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60周年，“考古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会议历时三天。7月30日上午会议分两组进行，第二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八楼会议室召开，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荆志淳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吕烈丹教授主持会议，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代表们参加了会议。

    上午9点会议开始，共有七位学者发表了精彩的讲演。

 

    第一位发言的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考古系艾莉森·贝兹(Alison Betts)教授，她的讲演题目是“关于小麦和大麦传入中国的一个假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两种粮食作物小麦和大麦首先在西亚被人工种植，并逐步向东蔓延，最终被以水稻和小米为主的史前中国农业系统所引入，现有¹⁴C年代表明小麦和大麦种植农业在中国的传播应该不迟于公元前4000纪中叶。贝兹教授通过对中亚南部和横跨北部的欧亚草原地区的调查，了解到这两个地区的传播情况。进入中国，小麦在中国的较为可靠的最早年代是发现在中国西北的甘肃省，距今六千纪晚期到五千纪早期；甘肃以东地区也有早期的小麦的发现，但年代晚于西部那些发现在甘肃的证据；并且种植小麦的种源——野生小麦草（ Triticum spp）在中国没有发现。由此推测，小麦东传的可能的路线是在大约在距今六千纪中叶经过新疆传入中国的，而其在新疆的传入路线应不止一个。但由于多种原因，目前新疆的考古学研究还没能提供早期农业的证据，而最近的发现确定在新疆的确具有史前定居的村落遗址，而且这些定居遗址表现为具有多时期且很厚的堆积，并存在农业经济。因此结合在新疆的调查情况，推测传播路线应是通过现在的新疆及河西走廊到达黄河流域。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迈克尔·布雷克(Michael Blake)以“玉米栽培和传播的考古学研究”为题发表讲演。玉米种植在16世纪早叶传入中国，迈克尔·布雷克介绍了近年来在墨西哥的考古发现，阐述了玉米栽培在美洲的起源和传播。玉米从一万年起源于墨西哥南部开始，向南传播到南美洲，向北到美国和加拿大之边界。同时，他还讨论了玉米栽培起源后几千中人类社会和玉米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发展。

 

 

 

 

    第三位发言人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大卫·伯克迪洛（David Pokotylo）教授讲演的题目是“商代的石器生产：河南安阳黑河路遗址的案例研究”。他通过对安阳黑河路遗址出土石器的分析，讨论了打制和磨制石器生产的技术过程和生产组织，讨论内容包括原材料、制造技术、器物的维持和改制、石器生产的时空分布特征等。同时，他也对今后的研究提出展望，期望今后进行原料来源的田野考察、工具功能的微痕分析、与其他商时期石制品原料和工具组合的比较等。

 

 

 

    香港中文大学吕烈丹教授以“石器的统计学分析及相关问题”为题发表讲演。她首先介绍了石器统计学分析的目的，包括探讨石器是否出现“标准化”生产、是否出现“规范化”、产品质量控制、石器生产是否出现“专业化”和“专门化”等方面。随后通过对河南登封王城岗及邻近遗址的磨制石铲的个案分析，指出：计算“标准化”程度的统计学相关系数是现代人对同期同类样品研究的结果，运用在跨时代的产品中误差性太大，可能变成一种统计学的“游戏”，因此在挑选样品进行分析时要非常慎重及多加思考。统计学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仍需要与其它学科的研究手段结合，但统计学分析能够从科学实证的概念说明一些问题，值得广泛采用。

 

 

 

    第五位发言人美国亚瑟·M·赛克勒博物馆、弗利尔艺术博物馆基斯·威尔森(J.Keith Wilson)教授以“博物馆‘发掘’：在科学考古之前收集良渚玉器”为题发表讲演。他首先介绍了弗利尔艺术博物馆在1911至1919年间获得的110件良渚文化藏品的情况，随后介绍了1923年弗利尔美术馆开馆时对这些玉器的认识，最后他对目前可以与中国考古学家进行的合作提出了建议。

 

 

 

 

    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以“再论玉器开片技术三部曲”为题发表讲演。玉料开片技术包括打击、砂绳切割、锯片切割、砣切割和金属切割等。邓聪教授通过对中国东北地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日本等多个地区古代玉器的调查研究，讨论了砂绳切割、锯片切割、砣切割三种开片技术的使用，指出：在中国软玉开片工艺中，以砂绳切割、锯片切割及砣切割技术先后流行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并初步推断砂绳切割、锯片切割与砣切割三者，是中国软玉主要的开片技术。

 

 

 

 

    最后一位发言人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荆志淳教授，他的讲演题目是“商代玉的使用和社会关系的物质化”。他通过对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的分析研究，尝试通过讨论商人对玉器质地物性的认同、辨识、和区分，来探讨玉器如何影响商代社会群体、个人间的社会关系，从而了解玉器在商代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和重要性。他指出：我们不能简单将墓葬中随葬品视为死者生前生命的镜子，其种类和数量直接反映了死者生前的物质财富、社会地位、权力；也不能视随葬品只是对于死者生前社会关系象征性的表征。两者均假设所有随葬品都是死者生前实际拥有的或者是应该拥有的，而实际上很多随葬器物更可能是送葬人馈赠和交换的物品。因此，如何看待丧葬活动中随葬品来源和基本性质，对于我们如何分析和审视商代出土玉器极为重要。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就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