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60周年，“考古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会议历时三天。7月30日上午会议分两组进行，第一组会议于2010年7月30日上午九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会议室召开，该组主要讨论中国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际根研究员和日本国立九州大学的宫本一夫教授共同主持。上午共有7位代表发言，分别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何努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许宏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唐际根研究员、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郑同修研究员、日本国立九州大学的宫本一夫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詹姆斯·斯托曼特教授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詹姆斯·伯顿教授。

    何努研究员首先发言，题目是“陶寺遗址早期国家特征的考古探索”。他介绍了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历年来的考古工作，尤其是最近十余年的重大考古发现。陶寺中期城址发现后，该遗址的田野发掘与研究的目的从探索一个龙山晚期的超大型聚落转向探索一个都邑聚落的布局与性质，追寻其社会发展水平是否已经进入到国家社会。他认为陶寺遗址具备了诸如王权、都城、阶级、地缘政治、官营手工业、贡赋制度、国家意识形态等国家社会所应具备的基本要素，大约具有邦国的性质。

 

 

 

    第二位发言人是许宏研究员，他的题目是“二里头的位置：王朝初兴的聚落形态观察”。他指出距今约5500-3800年间的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进入了一个发生着深刻社会变革的时期，众多相对独立的部落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到了公元前1800年前后，以嵩山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强势崛起。其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遍布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远大于此。伴随着区域性文明中心的衰落，此期出现了超大型的都邑——二里头遗址。地处中原腹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其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经半个世纪的田野工作，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兵器群以及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等等。这样的规模和内涵在当时的东亚大陆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里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一东亚文明的腹心地区开始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从二里头文化的聚落分布大势中可以看出，其社会由数百万平方米的王都、数十万平方米的区域性中心聚落、数万至十数万平方米的次级中心聚落及众多更小的村落组成，形成金字塔式的聚落结构和众星捧月式的聚落空间分布格局。这与龙山时代以城址为主的中心聚落林立、相互竞争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二里冈和殷墟为代表的商文明，正是建基于二里头文明的基础上的。

 

 

 

    唐际根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安阳殷墟考古的新发现与新进展”。 他指出在最近的十余年间，通过洹河流域区域调查发现了史无所载的中商时期规模最为宏大的都邑遗址洹北商城，并发掘了其中的两处大型建筑。在传统的殷墟范围内，确认了至少一处制陶作坊，一处制骨作坊，局部或比较充分地发掘了多处商代居民点。田野工作中收获的新材料为考察洹河流域商代聚落打下了基础。殷墟作为商代后期大型都邑，内部布局由此更为清晰，甚至商代建筑的建造过程也得以部分复原。新的田野工作还促进了作为都邑的殷墟与外围地区的人口迁移与文化互动，甚至占卜和祭祀都取得了进展。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安阳殷墟的考古工作除发掘和学术研究外，在遗址保护、考古成果展示（公众考古）方面也做了有益尝试。2006年，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功，2005年以及2009年，安阳先后建起2座与殷墟有关的博物馆。当前，政府部门及社会各界正在进行“殷墟大遗址公园”的建设规划。

 

 

 

    第四位发言人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党浩研究员（郑先生因故先行离开，由其助理代为发言），发言题目是“山东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群”。自2008年开始，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寿光市博物馆联合对双王城盐业遗址群中的07、014、SS8等遗址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约8000平方米，发现多处商周时期与制盐有关的重要遗迹，包括卤水井、蒸发池、蓄卤坑、大型盐灶等，揭露了数处商周时期比较完整的制盐作坊。双王城盐业遗址群是目前在渤海南岸发现的规模较大的盐业遗址群。在如此大范围内发现如此密集的与制盐有关的古代遗址，是不多见的；此次发现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遗存，表明该地区至少自商代晚期开始就是重要的制盐区域。此次发掘工作，对古代尤其是商周时期制盐工艺流程的复原，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中国古代制盐业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随后，日本国立九州大学的宫本一夫教授发言，题目是“中国早期青铜器文化与铜铃” 。他指出以中原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流域，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就存在陶铃。乐器随葬在阶级上位者的墓葬中，表示出代表祭祀权的乐器和身份阶序有关。而同样属于乐器，且可能也用在祭祀上的陶铃，则在陶寺文化中，以较高级威信财象征的纯铜制作了铜铃。由陶寺文化铜铃的社会意义和技术传统直接延续下来就是二里头文化铜铃。技术上的系谱来说，陶寺文化铜铃是以外范和内范所构成，演变到二里头文化则是采用了外范为分割范的型式。并且，顶部平坦面的吊挂孔，在陶寺文化阶段具有支范的功能，到了二里头文化阶段则由于支范和两分割范的缘故，而很可能因此形成了钮。陶寺文化早期阶段开始，代表祭祀权的乐器被定位为施政阶层的随葬品，而由此转化为青铜器的铜铃，在二里头文化期的墓葬结构中，同样是随葬在身份高者的墓葬中。乐器代表了的祭祀权，同样地也有标示身分地位的功能，二里头文化期中的铜铃就是作为威信财具有社会意义的器物。如前所述，铜铃显示出了以中原为中心的青铜器文化特征，也就是其早期阶段开始着重于制造代表威信财与身分标识的器物，而这也是后来形成商周文化的基础。再者，可以看出从陶寺文化到二里头文化连续性，与铜铃相关而言，其中间的阶段应该也有制造。另外，像铜铃这类乐器在举行祭典当中，藉以区分身份阶序的情形，也是商周社会重要的政治活动。商周以青铜彝器为中心的青铜器文化特征，可说是也存在于陶寺文化的阶段。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詹姆斯·斯托曼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对殷墟青铜器生产中所使用陶制品的岩相分析”。他指出商代的青铜器生产以相关手工业的合作为特点，它不仅需要对金属原料的高度理解而且也需要对陶制品原料的高度理解。通过对孝民屯铸铜作坊遗址出土遗物的岩相分析，商代青铜器生产中至关重要的陶制品——炼炉、坩埚、内模、陶芯、外范——的物质成分已经被确认了。分析的结果揭示了一个既多样化又尖端的铸铜用陶工业，它可以针对不同用途的铸铜用陶设计不同的原料配方。

 

 

 

    第七位发言人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詹姆斯·伯顿教授，他的题目是“用骨骼同位素分析研究中国商代的人口迁移”。他指出由于牙齿珐琅质形成于幼儿时期而且随后不发生变化，对珐琅质的化学分析可以提供出生地点的信息。为此，我们采用了3种同位素系统——锶87/锶86、碳13和氧18——来研究殷墟54号商代墓主人的牙齿珐琅质。每个系统都给出有利的证据来区别外来的个体，并且可以限定他们可能的出生地。

 

 

 

    在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彼此充分地交流，研讨会达到了良好的效果。

 

 

 

（责任编辑：孙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