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今天论坛的主要议程已经圆满完成。在今天的论坛上，我们听取了六个精彩的学术报告和有关专家精辟的评论，并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可以说是一场考古新发现的盛宴。在此，让我们再次向各位作学术报告的专家、进行点评的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的论坛，内容丰富而精彩。各位专家的学术报告，既翔实地介绍了新材料，也提出了初步的认识。各位专家的点评高屋建瓴，既对各项新发现的科学意义进行了评述，也对今后的发掘和研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大家的讨论，重点突出，气氛民主而热烈。当然，由于各项发现都是新的，认识也还是初步的，大家的讨论由于时间关系也难以深入展开。但无论如何，今天报告和讨论的六项考古新发现（“六大发现”），尽管只是2008年度全国考古新发现的一些个案，但它们作为一个缩影，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不平凡的2008年度我国田野考古的新发现、新成果，反映了当今我国考古学的发展动向和发展水平。关于各项新发现及其学术价值，专家们已经进行了精彩和报告和点评，大家也进行了初步的讨论，我这里不再重复。鉴于今天论坛的新发现都来自田野考古，我这里围绕田野考古简单地谈一些想法，作为这次论坛的总结。不当之处，请各位批评指正。

 

首先，我国考古学的繁荣和发展，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田野考古。

众所周知，田野考古是近代考古学的根本特征，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田野考古之于考古学，犹如自然科学实验室中的科学实验，是考古学的原始创新，是考古学学科发展的原始动力。新材料出新学问，新材料出新认识。历史地看，近代考古学在我国兴起以来的近百年间，考古学的每一次重大突破和进展，往往都是伴随着田野考古的重大发现而实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考古学体系，也正是在以大量的田野考古及其成果为基础而逐步建立起来的。正是由于一系列重大田野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研究内容，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看法；过去所形成的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格局，因不断出现的考古大发现而一次又一次地被改变。现实地看，仅就今天论坛上的六大发现来说，无论是新石器时代杨官寨遗址、陈旗磨沟齐家文化墓地，还是青铜时代的海门口遗址、殷墟刘家庄北地遗址、蚌埠双墩一号墓，或是历史时期的辽代祖陵陵园遗址，这些田野考古及其成果，无不有力地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建设，无不对中国史前史和中华古代文明史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简言之，离开了田野考古，我国的考古学就谈不上繁荣和发展。

    近百年来，我国考古学迅猛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我们应当看到，在我国，考古学毕竟还是一个年轻的学科；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考古学也不例外。发展要有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田野考古；发展离不开创新，而考古学的原始创新就来自田野考古。大力加强田野考古，是我国考古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任何淡化和弱化田野考古的思潮，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健康持续发展，都是有害的。

其次，我国文化遗产事业的蓬勃开展，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田野考古。

大家知道，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个文化大建设的高潮正在全国各地兴起，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又是这个文化大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方针的指导下，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取得了长足进展，并且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由于古遗址和古墓葬是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重要对象，而它们同时又是田野考古的主要对象，于是田野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就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成为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热议的话题之一。因此，正确理解和处理好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是摆在我们考古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我看来，考古学是考古学，文化遗产保护是文化遗产保护，两者是一种互为依托的关系，是一种互为制约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就考古学来说，田野考古离不开对象，离不开古遗址和古墓葬这些考古资源，如果没有保存良好的古遗址和古墓葬等文化遗存，田野考古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文化遗产保护，事关考古学能否持续发展的大问题。就文化遗产保护来说，如果没有对古遗址和古墓葬的田野考古及其成果，它们的存在及其科学价值就无从谈起，究竟应该保护什么、又怎样保护就难以知晓。历史地看，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遗址和古墓葬中，绝大多数是通过田野考古了解到其存在及其科学价值才被重点保护的；其保护范围的划定、重点保护地点的确定，同样是基于田野考古及其成果而进行的。总之，古遗址和古墓葬等文化遗产的保护，从来离不开田野考古及其成果作为学术支撑。2001年我在南京召开的全国考古工作汇报会上所作的《考古发掘与大遗址保护》的发言中就明确提出：“科学的考古发掘是大遗址保护的基础。科学的考古发掘促进大遗址的保护；没有必要的考古发掘，大遗址保护就缺乏坚实的基础”（《中国文物报2002－5－3》）。现实地看，今天论坛上报告的六项田野考古及其成果，无不为相关遗址和墓地的保护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撑，无不为当地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把田野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混为一谈，或者把两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无论对于考古学的发展还是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都是有害的。

我国文化遗产事业的蓬勃开展为我们考古工作者提出的要求是：将田野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紧密结合，一方面，通过田野考古及其深入研究，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学术支撑；另一方面，从田野考古计划的制定到田野考古的实施，从发掘资料的整理到发掘资料的保存，自始至终强化保护意识，落实保护措施，真正实现古遗址和古墓葬及其出土文物的有效保护。对此，各地都在进行积极的探索和认真的实践，并且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去年论坛上报告的靖安李洲坳古墓葬、磁县东魏元祜墓，今天论坛上报告的殷墟刘家庄北地遗址、双墩1号墓等，都是一些成功的范例，有待于认真总结并加以推广。

    第三，田野考古的进一步加强，关键在于严格执行田野考古规程，大力推进田野考古的科学化进程。

田野考古的基本任务，是发现文化遗存，认识文化遗存，获取资料和信息。这一任务能否很好地实现，关键在于其方法是否科学、操作是否规范、态度是否认真、做法是否严谨。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发现和认识文化遗存，最大限度地获取各种资料和信息。这就是田野考古的质量和水平。从总体上说，我们的田野考古的质量和水平在不断提高，并且总结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田野考古规程。也正因为如此，我国每年的田野考古都在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今天论坛上报告的六个考古项目，它们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在于其发现的重要，更在于它们在考古发掘过程中严格执行田野考古规程，达到了优良的质量和水平。也正因为如此，才得以取得如此可喜的重要成果。但不容回避的是，我国田野考古中“粗放经营”的现象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能够严格执行田野考古规程。这仍然值得我们警惕和防止，以保证我们的田野考古质量和水平。

    田野考古的质量和水平，从方法上讲，有赖于其科学化。田野考古的方法，是一个不断改进的过程，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即科学化进程。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广泛应用，是现代考古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当今考古学发展的大趋势之一。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具体到田野考古中，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现代仪器设备和方法的应用，如考古调查中的GPS定位、考古发掘中的全站仪测量和绘图、遗址的航拍观察和分析等，都使得测绘精确度和工作效率大为提高，并成为田野考古资料数字化的基础；二是田野考古过程的影像化和资料信息的数字化，既有利于考古资料的整理和保存，又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三是以野外现场取样为主要内容的资料和信息提取的规范化，如浮选法和水选法的应用、土样的提取、文化堆积土的筛选等，使多学科合作研究前移到田野考古的过程之中。上述方法和手段，正在逐步得到推广应用，今天论坛上报告六个项目中，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上述方法。正因为如此，田野考古过程中各种资料、信息的记录和提取得以最大化、科学化，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田野考古的质量和水平，同时也是对文化遗产的一种有效保护。今后，一方面是对已经成熟的方法大力推广，另一方面是逐步开发和引进新的方法，以不断推进我国的田野考古的科学化进程。

    第四，田野考古的进一步加强，必须既突出重点又统筹兼顾。

    我国目前的田野考古，从考古的性质上讲，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基本建设过程中的抢救性发掘，又称之为“基建考古”；一类是为配合文化遗产保护，尤其是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而进行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可简称为“保护性发掘”；另一类是以学术研究为主要目的的考古发掘，又称之为“主动性发掘”。

我国目前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尤其是在扩大内需的经济政策的大背景之下，今后两三年内又将出现一个基本建设的新高潮，大批的古遗址和古墓葬面临着被破坏的危险，基建考古的任务紧迫而繁重。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基建考古仍然是我国田野考古的主战场。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应当在基建考古中进一步强化学术意识和课题意识，力争在基建考古的过程中解决重大学术课题和难点学术问题。我们今天论坛上报告的杨官寨遗址、陈旗磨沟墓地、殷墟刘家庄北地遗址等，都是基建考古的重要收获。基建考古作为我国田野考古的重点，需要继续大力开展下去，这是毫无疑问的。

为配合文化遗产保护而进行的“保护性发掘”，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田野考古类型，并且呈现出迅速扩大的势头。这是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健康、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迅速投入到这类田野考古之中，做好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行官”、“侦察兵”，既可以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做出直接的贡献，也是推进相关学术研究的难得机遇。近年来，西安片区大遗址保护、洛阳片区大遗址保护中的田野考古，已经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今天论坛上报告的辽代祖陵陵园遗址的田野考古，就是这类田野考古的一个很好的实例。今后应当继续加强之。

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主动性发掘，是近代考古学与之俱生的一种田野考古，其他类型的田野考古都是由此衍生和发展起来的。主动性发掘的持续开展，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需要、考古学学科建设的需要，而且能够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提供学术支撑，更能引领田野考古方法的改进和完善。因此，着眼于学术研究的需要和考古学学科建设的长远利益，选择必要的遗址进行主动性发掘，同时保持田野考古发掘的必要规模，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可持续发展，是极为重要的。至于发掘的地点和规模，应当从学术研究的需要出发，同时应当从文物保护的实际出发。譬如，对于那些发掘后难以有效保护的古墓葬，如历代帝陵等，当然是不能发掘的；然而对于那些面临人为和自然破坏危险的古遗址和古墓葬，即使是国保单位，必要的发掘总比不发掘要好，近年来许多主动性发掘的实践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突出“基建考古”这个重点，加强大遗址保护中的田野考古，兼顾主动性考古发掘，应当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田野考古布局的总体态势。

 

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自2002年创办以来，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全国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已经成功地举办了8届，为新世纪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们走过了不平坦的道路，而我们今后的道路更长。让我们继续共同努力，真正把这一论坛办成中国最新考古信息的交流平台、重大考古发现的展示舞台、最新考古进展的学术讲台，为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考古学而不懈奋斗。

我们传统的新春佳节即将到来。我在这里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各位新春快乐！祝各位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