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辽代祖陵陵园遗址，齐东方教授主要从四个方面对辽代祖陵陵园考古新发现具有特别意义进行了评述。第一，考古发现的重要性要从遗迹的特殊性来看。帝陵中早期帝陵在每个朝代都具有开创性，影响这个朝代的陵墓制度，同时又都有不同程度的承上启下的作用，每个朝代的帝陵都是陵墓演变的关节点。这次工作的祖陵是辽代第一个皇帝耶律阿保机及其皇后的陵寝之地，其帝陵具有开创性，当然具有典范意义。第二，考古发现的重要性要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辽代帝陵考古从庆陵开始已经有半个多世纪，比如1895年到1945年的整整半个世纪，日本历史、考古学界对东北和内蒙地区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考察活动，致使20世纪前半，有关辽代帝陵的考古工作几乎都是日本人做的。如今中国考古学者自己独立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这在学术史上是值得自豪的重要工作。第三，考古发现的重要性要从现实上看。现在提到一个考古发现重要不重要，学术成果重要不重要，已经不是中国考古学自己的事情，应该纳入到世界考古的学术领域中比较。如近年两次与辽代帝陵考古有关的事情，一是2004年日本京都大学立项一个“王权与遗迹”的学术课题，其中“辽文化和庆陵一带的历史、现状、环境的学术调查”是子课题，调查的结果已于2005年发表。另一是日本学界对战前鸟居龙藏和京都大学考古队的成果进行再评价。这次的辽代祖陵的考古工作应该是中国考古学界对世界考古学界的一个回应，是用实际的工作和看得见的成果证实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实力。第四，改革开放以后，从目前的考古现状来看，辽代考古收获显著，如陈国公主墓、耶律羽之墓。吐尔基山墓葬等重要发现。但对于陵墓考古而言，缺乏辽代帝陵的调查与发掘。而这次辽祖陵陵园遗址的调查与发掘同以往的积累，对于构建辽代考古新的框架具有重要意义。

    与会者对1号陪葬墓墓主的等级和身份、祖陵陪葬墓区的分布、甲组建筑基址的布局、方位等有关问题，以及遗址发现的鎏金双凤银饰件和玻璃器的年代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责任编辑：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