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六大考古新发现”1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上揭晓。广东英德青塘遗址、湖北沙洋县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延安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澄城县刘家洼东周遗址、四川渠县城坝遗址、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六个考古项目榜上有名。

　　广东英德青塘遗址：还原岭南最早人类的生活

①青塘遗址中黄门岩2号洞穴地点发掘区。资料图片

　　青塘遗址位于广东省北部清远市英德市青塘镇，是华南地区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典型的洞穴遗址。

　　2016年至2018年，通过3年考古工作，在青塘遗址发现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连续的地层堆积，清理出墓葬、火塘等多处重要遗迹，出土古人类化石、石器、陶器、蚌器、骨角器、动物骨骼化石及植物遗存等各类标本一万余件。

　　考古发现一座墓葬，出土保存较为完整的人骨化石一具，其葬式为蹲踞葬，年代距今约13500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刘锁强表示，这座墓葬的形式，说明当时岭南人类已具有明确的生死观念和有意识的埋葬行为，而它也是中国年代最早的可确认葬式的墓葬，是广东境内保存最完整的距今1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

　　青塘遗址作为洞穴群，展现了2.5万至1万年前华南地区的聚落形态，全面反映出社会复杂程度，系统再现了中国南方从狩猎采集社会向早期农业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

　　湖北沙洋县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五千年前长江中游与下游同样发达

②城河遗址4号墓出土的陶器。资料图片

　　城河遗址位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后港镇，历经6年5次考古勘探发掘，确定这是一处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早期的重要城址，发现城垣、人工水系、大型院落式建筑及其附属设施、一般性居址、陶器生产区、中心“广场”设施、祭祀遗存等重要遗迹。

　　考古领队彭小军介绍，这些重要遗迹，从内部聚落形态的角度揭示了屈家岭社会的发展；城垣外侧的王家塝墓地，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改变了屈家岭文化只见城址不见大型墓葬的现状。

　　从墓葬规模、葬具、随葬品等情况来看，早在距今5000多年前，这里已经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大、中型墓葬随葬了体量巨大的棺木，精美的石钺、漆器，以及大量磨光黑陶、猪下颌骨等遗物。高等级大墓的发现，也填补了长江中游地区缺乏史前大型墓发现的空白。

　　城垣、居址、墓地三位一体的系统发掘，为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彭小军说，这些墓葬棺具明确、葬俗独特、随葬品丰富、等级明显，清楚表明屈家岭社会形成了完备而独具特色的墓葬礼仪，与同时期海岱地区和长江下游的史前社会达到了同样的社会发展程度。

　　陕西延安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最早庙堂的雏形

③芦山峁遗址房屋内奠基的玉牙璧。资料图片

　　芦山峁遗址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经过考古勘查、钻探，确认遗址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2016年至2018年，考古队对遗址核心区的大营盘梁进行发掘，确认其顶部分布着三座院落，始建年代为距今4800年左右的庙底沟二期晚段。

　　三座院落由北部一座大型院落和南部两座小型院落构成“品”字形布局，每座院落均有夯土围墙，墙体残高0.1米～0.6米，墙体顶部宽1.5米～2米。大型院落为四合院式两进院落，坐北朝南，东、西两侧院墙内侧规整地分布着厢房，门均朝向院落中心。院落中部并排偏北分布着三座主建筑，坐北朝南，单个建筑面积均约200平方米，各建筑之间有3米宽的过道。主建筑将院落分隔为前院和后院。前院中心有一条南北向的中心大道，其东、西两侧对称分布着低洼地，用于前院集水蓄水，或兼有排水功能。两座小型院落对称分布在大院落外，每座的面积大约为700平方米。

　　大营盘梁最南端是一片小型广场，有来自院落围墙外侧的“环城路”通向山体南端的垭口。在大型房址、院墙、广场的夯土中，多次发现以猪下颌骨、玉器奠基的现象。在大型房址附近的堆积中，还发现超过100件的筒瓦与槽形板瓦。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马明志认为，龙山时代晚期至夏商周时期的都邑遗址，有一些宫城或宗庙建筑布局与芦山峁的大营盘梁宫殿院落布局十分接近，呈现为严整的四合院式格局，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芦山峁遗址核心区的多座人工台基及其上的规整院落，似可被视为中国较早的宫殿或宗庙建筑早期形态之一。

　　陕西澄城县刘家洼东周遗址：这里是芮国都城

④刘家洼遗址出土的金牌饰。资料图片

　　刘家洼遗址位于陕西省澄城县王庄镇，由城址、居址和墓地组成的东周遗址。

　　从地形、地势和出土的文物可以判定，城址区当属重要建筑所在；同时在其外城发现铸铜类手工作坊存在。由此推断，此城应是刘家洼遗址的高等级人群居住区。

　　通过对115座墓葬的考古发掘，发现大多与两周时期周系墓葬的特征保持了明显的一致性。大墓和部分中型墓虽遭严重盗掘，但仍发掘清理出大量青铜器，以及金器、玉器、铁器、陶器和漆木器等珍贵文物。最惹眼的是，大中型墓中，多随葬有精美的漆木器，如钟磬架子、几案、豆等。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种建荣介绍，在2号墓中，出土了7只鼎，显示了墓主人诸侯的身份。最关键的是，在墓的椁室东北角发现一只建鼓，鼓柱铜套上刻有铭文“芮公作器”，下面压着的1件铜戈上亦有“芮行人”的铭文。据此判断，墓主当为春秋早中期的一代芮国国君。芮国，这个历史上与周同姓的诸侯的最后政治中心，经刘家洼的发掘得以确认，填补了芮国后期历史的空白，也提供了周王室大臣采邑向东周诸侯国发展演变的典型个案。

　　3号大墓的独特之处在于，椁室四壁共有9个壁龛，每龛有1名年轻女性殉葬。出土文物中有2件铸有“芮公”的铜鼎、五镈九钮的编钟、大量的车马器及1件罕见的木格漆绘墙围与1件漆器。这座墓中未发现任何兵器，由此推测墓主可能为2号墓主人芮公的夫人。

　　考古发现的种种迹象表明，这里是一处芮国后期的都城遗址及墓地。

　　四川渠县城坝遗址：十余片瓦当实证“宕渠”城

⑤城坝遗址出土的“宕渠”文字瓦当。资料图片

　　城坝遗址位于四川省达州市渠县土溪镇，是川东地区目前尚存的历史最早、规模最大的古城遗址。

　　经过5年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关键节点的考古发掘，基本厘清了城坝遗址各个区域的功能分区。城坝遗址中的“郭家台城址”保存较完好、结构较完整、布局较清晰。最为重要的是，这里出土了“宕渠”文字瓦当及竹木简牍。10余片“宕渠”文字瓦当明确郭家台城址就是文献记载的秦汉时期“宕渠”城所在地，且考古发现的其他信息也与史料中“宕渠”郡县的设置与废弃年代基本相符。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陈卫东介绍，城坝遗址所处的川东北地区，是水陆要冲之地，先秦时期以来，这里是多种文化的接触地带，表现出多种文化杂糅的特质。两汉时期，在汉文化的强势介入下，该地区被纳入国家政治框架内，逐渐接受汉文化，早期巴文化传统消亡嬗变，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地域文化。目前发现的遗迹和遗物，呈现出渠江流域晚期巴文化的复杂性和交融性，以及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互动，反映了其特殊的地理空间和政治空间内复杂的族群关系。这些发现为进一步探讨秦汉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经营及其地方行政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材料。

　　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规模不大、规格不低的金代行宫

⑥太子城遗址出土的龙形脊饰。资料图片

　　太子城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四台嘴乡太子城奥运村内，东南距北京市区140公里。经勘探与发掘，确认这是一座平面呈长方形的城址，南北400米、东西350米，占地约14万平方米，略小于五分之一故宫面积。

　　太子城遗址出土遗物以各类泥质灰陶砖瓦、鸱吻、迦陵频伽、凤鸟、脊兽等建筑构件为主，另有部分绿釉建筑构件、铜铁构件、瓷器、鎏金龙形饰等。其中青砖上多戳印“内”“宫”“官”等字，部分鸱吻上刻“七尺五地”“□字四尺五”“天字三尺”等字。瓷器以定窑白瓷为主，已发现刻“尚食局”款18件，另有仿汝窑青瓷盒、黑釉鸡腿瓶等。

　　太子城遗址出土的垂脊兽与北京金陵9号墓出土的形制相同。迦陵频伽、凤鸟纹瓦当、连弧纹滴水与黑龙江金上京皇城西部建筑基址、吉林安图宝马城遗址出土器物基本相同，白釉“尚食局”款瓷器与河北曲阳定窑窑址出土金代后期器物完全相同，所以可以确定太子城遗址时代为金代中后期（1161—1234年）。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研究馆员黄信介绍，太子城遗址规模不大，但城内建筑规格很高，未发现商业、民居、戍守等民用及军事性质建筑。遗物中“尚食局”“内”“宫”等器物集中出土，表明其皇家性质。据《金史》，金章宗泰和二年（1202年）与五年曾驻夏于西京路宣德州龙门县（县治位于现太子城东南18公里）的泰和宫，这与太子城在时代、性质、位置、规模与等级上高度契合，且经考古调查，太子城是金代龙门县唯一一处皇家城址，所以推断太子城即金章宗避暑的行宫泰和宫。

（图文转自：《光明日报》2019年01月11日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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