学所确立的最高目标即“重建古史”却始终如一。

　　笔者认为，中国考古学者对于中国考古学尤其是历史时期考古学的主要传统和特征有着清醒认识，能够充分把握中国考古资料的特殊性以及中国历史文化的延续性，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有着独立的思考，并不盲从于西方考古学的任何“范式”。同时，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者也绝非闭目塞听，完全排斥西方考古学。我们可以关注西方各种考古学理论和思潮流派的发展，对其中合理的成分加以借鉴（如近年来西方艺术史、社会史介入历史考古学的例子就有很多），但并不需要从西方考古学中去寻求某种既成理论的“支持”。如同张勋燎所言，“企图完全照搬欧美近代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考古，恐怕真正科学的中国历史时期考古体系是永远无法建立起来的”。在新中国考古学走过70余年历程的今天，重温前辈学人的思考和论述，无疑具有新的启迪。

　　构建考古学中国学派的可行路径

　　现代以田野考古为主要方法的“科学考古学”研究路径，被认为是考古学的重要指南。但不容忽视的是，“科学考古学”主要侧重于史前考古，并不足以完全支撑中国的考古实践。这是因为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具有连续不断的、独特的文字体系和文献传统，其发展进程也具有连续性，这在考古遗存中已经得到充分证明。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完整意义的中国考古学研究应当囊括史前考古和历史时期考古两大部分，尤其应注重承继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理论积淀，强化历史时期考古的学科基础。考古学中国学派的研究，应符合中国历史的发展演进轨迹，在实践过程中要承担起探寻中华文明连续不断、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考古学证据这一重任。

　　在构建考古学中国学派的道路上，我们应当以客观、平等的学术眼光看待西方考古学理论。一方面承认其对于中国考古学（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理论建构已经产生和未来可能进一步产生的影响和借鉴作用，从中吸取有益经验。另一方面，更需要认真总结和梳理中国考古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尤其是充分认识自金石学以来中国考古学所延承的本土历史遗产，从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的宏大历史背景和发展脉络中总结规律，借助中国独特的文献史学传统和丰富的文献史料，建构中国学派的核心理论，由此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

　　任何考古研究都应该以解答历史问题为目的。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必须解答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因此，未来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考古学者在不断丰富的考古资料积累之上，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阐释问题能力的提升。所以，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之下，提倡考古学学科问题意识的全球化、研究方法的前沿化、技术水准的国际化，使考古学中国学派的研究既保持中国风格，又具有世界意义，从而在考古学学科发展的背景之下，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中国的历史智慧和实践经验。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老一辈中国考古学家便提出要建立考古学研究的“中国学派”，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考古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一个初具轮廓、主脉已备的、自旧石器时代至宋元时代的中国考古学系统，正在逐渐被概括出来，对这个系统，自然会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现在毕竟已经出现了略成体系的、独具特点的、包括方法论和具体研究在内一系列认识”。前辈学者还充满信心地形象比喻：经过几代人的血汗浇灌，终于培养出了“中国学派”这个“新种”；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大量考古实践，是这个“新种”生长的土壤；从实际出发的比较分析、综合概括，则是“中国学派”出现的“催化剂”。

　　今天，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前辈学者提出的建立考古学研究“中国学派”的学术目标，自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为构建新时代中国考古学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原文刊于《历史评论》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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