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辞旧迎新之时，各行各业盘点过去一年收获之际。考古行业也不例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杂志社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1月10日在京举办，即是每年同期会如期而至的考古行业盛事。会上，六项中国考古前一年的新发现被授予“入选项目”的殊荣，即被评为考古行业俗称的“六大发现”。

 

 

　　疑似曹操之孙帝陵，或具“网红”潜质

 

　　2016年，中国考古有何重大的新发现？也许您会脱口而出：海昏侯墓！是的，因为2016年3月-6月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以及在其开幕式上宣布的“汉废帝刘贺即为海昏侯墓墓主”的结论，海昏侯墓的“网红热度”一时被推至顶峰，豪气登上各大媒体头条。但因为海昏侯墓的考古成果是在2015年11月正式向社会公布，所以这项发现荣登的是2015年“六大发现”榜单，2016年榜单它未再参选。

 

　　不过在2016年“六大发现”榜单中，有一项发现或许也有成为“网红”的潜质——“河南洛阳市西朱村曹魏墓”。2009年，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村大墓因为被众多考古学者认定为“曹操墓”，在全社会引起广泛讨论。将“西高穴大墓”确定为“曹操墓”的一些不利因素，除了该墓葬被盗严重、随葬品所剩无几外，还有一点即是曹魏一朝高等级墓葬经过考古发掘者，数量相当有限。而这一次在汉魏洛阳城遗址南20余公里处发现的两座大墓，不仅规模大、等级高，而且很可能安眠着曹操之孙魏明帝曹叡和他的夫人，这项发现对于将“西高穴大墓”确定为“曹操墓”，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发现的一号墓规模宏大，墓葬土圹东西全长52.1米，墓道上口东西长33.9米，墓葬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组成，无封土，这些葬制与“西高穴大墓”相同。虽然被盗严重，但一号墓中出土的一大批刻铭石牌，阴刻隶书，写有“釜一”、“炊帚一”等字样，系随葬品的石质“清单”，此前在“西高穴大墓”中也发现过类似者。因一号墓出土随葬品与洛阳地区之前发现的曹休墓、正始八年墓（“正始”为魏齐王曹芳年号）的部分出土器物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呈现出东汉至西晋的过渡特征，又因一号墓规模宏大，出土的石圭、璧等礼器非普通之物，再加上该墓恰好位于文献记载的魏明帝高平陵所在之地，所以虽然没有直接与墓主人身份相关的证据出土，但考古学者仍然推测，一号墓旁比一号墓规模还大、尚未发掘（可能也不会再发掘）的二号墓，可能就是魏明帝曹叡的葬地高平陵，而一号墓则可能为高平陵的合葬墓或陪葬墓，墓主人可能是皇后郭氏，进而，这两座曹操孙子、孙媳妇的墓葬，还可能成为将“西高穴大墓”确定为“曹操墓”的又一力证。

 

　　五项中华文明起源发现，助重建古史

 

　　不过，“六大发现”榜单公布后，引发考古行业最多热议的，还不是如上这则“后段”考古成果（考古行业称秦汉以降为“后段”，之前为“前段”），而是“六大”中的其余“五大”，它们全部出自“前段”：“贵州贵安新区牛坡洞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青铜时代聚落遗址”的年代大致落在公元前16-12世纪；“辽宁朝阳市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是一处红山文化晚期墓地，人骨测年距今4500年左右；“湖北天门市石家河新石器时代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末期遗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皇城台遗迹”的始建年代可能在公元前23世纪之前，即早于文献记载的大禹治水时代。

 

　　这样的结果并非出自有意，而完全出自考古学者的投票评选。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先生介绍，今年的评选形势十分胶着，有些项目距离成为“六大发现”只差两三票。今年五项前段发现入选，即表现出“考古学者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视，对早期遗址工作力度的加大”。再加上配合国家文物局推进的大遗址保护规划，各地对一些多年未曾做过考古工作的遗址重启研究，最终使得2016年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丰收之年。

 

　　中国人从何处来？中华文明又是如何形成？21世纪，再言“三皇五帝”显然已难以服众，若想了解这段鲜有可靠文献记载的中华早期文明史，就需要仰仗考古学者拨开尘埃、发现遗存、重建古史。中国考古近百年的历程，一项重要的成就，即是通过一处处具体的发现，建构了一套在如今中国大地的各大区块之上，从百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至公元前两千年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时空框架。而今年“六大发现”榜单中的五项前段发现，对于填补既往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关键结点、区域、时段的空白，就具有重要意义。
 

牛坡洞遗址出土细石核


吉仁台沟口青铜时代聚落遗址内发现的用煤遗迹

 

　　贵州地区既往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空白不少，这次牛坡洞遗址发现的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历史时期的丰厚地层，弥补了这一缺憾。遗址中发现的洞穴墓葬、细石器，又都是相关领域非常难得的资料；吉仁台沟口遗址是目前伊犁地区发现面积最大、时代最早的青铜时代聚落遗址，此地是东亚与中亚文化交通、交融的枢纽，意义非凡。此外遗址中还发现了迄今世界上最早的使用煤的遗迹、中国年代较早的铸铜遗物、遗迹和3件年代较早的铁块，无法不令人瞩目。

 

　　而红山文化、石家河遗址、石峁遗址，如王巍先生所讲，都早已是中国考古史上响当当发现。此次它们“老树开新花”，通过新的考古工作，获得了新的重要成果：

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出土陶人头像

 

　　1979年在辽宁朝阳市发现的牛河梁遗址，以其规模宏大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震惊了世界，使以其为代表的红山文化一跃成为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重点。但在此之后红山文化一直缺少进一步的重大发现，直至半拉山墓地揭露出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营建的全过程（发现土坑墓、石棺墓、积石墓等墓葬、祭坛、祭祀坑、界墙、积石堆积层、建筑址、筒形器带，以及玉猪龙等玉器、大体量陶制与石质人像等遗迹遗物），证明在牛河梁遗址的“顶级”积石冢外，红山文化还存在着更多“次级”积石冢遗址，红山文化的内涵果然比我们既往的了解丰富得多。

印信台遗址陶缸刻划符号


印信台遗址陶缸遗存

 

　　从1955年即开始发掘的石家河遗址，如今仍是在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史前聚落。2015-2016年的考古工作：1.发现了在“大城”石家河古城中，还有一座“小城”谭家岭古城，其年代早于前者；2.在石家河古城西城壕西侧，发现了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印信台遗址，其年代属于石家河古城鼎盛时期的石家河文化晚期，包括5个人工黄土台基、6个套缸遗迹等遗存，其中部分套缸上新见一些刻画符号；3.还新近发现了一批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玉器，其类型丰富、形态优美、造型生动，令人大开眼界。

 

　　2011年开始进行调查的石峁遗址，绝对是本世纪以来中国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这座位于陕北高原的古城，面积竟逾400万平方米，包括由内及外的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重结构。它一横空出世，即“坐”上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最大城址的“头把交椅”，使如今已人烟稀少的陕北成为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焦点地区。2016年对石峁遗址的发掘揭露了皇城台的广场、瓮城、南北墩台、门道等结构；发现的铜器、石范、玉器及骨针“制作链”相关遗物，又对中国铜器起源与传播等研究课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六大发现”外，入围项目与海外项目同具亮色

 

　　当然，和各行各业的年终盘点一样，“六大发现”严格地说并不该与“去年最重要的六大发现”直接画等号，它代表的还是主办方对过去一年中国考古的观点。事实上在每年的大约4月，由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物报社进行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还会选出过去一年的“十大发现”。而回看近年“六大发现”、“十大发现”的榜单，也有个别曾被评为“六大发现”的项目，落选“十大发现”。有观点认为，两者相比较，“六大发现”关注学术意义更多些，“十大发现”关注社会影响更多些。

 

　　所以说在关注“六大发现”这些“入选项目”之外，那些“落榜”的“入围项目”也不容小觑，它们作为接下来“十大发现”评选的有力竞争者，也汇集着2016年中国考古的一批亮点，例如：“陕西凤翔县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初步判断遗址就是西汉时期汉高祖刘邦在雍地设立国家最高等级用于专门祭祀天地及黑帝的北畤；“上海青浦区唐宋时期青龙镇遗址”——确证了青龙镇是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贸易港口；“吉林安图县宝马城金代遗址”——可以确认宝马城为金代皇家祭祀长白山的神庙无疑……
 

2016年明铁佩遗址作坊区（西—东）
 

　　今年的“六大考古”评选还有一大特色在于，一项中外合作的考古发现以特别项目的身份也在会上作了推介，“六大发现”变为了“六加一大发现”——“乌兹别克斯坦明铁佩古城遗址”。明铁佩古城位于费尔干纳盆地南缘，不仅是该盆地公元前后面积最大的城址，也在乌兹别克斯坦古代城址中属于最大级别，它很可能是汉武帝时大宛国的一座重要城市。至2016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已经发现该古城功能完善的城墙、城门、马面和两重城垣等城防设施，城内外规模宏大的大型建筑和道路系统，建筑格局清晰、功能完备的手工业作坊，而在城外发现的墓葬区则进一步扩大了古城的文化内涵。

 

　　2016年6月，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主席，会见了正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发掘的中国考古学者，标志着“中国考古走出去”的宏图伟业，至2016年行至了高潮。除了乌兹别克斯坦，在蒙古、肯尼亚、柬埔寨、洪都拉斯、印度……甚至即将在埃及，中国考古的力量已经开枝散叶，遍地开花。曾经将几乎所有目光都聚焦于国内的中国考古，如今已经与全世界的考古学者站在一起，共同探寻人类历史的神秘与璀璨——这意味着我们这些千年古国的炎黄子孙，很可能在未来，见证更多中国考古带来的荣耀时刻。（审稿：洪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