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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重要考古发现众多，竞争激烈。今年，公众和考古领队、评委们第一次“在云端”同步见证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诞生。

　　陕西省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每一项考古新发现都深化了我们对于一个学术领域的认识，也提出了一个新的线索和需要持续关注的研究方向，实证文明发展历程。

　　5月1日至5日，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首次以网络会议和全网直播的形式举行。几天的直播里，公众和考古领队们、评委们第一次“在云端”同步见证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诞生。

图为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部分出土文物及遗址发掘现场照片。国家文物局供图

　　2019年国家文物局批复的考古发掘项目共计1096项，年度考古发掘项目首次超过1000项。最终，陕西省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广东“南海Ⅰ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脱颖而出。

　　加强以往研究的薄弱环节，带来颠覆性认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陈星灿评委用“国际性、颠覆性的”点评了他所关注的考古项目。他认为，陕西省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的发现是国际性的，洞穴遗址在中国数以百计，但保留了如此丰富与如此清晰地层的遗址仍属罕见。距今10万年至1.5万年间的基本连续的丰富文化遗存，尤其是在重要阶段发现的具有典型早期现代人特征的人类化石，为研究秦岭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体质特征、现代人在中国境内的扩散、东亚现代人起源提供了难得机遇。

　　以黑龙江饶河县小南山遗址为代表的小南山文化，填补了乌苏里江及黑龙江下游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改变了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研究的薄弱环节。据介绍，这个遗址有两个最大的发现，一是考古发现它的陶器生产可以早到1.4万年前，基本和俄罗斯、日本列岛的陶器生产处于同一时期，二是它的早期墓葬遗存中的9000年前的玉器，可能是我国境内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玉器之一，它的玉玦应该是兴隆洼玉文化的源头，为东亚玉文化的起源、传播提供了颠覆性认知。

　　陕西石峁一直被认为是“石破天惊”的发现。“皇城台是石峁古城的核心区域，仅仅是大台基北部很有限的一部分考古，就出土了玉器、陶鹰、口簧等4万件遗物，新发现的70处石雕，包括20多个依然镶嵌在现有建筑护墙上的石雕图案，其主题与艺术风格与后来的二里头文化绿松石‘龙’‘虎’、商周青铜器的表现形式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显示了它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复杂性。”陈星灿说。

　　填补过去考古的空白，提供丰富的资料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社科院学部委员王巍评委认为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的入选实至名归。它是中国最早确认的史前城址之一，近年来的系统发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中轴线”布局特征、完备的城市排水系统、最早的“双轮车”车辙，同时还出土了一批具有多元文化背景重要遗物，包括玉器、相当数量的磨光黑陶杯和完整黄牛祭祀现象。“黄牛是从西亚传入中原的，平粮台提示的完整黄牛祭祀现象，说明它很快就融入了中原的祭祀文化系统。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最早的车辙，而平粮台的车辙又将这个时间提前了几百年。平粮台处于淮河流域，连接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这一区域以前的工作不多，因而尤为珍贵。”王巍说。

　　青铜对于夏商王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是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被持续关注的原因。这是学界首次在邻近夏商王朝的腹心地带发掘专业冶铜遗址，填补了冶金考古的空白，为深入探索夏商王朝控制、开发、利用铜这种战略资源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

　　很多人可能对于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比较陌生，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多家单位已经开展了多年的“河西走廊早期玉矿遗址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毕竟和田玉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进入内地、内地庞大的玉器生产所倚仗的玉料来源一直是大家关心的话题。王巍说：“这一区域富藏玉矿的情况在《尚书》《管子》《山海经》等文献中已有记述。考古人踏破铁鞋寻觅的马鬃山径保尔草场、寒窑子草场和旱峡玉矿遗址，是目前国内可以确定的年代最早的透闪石玉采矿遗址，旱峡玉矿遗址的发现更是大大提前了河西走廊地区玉料进入中原地区的年代。这对揭示早期社会先民的社会组织形态、生产力发展水平、稀有资源的利用与社会复杂化进程等都有重要价值。”

　　提出新的线索和需要持续关注的方向

　　继曾侯乙墓之后，以叶家山、文峰塔等贵族墓葬的发掘为中心的曾国考古，不断以考古发现构建起曾国这一周代诸侯国的世系。信立祥评委表示，湖北随州枣树林贵族墓地出土了2000余件青铜器，其中青铜礼乐器近600件，铭文近6000字，弥补了曾国春秋中期材料的空白，而春秋中期也是整个东周考古中资料最缺乏的一环。

　　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是目前在新疆考古发现的唯一一个年代明确的典型汉代城址。城址依山形水势而建，北、西面筑墙，东、南以深涧为屏障，易守难攻，为汉朝修筑使用的军事性质城址。城址所出的瓦当等建筑物与墓葬出土的文物年代相当。“石城子遗址当是史书所记的疏勒城，相关考古发现与甘肃汉简所出有关戊己校尉资料相结合，可进一步研究两汉对西域的有效管辖。”信立祥说。

　　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是首次在青藏高原发现，盛唐时期的吐蕃同样在自己的墓室绘制了当时唐朝最流行的壁画墓，显示了它对当时文化的认同，武士牵马迎宾、宴饮舞乐等壁画内容同样见于内地，“发现的珍珠冕旒龙凤狮纹鎏金王冠既有自己的独特性，也体现了汉藏文化的一体性，丰富了我们对于800年前吐蕃王室的认识。”社科院学部委员、考古学家刘庆柱评委说。

　　广东“南海Ⅰ号”南宋沉船的清理研究自2013年启动，2019年终于完成。清理出的遗物数量高达17万余件（套），包括16万件（套）瓷器、金银器、铜器、竹木漆器等。清理出的船体属于我国古代三大船型的“福船”类型，是重要的宋代船体标本。刘庆柱说，这艘船所代表的水下考古放到世界水下考古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从打捞沉船开始，就采用了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考古与展示同时进行。“我们把这艘沉船当做一个聚落单元来做，想知道船上都装了什么东西，去哪里，船员是如何生活的，通过它可以了解宋代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和繁荣的海洋贸易。这种考古方法值得推广。”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表示，2019年度重要考古发现众多，竞争激烈，专家们对重要考古发现的学术意义取得比较统一的认识，入围项目的选票结果相对集中。每一项考古新发现都深化了我们对于一个学术领域的认识，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线索和需要持续关注的研究方向。

（图文转自《人民日报》2020年5月6日第12版）

责编：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