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回顾2016年的中国考古，有哪些惊喜等待着我们呢？是开启探索黔中史前文明的贵州贵安新区牛坡洞遗址？是沉寂多年再次大放异彩的湖北石家河遗址？是为中华文明探源再次注入强心剂的辽宁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是可能会改写人类用煤历史的新疆吉仁台沟口遗址？抑或是为曹魏帝陵研究提供参考的河南洛阳西朱村曹魏墓？还是初具早期王国都邑雄姿的陕西神木石峁皇城台遗迹？1月10日在京举办的“2016年中国六项考古新发现”为我们展示了精彩的2016年中国考古事业。

主讲者与点评嘉宾
 

　　贵州贵安新区牛坡洞遗址：贵州史前文明的标杆

　　从2012年至2016年，经过五个年度的辛苦发掘，牛坡洞遗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遗址分为A、B、C三个洞，其中以A洞文化堆积最为丰厚，最具代表性，时代约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历史时期。在遗址中发现10余处用火遗迹、2处活动面、7座墓葬等。出土了大量地层关系明确的遗物，包括石器、骨器、陶器等生活用具以及与加工打制石器有关的石料、断块、石核、石片等。遗址的发掘首次在黔中地区建立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年代序列。遗址中发现的7座墓葬，填补了贵州地区史前洞穴遗址中不见墓葬的空白，为研究该地区史前人类体质提供了重要线索。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尤其是复原出的完整陶器，为认识本地区文化面貌，以及与周边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信息。遗址的发掘对认识贵州地区史前文化特征和内涵，构建该地区史前文化，特别是洞穴遗址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框架和序列，确立贵州在中国史前文化中的地位，探讨整个黔中地区的洞穴遗址、贵州史前史、云贵高原地区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史前人类行为模式、古代环境及其变迁和人与环境间的互动关系，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四期陶片


第三期细石核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幼平教授点评：牛坡洞遗址的发掘主要取得的收获有：第一，发现并发掘了一个连续的地层剖面，这是非常重要的，是建立文化发展序列的基础。第二，发现用火遗迹、活动面、墓葬等遗迹，出土了丰富的文化遗物，包括动植物的遗存，这些丰富的发现在同一平面上，存在共存关系，我们可以借此分析当时人类的生活、生产方式等问题。第三，这一遗址在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遗存的发现，尤其是技术特征十分清楚的细小石器的发现，为石器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课题，为学界更好地理解人类史前文化发展的关键时刻打开了一个窗口。第四，遗址所展示的文化连续发展的过程，展示了西南地区人类适应发展的过程与东部地区史前人类这一阶段的发展是不同的途径。牛坡洞遗址的发现，是从更新世末期到全新世中期，从狩猎采集经济到农业社会的一个个案，遗址所展示出来的连续性，可以清楚地透视其发展过程，为我们认识史前文化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

主讲者与点评嘉宾
 

　　辽宁朝阳市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提供新的切入点

　　共清理墓葬87座，这是红山文化一个单体冢内发现墓葬数量最多的一次。首次在红山文化积石冢上发现建筑址，并有柱洞和础石，推测建筑具有祭祀功能。墓地出土了各类重要遗物，仅玉器就出土140余件，这是在一个红山文化单体冢内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的一次，极大丰富了红山文化的内涵。发现的14件人像制品，是在红山文化单体冢内出土人像制品数量最多的一次，既有陶塑像，又有石雕像，为探索红山文化的意识形态提供了重要资料。最为重要的是M12内墓主人胸部出土一件石钺，在其两腿之间出土了一件兽首形柄端饰，根据其摆放位置初步推测其应为同一套石钺组件，这是首次在红山文化墓葬内发现一套完整的带柄端饰的石钺，且与大型玉璧、玉猪龙一同出土，表明了墓主人对军事权力的控制，增强了对红山文化社会结构、社会性质的认识。该墓地层位关系明确，完整的揭露出了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以及墓葬、祭祀遗迹等营建过程。为研究积石冢的修建过程提供了完整的材料，弥补了以往红山文化积石冢发掘所欠缺的一些遗迹现象，为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营建过程树立了一个标杆；墓地布局、墓葬结构、出土遗物等对红山文化埋葬习俗以及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M12(西--东）
 

 

玉兽首形柄端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研究员点评：20世纪90年代以来，红山文化一直欠缺新的考古发掘材料。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的发掘，是红山文化近年来最重要的发现，它填补了学术上的重要空白，是研究辽河流域文明和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材料。半拉山红山文化完整墓地的揭露，会解决红山文化的相关疑问。首先，M12墓主人的胸部出土一件石钺，并与玉猪龙同时出土，且墓主人无头，说明墓主人为非正常死亡，钺是军事权力的象征，这对研究红山文化社会权力的构成有重要意义；其次，10余件陶、石人头像的发现，再次证明了中国史前文化的丰富多彩。人像风格不同，是否代表了不同的神？不同的用途？红山文化人像的传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最后，祭坛上面的建筑发现，为我们探讨红山文化的意识形态等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总之，辽宁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的发现为学术界研究红山文化的社会变化、区域文化进程、玉器制作工艺、玉料来源、玉料资源控制等提供了新材料。

主讲者与点评嘉宾
 

　　湖北天门市石家河新石器时代遗址：史前时期中国玉器加工工艺的高峰

　　新发现的谭家岭古城面积约20万平方米，这是我国发现距今5300年以前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为认识石家河古城的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印信台祭祀遗址揭露出5个人工黄土台基、6组套缸遗迹等祭祀遗存，其时代属于石家河文化晚期，是石家河古城鼎盛时期的遗存，也是目前发现的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尤其是在台基2和台基3之间发现两组由数十个红陶缸首尾套接而成的套缸遗迹，部分陶缸上新见一些刻划符号。这些为研究石家河古城的功能分区提供了重要内容。最令人瞩目的是，新发现的后石家河文化时期5座瓮棺中出土了240余件异常精致的玉器，造型独特生动，有双人连体头像玉玦、虎座双鹰玉饰、玉牌饰、虎形玉冠饰等，玉器表面精美的线刻图案、复杂的透雕和细如针尖的钻孔，普遍使用的圆雕、透雕、减地阳刻、浅浮雕线刻等工艺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除此之外，对石家河古城外围高岗、低地的系统勘探以及对三房湾遗址南部发掘所获资料，有助于深入了解石家河遗址群的整体布局、结构和变迁。
 

印信台遗址陶缸遗存
 

 

W9出土的玉鹰和玉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弩研究员点评：石家河遗址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沉寂之后，近年的一系列考古新发现，使这一遗址再大放异彩。首先，可能属于油子岭文化晚期的谭家岭古城的发现，出乎多数人的意料，同时为我们提出了疑问，它是否与石家河古城构成双城模式呢？这一问题目前亟待解决。其次，印信台祭祀遗址的发现为我们从祭坛的角度来解读缸套缸的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再次，谭家岭翁棺葬出土玉器的精美程度和工艺水平超乎以往的发现，引人惊叹，但这仍解决不了后石家河时代玉器崇拜的极端发达和人口的锐减、文化的衰退这一完全相反的现象，我们需要跳出这一范围来观察这一现象。最后，通过石家河外围的调查和发掘，如严家山的发掘等对我们了解石家河遗址群的整体布局与结构，改写以往的认识有促进作用。

主讲者与点评嘉宾
 

　　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皇城台遗迹：初具早期王国都邑气象的石头城

　　皇城台是石峁遗址的核心区域，2016年发掘揭露出皇城台主要组成部分自东向西依次为广场、瓮城、南北墩台、门道等。皇城台门址与外城东门址的基本结构相似，且修建年代早于外城东门址，两者应该存在承袭关系，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石峁城址三重城垣背后“设计理念”的继承性。皇城台出土了大量遗物。其中数量可观的陶瓦的发现，颇具重要意义。它的出土还可能暗示着皇城台台顶存在着覆瓦的大型宫室类建筑。对皇城台西北角墙体进行的发掘，确认了其周边台体是以层阶状石墙环绕。目前已揭露的三阶石墙上均有排列齐整的纴木孔洞，部分孔洞还有纴木外露。这一在石墙中嵌入纴木的建筑技术，一般认为是汉代才开始使用，石峁遗址的这次发现将改写我们的传统认知，对探讨早期中国建筑技术和建筑史有重要价值。另外，石范和早期铜器的发现对于探讨早期冶金之路具有重要支撑意义。皇城台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表明，皇城台的始建年代应当不晚于龙山时代中期偏早。可以说，公元前2300年前后，以石峁遗址为核心的北方地区“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形成，迈开中国北方地区走向早期国家的步伐。石峁具备了早期王国都邑的基本特征。
 

皇城台相对位置图
 

 

皇城台西北护墙细部

　　北京大学考古学文博学院副院长张弛教授点评：石峁遗址从2011年试掘开始，到弄清其有外城、内城、皇城台三重结构，至2016年皇城台遗迹的发掘，石峁城址逐渐成为中国史前第一城。它的城址规模、时代都显示着重要意义。2016年的考古发掘明确了皇城台的结构，并通过对皇城台西北角墙体的发掘，确认其周边台体是以9-11层的石墙环绕而成，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座石头城是怎么来的？同时石墙上大量纴木的用工量，应该不次于良渚文化莫角山宫殿区的用工量，以后应该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另外皇城大道从皇城台、麻黄台到内城东门、再到外城东门这一有轴线意义的道路，对于认识城址的整体结构和规划非常有价值。石峁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的发现，是近年大家研究的热点，遗址所在地是童恩正先生所提出的半月形文化带的关键区域，也是连接欧亚草原文化的关键地带，从欧亚的眼光看待北方地区，石峁遗址是连接史前欧亚草原文化的重要节点，对石峁遗址的探讨必将影响到对中原地区文化的研究。

主讲者与点评嘉宾
 

　　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青铜时代聚落遗址：改写人类用煤历史的发现

　　遗址发现了伊犁河谷青铜时代最大的聚落遗存。遗址内的大型房址面积100-400平方米，分布相对独立，中小型居址则较为集中，保存相对完整，填补了该地区青铜时代聚落考古的空白。在房址堆积层和灰坑等单个遗迹内发现大量煤块及焚烧过的煤渣和煤灰，表明当时居民已将煤炭作为生活或生产燃料来使用了。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使用煤的遗迹，将煤的开发利用的历史上推近千年；遗址内发现了目前新疆乃至中国较早的铸铜陶范、风管、炼渣、炉灰等遗存，可以明确该遗址存在铸铜活动，对中国冶金考古研究意义重大；遗址内发现的3件铁块年代较早，对研究冶金术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遗址出土的各类遗物和相关遗址、墓葬的比对，该遗址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范畴，年代在公元前16-公元前12世纪左右。吉仁台沟口遗址中文化层明显可分为早晚两期，并存在几组青铜时代墓葬、早期铁器时代墓葬打破遗址的现象，这为伊犁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类型的分期提供了依据。吉仁台沟口遗址是目前伊犁地区发现最大、最早的青铜时代中期至晚期文化遗存，分布面积大，遗迹现象和文化内涵丰富，较全面地反映了伊犁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具体面貌，是伊犁地区青铜时代考古的突破性发现，为研究当时社会组织结构、发展阶段、文化演变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遗址全貌
 

 

大型房址（F6）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水城教授点评：遗址中一系列的重要考古发现，如煤炭的使用、铸铜活动的确认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其后续的研究价值是不可低估的。强调这是遗址，不是墓葬，是因为新疆地区史前文化序列和一系列重大问题解决需要依靠遗址，这一点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学界要强化和深化认识新疆地区的史前考古与文化，以彩陶为代表的农耕文化西进和以暗色压印纹陶器为代表的畜牧业文化的南下构成了整个新疆地区史前文化交互的大舞台。在伊犁河谷地区，这两个文化的次序是交替的，从这一遗址不同时期的陶器特征，可以看出新疆地区文化演进的次序。遗址所在伊犁河谷对于探讨谷物和铁器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另外，遗址中用煤遗迹和大型房屋的用途等问题都需要深入探讨。

主讲者与点评嘉宾
 

　　河南洛阳市西朱村曹魏墓：不封不树、不设陵寝的曹魏高等级墓葬

　　墓葬地处万安山北麓的缓坡上，西侧距曹魏时期圜丘遗址约2.5公里。墓葬未发现封土迹象和陵墓园建筑，符合曹魏时期高等级墓葬不封不树、不设陵寝的特点。M1被盗严重，墓主人骨骼和棺椁严重腐朽，出土遗物主要有陶器、铁器、铜器、漆木器和玉石器等共约500余件，包括200余件刻铭石牌。石牌一面阴刻隶书文字，内容丰富，包括衣衾、葬仪、器用、陈设、文房用具、梳妆用具及饰品、食物、戏具、杂具、车马等，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为复原墓葬的随葬品组合和丧葬礼仪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根据刻铭石牌上具有明显性别指向的服饰类文字记载和墓葬后室铁质棺底支座的排列方式来看，M1可能为合葬墓。根据墓葬的建筑方式、建筑材料、出土随葬品特征，尤其是刻铭石牌的尺寸和书写内容、格式均与曹操高陵所出土的刻铭石牌相似等特点，初步推断M1应为高等级墓葬。而此次勘探发现的M2，所处位置地势高敞，墓葬规模已达帝陵级别，与M1及曹魏圜丘东西一线，因此初步推测M2可能为曹魏高平陵，M1为高平陵的合葬墓或陪葬墓，墓主身份不明。曹魏帝陵的研究是目前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研究的缺环，此次考古发现，为曹魏时期的陵寝制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陵区的选址为理解曹魏时期都城、陵墓和祭祀遗址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西朱村曹魏大墓位置


M1（东→西）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刘庆柱研究员点评：西朱村曹魏大墓西距曹魏时期的圜丘遗址仅有2.5公里，圜丘相当于北京的天坛，是祭天的地方，为何这两座墓葬正对圜丘遗址？这在中国历史上仅见的现象，墓葬选址中所蕴藏的天地观念，可能对解决中国历史上“天人合一”的观念和道教形成史有重要价值。M1的发现启发我们对中国祭祀遗址的性质可以做进一步深入探讨，对解决思想史的问题有重要意义。

会议现场


王巍所长总结发言

　　论坛最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研究员作会议总结。王巍所长表示，论坛的成功召开，离不开全国同行和媒体的支持。论坛专门设置的专家点评和研讨环节，已经成为学界与公众沟通的桥梁，同时也是学界交流的平台。此次参评的35项考古项目都很重要。入围的七个项目的学术价值绝不亚于入选的六个项目。所以此次特意邀请了入围项目代表参会，加强互相之间的交流。另外，还专门设置了国外考古新发现项目，这是因为近年中国考古走出国门已经初具规模，以后我们每年会遴选出一个国外考古新发现项目与大家交流。2016年度中国考古新发现的六大项目涵盖面积很广，从旧石器时代到历史时期，从手工业考古到精神文化，相关方面都有涉及。最后王巍所长强调，1.目前文化谱系仍然是基础性的工作。中国仍然有些地区在文化谱系方面是薄弱地区，所以贵州牛坡洞的发现有重要意义。2.此次评选不考虑时代的均衡问题，只考虑学术价值问题，这是2016年入选项目中史前遗址比重最大的原因，同时也说明了探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重要性。3.多学科合作已经融入考古工作当中。同时文物保护和展示利用也逐渐成为考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4.中国考古走出去战略逐步实施。我们要进一步加强规划，系统严密地组织安排实施中国考古走出去，相信在国家的支持下，中国涉外考古能走得更远更快。（审稿：洪石   乔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