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负责人：孙周勇

　　石峁城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地处黄土高原北部的黄河一级支流——秃尾河北岸的梁峁台塬之上，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以“皇城台”为中心，内、外城以石砌城垣为周界向内拱卫，巍峨壮观、气势恢宏、结构清晰，是中国北方地区龙山时代晚期的超大型中心聚落和区域政体中心。

　　皇城台位于城址中部偏西，为一处四围包砌石砌护墙的高阜台地，是内城和外城重重拱卫之核心，三面临崖，一面以“皇城大道”与内城相接。2016年皇城台考古工作启动，发掘地点分别位于东护墙北段上部、门址及台顶大型夯土高台建筑基址。

　　东护墙北段上部本次清理长度约120米，自上而下揭露石墙7-8阶，高度8-15米。护墙阶与阶之间相叠，并有宽度不等的退台。靠近台顶的石砌护墙高达5米，往台底部位，墙体变矮、层阶增多。局部墙体有多次修葺增补的现象，部分墙面上密集分布着纴木。

　　发掘之前，这一区域主要被来自皇城台顶部的弃置堆积覆压，弃置堆积内出土了陶、骨、石、玉、铜等各类标本4万余件，还有一些纺织品和漆皮残片。这些遗物大部分是皇城台在使用期间的生活垃圾。其中，骨针数量超过1万枚。20余件口簧即先秦文献中记载的乐器——簧，形制完整、考古背景清晰、共存器物丰富，是世界范围内年代最早的口簧实物。成层分布的100余片卜骨，造型生动的20余件陶鹰，数量可观的建筑用瓦，牙璋、琮、钺、环等玉器，锥、刀、环等铜器以及海贝、象牙、丝织品等高等级遗物，无不彰显着皇城台的特殊地位和性质。

　　门址位于皇城台东侧偏南，自下而上依次由广场、外瓮城、南北墩台、铺石坡道、内瓮城、主门道等组成。广场平面呈长方形，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外瓮城为平面呈折角“U”形，在其外侧墙根处墙面发现两件玉钺，当系铺设广场地面时有意埋入。内瓮城平面呈“L”形，下连南墩台、上接主门道。主门道为横“U”形的“回廊”，由两侧石墙上发现的对称分布的壁柱槽推测，主门道应系一覆顶的封闭空间，也是登上台顶的最后一道“关卡”。门址一带出土的遗物以陶、玉、石、骨器及壁画残片为主。

　　皇城台门址形制完备、结构复杂，除与外城东门址同样具备强烈的防御色彩外，外侧长方形广场及两侧伸出的长墙，可能还具有一定的礼制功能，对后世都城门址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型高台建筑基址沿门址内的坡道向上攀登，可达皇城台台顶。台顶发现一处大型高台建筑基址——大台基，圆角方形，夯土台芯，四周以石砌护墙包砌。据残存高度估算，原夯土台体高度当不低于5米，其上分布着房址、石砌院墙、“池苑”等重要遗迹。根据地表石块分布及石墙走向推测，大台基呈圆角方形，四边长度相当，总面积在16000平方米左右。

　　南护墙最高处残高约4.5米，在其外侧另有一道石砌夹墙，走向与南护墙平行，两者之间形成宽约9米的夹道，夹道内地面保存较好，与皇城台门址地面相连。

　　截至目前，大台基南护墙共发现了70件石雕，除21件砌筑于南护墙墙面上、1件矗立在夹道地面上之外，其余均出土于夹道内的南护墙倒塌堆积中。依其形制可分为平面型、塑像型、立柱型三类；雕刻技法以减地浮雕为主，兼有少量阴刻和圆雕；图像内容可分为人物、动物、“神兽”、符号等。关于这些石雕是否“旧物新用”还是处于原本的位置，依然存在较大的讨论空间。目前尚不能确认这些石雕是否来自皇城台上比大台基更早的高等级建筑，在建筑毁弃后被重新砌筑于大台基石砌护墙墙面上。若是，则不排除这些石雕来自一个台顶之上更加辉煌的神庙类建筑，而这一变化形成的原因，则或由于石峁上层发生的一次巨大的社会变革，宏伟的建筑被推倒，废弃的建筑材料被重新砌筑在修葺之后的大台基之上。抑或石雕最初就是砌筑于大台基护墙墙面上作为带有特殊寓意的特殊装饰。上述可能，尚待更多的考古证据。

　　从图案主题、表现手法及绘制技艺等方面来看，这些石雕与中国北方地区的自红山文化以来形成的石雕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石家河文化”玉器、二里头文化绿松石“龙”“虎”，甚至商周青铜礼器的艺术构思和纹饰风格。

　　本次发掘中，从覆压护墙的弃置堆积中出土了大量鬲、斝、盉、瓶、豆、瓮等龙山时代晚期典型陶器。结合已有测年结果，皇城台大台基的主体使用年代当不晚于龙山晚期。

　　大型夯土高台建筑基址、气势磅礴的石砌护墙、设计精巧的城防设施及藏玉于石、杀戮祭祀等特殊迹象，以及石雕、陶鹰、卜骨、陶瓦、口簧、玉器等珍贵文物，不仅彰显了皇城台的核心地位，而且暗示着石峁城址在中国北方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中具有的区域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的双重角色。

　　连续九年的系统考古工作表明，作为石峁城址的核心区域，皇城台或已具备了早期“宫城”性质，是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早期宫城建筑，展现了黄土高原上一处神秘王国都邑的极致辉煌。石峁遗址考古成果不断刷新着学界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认知高度。

（图片来源：中国文物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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