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陵墓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
2014年10月11~1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政府、南京博物院、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办，徐州市文广新局、徐州博物馆承办的“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江苏省徐州市隆重召开。
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古称“彭城”，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和2600多年的建城史，是彭祖故国、刘邦故里、项羽故都。徐州共有13位楚王、5位彭城王，应有18座王陵墓葬，合称“徐州汉代十八陵”。古淮河支流及黄河故道诸水系贯穿徐州地区，其地低矮的丘陵山地和广袤的平原为汉代墓葬的修建提供了良好的场所。徐州汉墓的调查和最早记载见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20世纪50年代徐州汉墓科学考古工作拉开序幕，其汉墓、汉俑、汉画像石并称“汉代三绝”。1970年，南京博物院对土山M1进行发掘，出土银缕玉衣等100多件文物，证明了其为东汉时期某位彭城王墓；此后又在其南发现了M2王后墓等，土山汉墓群发掘工作目前仍在进行。80年代以来，随着开山采石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进行，大量汉墓被发现。在以往考古工作的基础上，一是发掘调查了众多的大型诸侯王（后）墓，如狮子山、驮篮山、北洞山、小龟山、东洞山楚王及夫人墓；二是对相关陪葬墓和等级较高的中型墓也进行了发掘和调查，对研究诸侯王陵有重要意义；三是对数量众多的中小型墓葬及时代不一的墓葬群主要进行勘探调查并做部分发掘。徐州汉墓虽多遭盗扰，但仍不乏大量质地不一、品种多样的遗物出土，且保留了较多相关设施、形制等方面的内容，对研究全国的汉代陵墓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也为综合研究汉代陵墓与汉代社会物质、精神文化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旨在过去学术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为拓宽思路、交流各地的相关发现和研究进展提供一个平台，促进徐州地区乃至全国的汉代陵墓考古及汉代物质精神文化研究和相关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主持。徐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党委书记刘政、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等领导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参会学者来自德国、韩国、日本等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和各省市自治区考古文博机构、相关高等院校，参会人数共计130余人。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近百篇，内容包括各地区汉墓发现及研究、汉代城市聚落考古研究、汉代物质精神文化及文化交流研究等诸多方面。中国文化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文物报以及徐州电视台、徐州日报等新闻媒体记者到会采访报道。
开幕式结束后，由白云翔主持进行大会发言，徐州博物馆馆长李银德、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则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同修、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所长韩立森、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张鸿亮博士分别作学术报告。11日下午和12日全天进行9场分组发言和讨论。与会代表围绕汉代陵墓考古发现与研究、徐州地区汉代考古、秦汉陵墓的形制演变、秦汉城市聚落的发现与研究、汉代物质文化专题研究及相关精神文化研究、周边地区汉文化及文化交流等议题进行了发言和讨论。
12日下午，会议9个场次的学术报告及讨论议程圆满完成，举行闭幕式。闭幕式由徐州博物馆馆长李银德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信立祥和徐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周广春先后讲话或致辞。白云翔在总结讲话中，首先对此次会议成果给予肯定，然后就目前汉代墓葬考古与汉文化研究面临的任务从六个方面谈了他的看法：一是对汉代墓葬考古的理论研究、建设及其运用应予以更多的重视并加强；二是关于汉代墓葬的田野工作，强调其计划性及配合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需求，应最大限度、全面科学地搜集资料和信息，特别是中小型墓葬的发掘也应实现“精耕细作”；三是关于汉代墓葬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和刊布问题，近期的发现应做到及时、科学、全面、系统地记述并进行综合研究，积压多年的发掘资料则应从实际情况出发，尽可能整理出来；四是关于点与面相结合研究的问题；五是关于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问题，他认为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倾向要防止，而历史“碎片”的扎实深入的研究只能强化，以具体问题和个案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微观研究还须更加精细和深入；六是关于增强问题意识、强化创新研究的问题，他提倡“多一些问题意识，少一些泛泛而论；多一些创新意识，少一些重复研究”。信立祥、周广春在讲话和致辞中，对这次会议的召开及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
会议期间，还于11日晚召开了“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审议通过了专业委员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由国家博物馆信立祥研究员为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研究员为常务副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18人、委员45人的领导机构，提名并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振东研究员为秘书长，并就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今后的工作进行了初步讨论。
一、汉代陵墓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汉代陵墓考古发现与研究是本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李银德回顾了徐州汉代陵墓考古的工作历程，分诸侯王陵、刘氏宗族墓、重要汉墓群和汉画像石墓四个部分介绍了徐州汉墓考古的情况，最后总结了徐州汉墓考古的收获。在徐州汉墓考古收获中，他提及汉墓分布及设施形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各等级墓葬层级、丧葬制度的区域特色、汉墓反映出的社会生活图景逐渐清晰，指出徐州诸侯王陵考古特别是西汉楚王陵考古成绩斐然。徐州文物考古工作者们也就当地汉代陵墓考古问题进行了探讨，如梁勇对汉楚王墓群若干问题的再思考，田二卫对徐州汉代诸侯王陵“因山为陵”成因的探讨，刘照建对西汉楚王陵墓防护系统的研究，缪华对北洞山楚王陵陵园及秦梁洪考，周金波以北洞山汉墓为例，对徐州西汉楚王墓建筑的力学研究等。
关于秦汉帝陵的探讨集中于帝陵的空间布局和丧葬设施。焦南峰从封土、兆域等八个方面，以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陕西宝鸡雍城秦公陵园、芷阳秦东陵以及经近年考古勘探的咸阳地区秦王陵为例，探讨了秦王陵从早到晚形制及其演变。张卫星认为帝陵的规划设计是其思想、理念的体现，墓室空间以宇宙观为思想根源，以崇尚对称、择中为主要设计理念。陈静在对西汉帝陵及其陵区进行分析后，梳理了早、中、晚期陵邑、陪葬墓及寝庙建筑的变化，并指出帝陵与后陵、陪葬墓及陵邑在陵区中的方位受到汉长安城宫殿布局的直接影响。罗瑾歆认为两汉之际的帝陵形制变化集中在其朝向和布局上，指出变化原因在于陵墓若都邑，也与当时向儒家文治转变以及皇室力量的博弈有关。杨武站则就霸陵进行专门研究，认为其形制为四条墓道的“亞”字形竖穴土坑墓，只是未建封土，并根据位置、规模、设施提出江村大墓为霸陵的观点。马永嬴讨论了西汉陵邑的功能变化，认为其在帝陵营建时主要发挥建设保障功能，在皇帝入葬后则发挥奉陵功能，至元帝分诸陵邑属三辅之后，陵邑的功能与普通县一致，并强调政治功能并非陵邑的建设初衷。张鸿亮介绍了洛阳东汉帝陵的考古发现情况，包括东汉帝陵的概况、东汉陵区的分布、东汉帝陵的确认、东汉陵园的发现及目前存在的问题等。
关于各地诸侯王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李则斌回顾了江苏仪征庙山、团山、舟山等地陪葬墓的考古发现情况，加之近年来对盱眙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的考古发掘与墓主确认，提出仪征庙山墓区及相关遗迹为西汉吴王刘濞的陵墓区，存在完整的陵园结构及庞大的陪葬系统。郑同修介绍了目前发现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汉代黄肠题凑墓——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的考古发掘及保护的新进展，重点放在墓室结构和题凑木上的墨书文字，结合王陵地望、出土遗物及历史文献等，初步判定灵圣湖2号墓的主人是西汉哀帝生母丁太后。韩立森回顾了河北地区自满城汉墓以来诸侯王陵的考古发现情况，并介绍了近期发现的北新城汉墓的相关情况，指出这些大型王陵的宏大规模和华丽构造显示出僭越现象，反映了汉初休养生息政策带来的帝国强盛、地方势力膨胀、中央集权相对削弱的局面。上野祥史从汉代墓制的“同质性”和反映社会阶层、职掌的“异质性”出发探讨汉代诸侯王陵，将其与日本列岛古坟时代的前方后圆坟进行比较研究。刘尊志探讨了诸侯王陵动植物陪葬特点，认为动植物陪葬是汉代诸侯王陵陪葬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体现出相应的葬制、葬俗及其相关社会内容。
关于汉墓的地域性及中小型汉墓的研究，张春长认为邯郸西小屯汉墓群31座墓葬的发掘，对于邯郸地区战国晚期与汉代早期墓葬分野的研究、建立墓葬年代标尺，以及对于相关物质文化和葬俗演进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田立坤将辽宁汉墓分为辽东郡、辽西郡及玄菟郡三区，指出其与中原大体同步发展亦有自身特征，其区域差异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且影响深远，特别是东汉时期随葬丰富的大型壁画墓和花纹砖墓反映了当时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并出现了可能与乌桓内迁有关的非汉文化因素。田亚歧对秦雍城所属秦国陵园和国人墓葬的布局与层次结构进行研究，探讨秦国社会的层级与社会组织结构、墓葬习俗与内涵，并对诸如昭穆制度、墓葬再分期等问题提出新的看法。王婷认为长江以南汉代土墩墓所在的土墩为私人墓地，因部分土墩内墓葬的特殊情况，很难将其笼统地定性为家族墓地，应具体分析每一个土墩的情况：有包含很多墓葬的家族墓地、有包含较少墓葬的小型家庭墓地或一个土墩埋葬数个小型家庭的混合墓地，也不排除数个土墩属于一个家族的可能性。秦宗林和束家平对扬州地区发现的汉代土墩墓进行分析，认为虽然其性质各异，但应是因地制宜而建，如部分墓室高于地表，这应与当地地下水位较高有关，一墩一墓的墓葬高于一墩多墓的现象或许与墓主人身份等级有关。梅华全整理了闽越国墓葬考古发现的基本情况，对其分布、类型、构筑方法及随葬品情况进行探讨，分析了闽越族各时期埋葬制度变化的特点，同时探讨了闽越国墓葬习俗与周边文化的关系。蒋志龙对云南会泽水城墓地所见汉文化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南夷”地区设立郡县后，土著文化如何逐渐接受汉文化的问题。杨勇认为云南个旧黑蚂井墓葬是一处汉式墓遗存，在文化面貌上表现出与当时的岭南汉墓有密切联系，并指出该现象可能与汉代个旧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及由此引发的外部人群迁入有一定联系。刘雨茂、龚扬民对四川地区西汉至东汉早期崖墓资料进行梳理，探讨了其起源及早期发展，并进一步探究崖墓在四川产生的思想背景。韩国河、朱津对中小型汉墓研究发展过程和现状进行梳理，认为中小型汉墓研究视野应当拓宽，研究还需进一步细化，必要时应借助科技分析方法，同时应注意“汉制”在各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大型墓与中小型墓之间的互动可参考“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思路来研究。
关于墓葬形制及相关制度的研究，赵化成认为古代墓葬从“周制”到“汉制”的重大变化，其最具代表性的特征是“横穴式墓”逐步取代“竖穴式墓”成为墓葬形制的主流，并指出二者是从下葬方式及其所引起的墓形整体结构变化来区分的，且大型墓与中型墓可能存在不同的源头，但都符合地下墓室宅第化的需求，这一转变与土地私有化、意识形态的转变和家庭观念的强化不无关系。游富祥认为“周制”向“汉制”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墓葬建材和空间结构的变化上，其原因在于因社会重组而造成的观念与习俗变化，根本在于经济基础的变更，而大型墓的形制演变体现了其墓主人政治势力的消长，即汉代宗室贵族的衰微和地方豪族的兴起。吕健从徐州万达广场M6的特殊遗迹现象入手，辅以体质人类学鉴定，并结合文献重新梳理了汉代的权厝、迁葬及附葬等现象。杨哲峰对汉代砖木合构墓葬资料进行初步整理，将这种在木结构与砖石结构间此消彼长互动中昙花一现的砖木合构墓葬所呈现的一些现象，置于汉代墓葬结构演变的大背景下略作分析。张翔宇、朱连华对西安北郊战国中晚期至东汉时期的墓葬方向进行统计分析，并与南郊及咸阳城郊墓葬进行对比，就墓葬方向多样性的成因及变化趋势背后人口结构的特征进行探讨。刘兴林将墓上起坟的做法追溯至西周时期，但认为其源于江南土墩墓的说法值得商榷，东周时期封土兴起且其形制与墓圹形状相对应，汉代封土墓有所推广，但庶人和贫民无坟，并指出战国秦汉时期封土以方形为尊，后来成为典型的汉文化因素，从方形封土的分布可见汉文化的传播。刘振东就汉代墓葬用棺问题进行详细讨论，认为在汉代逐渐摆脱了先秦以棺椁重数规范墓主等级的礼制，演变为以木材种类、装饰颜色及用棺称谓来体现墓主等级的新礼制。
关于陪葬坑及其出土遗物的研究，王子今关注了昭帝平陵2号丛葬坑中的驴骨——迄今发现汉帝国重心地区最早的、数量集中的驴的实体证据，认为这一发现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动物考古的实证，并梳理了汉代对“驴”从认识到引入繁殖、再向南传播的过程。刘超以徐州羊鬼山王后墓陪葬坑出土的女兵俑为例，结合文献和相关考古资料，对其用途、性质及女性在军事领域的地位进行分析，认为其为经过军事训练、具备杀伤能力和一定规模的女侍卫群体。夏晶在对仪征烟袋山汉墓陪葬坑的情况进行研究后，认为其为烟袋山M1的陪葬坑，佐证了其墓主人的诸侯王或列侯级别。白岩介绍了对大葆台一号墓车马坑病害原因的调查、研究和检测以及相关保护手段，对其他土遗址的保护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案例。
汉墓出土遗物按材质可分为陶器、金属器、漆器、玉石器等，涉及与遗物相关的礼制和社会生活等内容。肖健一就西安北郊郑王村汉墓中所出釉陶礼器与陶礼器的关系进行探索，认为釉陶礼器初始与陶礼器关系密切，但很快形成独立的发展序列，最终与陶礼器差别较大，但始终没有新器形。杜永梅对西汉诸侯王陵出土铜镜进行考察，分西汉早期和中晚期（包括新莽时期）两个时段来论述其形制、纹饰及铭文特点，指出其纹饰的变化与汉代社会思想的演进密切相关。朱笛以汉代雁足铜灯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各组成部分的设置和形制特征，指出雁足铜灯主要流行于两汉时期，并分析古人选择雁足为灯柱造型的原因。巩文对汉晋墓葬出土的叉形器进行考察，结合文献记载、出土环境和伴出遗物的情况，认为叉形器应与男女发饰有关，初步推测是用于固定假发的用具。苏奎对汉代龙首方身铜器的功能和命名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它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可能是王室贵族个人日常护理、治疗手足胼胝的中性用具。梁斌从一件带东汉永寿元年纪年铭文的错金银灌钢剑样本的科技分析入手，进行比对和系统研究，有助于对古代灌钢法、汉代冶金和科技史以及东汉中后期物勒工名制度等的研究。朱国伟对双音乐钟在汉代的转型及用乐制度进行观察，认为钟磬乐的发展在汉代经历了重要转型。王小迎根据扬州出土六博盘，并结合各地不同时期的六博盘实物资料及史料记载，对六博的发展、盛行以及六博元素的延伸、演变进行分析。聂菲就先秦两汉时期夹纻胎漆器出土情况、楚简和汉简中涉及夹纻胎漆器称谓、形制及其材质的对应等问题加以考述。刘刚对扬州出土汉代漆器进行系统梳理，补充近年的发现，对其分期和分布、造型与装饰、铭文情况进行考察。洪石对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主室出土的铜构漆木折叠彩绘屏风进行研究，并结合其他汉墓出土漆木屏风，认为如此高大、精致的屏风应为实用器，反映出墓主身份等级之高以及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的生活风尚。卢兆荫认为汉代玉雕艺术在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达到新的高峰，其原因在于很好地处理了传承和创新相结合的问题，并从玉器器类和玉德学说两方面阐述这一问题。徐琳认为儒家思想对汉代用玉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制玉、用玉的趋同性、玉德观和贵玉思想以及孝道、厚葬思想。赵晓伟以两汉未被盗扰及成功修复的玉衣为基础，参考已发表的相关玉片型式，对两汉玉衣组成要素、特征玉片及经验与不足进行剖析。郑洪全对徐州地区出土玉面罩形制及相关的葬玉组合进行了初步探讨。韩茗对两汉牙形玉饰出土品进行研究，结合文献梳理“觽”与“冲牙”的功能及内涵，认为其发展至汉代主要设置于玉组佩中，反映出汉代贵族的审美情趣和贵玉思想。尚如春对两汉墓葬出土玉石猪进行类型学分析，并结合出土情况，认为其分为用作手握葬玉和模型明器两个系统，并对其使用人群和地域分布进行考察。黄娟通过对东周至秦汉时期出土铸钱石范的形制分类，全面系统地研究其制作工序，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石范铸钱的工艺特点及历史背景，进而对该技术在中国古代范铸工艺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进行讨论。
关于图像及文字材料的研究，与上述出土遗物一起，全方位展现出汉代物质精神文化及社会生活图景。黄佩贤整理了汉墓壁画及画像砖石的多角度研究成果，并分析汉代墓室画像研究与美术考古学、美术史的关系。霍宏伟对洛阳地区两汉墓葬壁画与陶器彩绘进行研究，结合文献，回顾了相关发现、研究简史，总结出洛阳两汉彩画在时空、题材、技法上的特点及其与画像砖石绘画的关系。范鹏、白九江以川渝地区较为常见的“半开门”画像为研究对象，在对画像的载体和类型进行辨识、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其寓意在于静态表现西王母对墓主人的接纳。索德浩、谢林梳理了四川汉代石阙的发现与研究资料，尝试利用图形学方法对石阙上的画像配置规律进行分析，比较了川东和川西两种类型，指出其象征意义均表达了墓主升仙的主题。朱浒对山东滕州新发现“胡人礼佛”内容的汉画像石进行研究，结合汉代相关题材的图像，指出早期佛教对汉墓装饰的影响和渗透，并对此图像的来源、母题和引入提出初步看法。王方对徐州北洞山汉墓彩绘仪卫俑上佩绶形象及其制度进行研究，认为其首次展现出“绶”之构件“縌”的直观形象，并结合文献认为这批陶俑之佩绶具有早期过渡特点，进一步指出秦汉印绶制度存在一个逐渐完备的过程，真正意义上的“佩绶”成风发生在汉代。郭晓涛通过比较并结合墓葬情况，认为偃师华润电厂东汉墓及其朱书陶罐年代在顺帝、桓帝之间，找到朱书陶罐上解除文字与后世一些重要道教文献的具体对应，这将为相关文献在东汉时期的源流提供线索。
二、汉代城址与聚落的研究
城址和聚落考古，也是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与会学者就都城、地方城址与一般聚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关于都城、宫城及相关设施的研究，钱国祥分析了两汉至南北朝时期都城形制的演变规律，指出其经历了自多宫形制到单一宫城居北居中再到三重城圈形制，既沿袭传统的汉化都城制度，又适应了新的社会情势和需求。段清波关注西汉至王莽时期长安城轴线和朝向变化，认为西汉前期长安城为东西轴线且为东向，王莽时期南郊礼制建筑以及帝陵出现南向倾向，并指出这一变化背后的思想因素以及汉文化形成的过程。张建锋关注地理环境及水文条件对城市选址的重要意义，认为古城长安得益于渭河冲积平原带来的充足建城空间、渭河及其支流带来的充足水源供应及便利航运条件，且未给城市带来较大洪水威胁。徐龙国关注古代都城门道设置，重点放在“一门三道”形制的形成、演变及其背后的成因，并通过这一研究探讨《考工记·匠人营国》所载都城制度的渊源。梁云介绍了2009年对汉甘泉宫的调查测量情况，其由东、西两城构成，二者之间有驰道、直道南北贯通，以东边甘泉宫为中心，甘泉苑内外离宫别馆及建筑基址分布有序，其与京师长安之间存在两条重要交通路线。赵强通过对西安东南郊曲江乡春临村的一处大型建筑基址的考察，结合文献记载，认为此处与秦汉宜春宫苑遗址的地望相吻合。刘瑞梳理了考古学界对于汉长安城未央宫出土骨签性质与用法的不同见解，结合自己对出土骨签的实际接触和系统整理，认为应当遵从当时发掘者的意见，即骨签为两两成对使用的档案。
关于地方郡县治所等一般城市及相关设施的研究，原丰梳理了徐州地区已发现的汉代城址资料，对其分布、现状及导致目前研究现状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对田野工作较多并取得一些成果的彭城等城址进行初步研究。刘玉芝结合楚汉彭城和楚王陵墓对彭城营建情况进行研究，指出现代徐州是在汉代彭城城市格局上发展和建设的。张振松对汉代沮阳城即河北怀来大古城村遗址进行实地考察，指出其在汉代燕蓟地区防御外族入侵、与周边民族展开贸易和文化往来、促进民族融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汪勃介绍了扬州城遗址发掘中所见汉广陵城相关情况，梳理汉代广陵地区简史及汉广陵城的修筑情况，在此基础上对春秋邗城、战国楚广陵城与汉广陵城之间的继承演变关系进行探讨。何斌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岭南地区发现的秦汉城址的研究现状，对其特征、位置、类型和营造进行了探讨。张合荣运用考古材料探讨汉代西南夷地区牂牁郡郡治的地理位置及可能存在的变化，指出安顺市宁谷遗址极有可能是汉牂牁郡的郡治所在。
关于汉代聚落考古研究，赵德云对基层聚落的含义进行辨析，强调应结合史学成果并审慎运用不同性质的考古资料来分析典型遗址，针对遗址普遍保存欠佳和多数未经全面发掘的现状，认为应借鉴史前聚落考古理论和方法。刘海旺从汉代模型明器和画像等考古资料观察汉代民居的布局特征，并结合文献，对农耕聚落整体布局、聚落内民居形式的变化及其背后原因进行探讨。
三、汉代文化交流及其他方面的研究
汉代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也受到与会学者的较多关注，包括物质文化交流及其路线、边远地区及周边国家考古发现所见汉文化因素及相关比较研究等。
关于中外物质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肖明华对西南地区出土汉代及其前后的海贝与现代当地民族使用的海贝种类进行比较，发现它们均来自印度和缅甸，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贸易进来的。李青会、赵红霞对考古发现的汉晋时期钾硅酸盐玻璃的化学成分、器形变化与时空关系进行研究，指出汉晋时期钾硅酸盐玻璃制品的多来源性，对于探讨战国至汉代中外通过丝绸之路的不同路线所进行的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具有一定价值。
关于越南地区的汉文化发现，雷安迪（Andreas Reinecke）对20世纪60年代发掘的越南北部海防（Hai Phong）市西北越溪（Viet Khe）村墓葬群进行实地回访，对之前报告中的说法进行补充和订正，认为其中出土遗物较多的M2的时代应为西汉初期或更早，并指出这批船棺葬代表了汉代南越贵族新的丧葬传统。黄晓芬对汉交趾郡古城及周边汉墓进行实地考察，这座史载为“嬴娄”（越语称LUY LAU）的古城呈长方形，其东侧分布有规模有别、封土多为圆形的汉墓，这对探索汉交趾郡的规划布局、具体揭示越南北部汉文化面貌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匈奴遗存，潘玲认为两汉时期匈奴遗存中的来自黄河流域的文化因素比重较大，且其中与匈奴自身传统结合并成为匈奴特有文化传统的，大多源自战国晚期至汉初的中原文化因素，而与其年代相当的汉文化因素，如汉式器物或装饰艺术的普及与深入程度较低。林俊雄对蒙古地区所见匈奴王室贵族墓地的位置、形制、陪葬等方面的共性进行归纳，认为这些墓葬当是受到汉族贵族墓葬的影响。
关于朝鲜半岛相当于秦汉时期的遗存，辛勇旻、金廷律对韩国辰弁韩地区棺椁墓进行研究，认为其受到汉文化及棺椁制度的影响，反映出社会身份等级秩序，而当时半岛西北汉乐浪郡的设置对汉文化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权钟皓介绍了韩国三国时代中小型古坟群的新例，初步研究其多样构造及筑造手法。郑义道、沈宗薰对韩国高丽时代土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研究资料进行梳理，并推定在忠州发现的一处平地土城为当时地方治所，与其背后的大林山城即关防城一起构成“母子式城郭”体系。
关于秦汉考古其他方面的研究，张在明介绍了陕西富县秦直道遗址近年来的田野考古工作，通过对秦直道遗址及其上下山盘山道的首次大面积发掘，多处地层关系和纪年遗物支持了秦直道中段向陕北的走向，为秦直道附属设施的研究及日后科学保护工作打下基础。王健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对汉初楚王国始属县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进行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睿对浙江西周至汉晋时期的龙窑进行研究，探讨其形制与发展，并指出两晋时期很可能已解决龙窑分段烧成的问题。胡继根从造型、种类、纹饰、技法、釉色、制作、质地等方面对浙江汉代陶瓷工艺进行考古学研究。耿建军通过对徐州汉代采石场的实地考察，对汉代徐州地区的石料开采及加工技术进行探讨。杨爱国将西汉犯罪诸侯王作为一个群体，对其丧葬礼仪进行探讨，认为这些诸侯王们虽遭惩处，但依然享受优待的葬礼，这对汉代以孝治天下以及刘姓江山的巩固都有一定积极意义。武利华按照建筑特点，将徐州汉代祠堂分为四类，对其进行了3D建模复原，还原了汉代徐州不同形制的画像石祠堂建筑的真实情景。故宫博物院王睿对史载的“八主”祭祀制度进行探讨，认为其确立了人在宇宙论神学体系中的中心位置，并成为西汉末年以来延续两千年的郊祀制的源头。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参观考察了徐州狮子山楚王陵、龟山汉墓、徐州博物馆、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等遗址及博物馆，深切领略到徐州深厚的汉文化底蕴和现代城市景观，感受到徐州地区汉代考古所取得的成就，进一步加深了对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的认识。
此次研讨会主题突出，论文和发言内容丰富、学术水平较高，会场内外讨论热烈、交流广泛、学术气氛浓厚，完全达到了交流信息、研讨学术、促进发展的预期目的，取得了圆满成功。此次会议，老中青学者聚集一堂、畅所欲言，反映出汉代考古队伍蓬勃发展之势，可以说是以汉代墓葬考古为主、包括其他方面在内的汉代考古新成果和新进展的一次大检阅、大展示和大交流。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为国内外学者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学术交流平台，学者们在交流研讨中也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谊，这必将有力地推动汉代考古、历史、文化在更广阔视域、更多元视角和更深层次上的发展。(韩 茗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