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3-24日，在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举行期间，丝绸之路考古专业委员会分组研讨会在陕西省西安市陕西宾馆B1-2会议室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巴基斯坦旁遮普大学考古学系、中国科学院大学、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等10余家单位的23位代表参会。围绕大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的主题，17位代表结合自己的研究专长分别作了专题发言，近50位专家、学者以及学生、公众聆听了汇报并参与讨论。

丝绸之路考古专业委员会讨论现场

　　本次分组研讨先后由中国考古学会丝绸之路专业委员会主任安家瑶研究员、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冉万里教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煜教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张建林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郭物研究员主持。讨论议题包括丝绸之路考古在新疆、佛教考古、海上丝绸之路、文物与图像学、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科技考古、中亚考古及考古新材料的研究与思考。

与会专家

　　丝绸之路考古在新疆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文瑛研究员《试析洋海文化与苏贝希文化》通过对新疆洋海墓葬分期研究，结合环博格达山地区发现的其它史前遗存，认为可将这一地区青铜时代的遗存命名为洋海文化，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存仍延用苏贝希文化的命名。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洋海文化主要是在哈密盆地天山北路文化、以及北方草原地区和周边其它地区史前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是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的天山彩陶文化系统中的地方文化类型。而苏贝希文化则是继承了洋海文化，更多地受到了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因素和周边其它地区文化的影响，其分布范围覆盖环博格达山地区。洋海文化这一新的考古学文化概念的确立、洋海文化与苏贝希文化关系的研究，将对天山地区史前文化谱系结构以及这一区域文化源流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煜教授《试论新疆地区汉唐时期的彩绘木棺》细致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新疆楼兰、和田、喀什等地区出土彩绘木棺的形制。他认为无论从形制还是装饰图像上来看，这些彩绘木棺皆反映出从多元文化到文化交汇再到以汉文化因素为主体的发展过程，体现了本土葬俗吸收丝绸之路各种文化因素并受到中原葬俗强烈影响的历史趋势，并最终展现出了中原文化和葬俗及背后的意识形态通过河西地区逐步向西域传播和拓展的历史进程。具体来看，彩绘木棺可能首先从楼兰地区兴起，并很快扩展到罗布泊地区。相比于早期所体现的多元素的融合，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彩绘木棺更多受到佛教文化影响，在图案绘制中出现了大量的佛教元素。最后，他认为汉唐时期彩绘木棺装饰从狮虎到四神的转变，不仅体现了新疆彩绘葬具在适应中原丧葬文化上的过渡，也进一步传达出彩绘木棺背后所蕴含的中原丧葬礼俗对南疆地区墓葬文化的直接影响。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郭物研究员《考古视野下的丝绸之路新北道》首先梳理了唐代庭州的建置背景，并认为702年庭州升级为北庭都护府，布置瀚海军、伊吾军和天山军等军事力量之后，军政系统更为完备。天山以北自汉代以来就使用的路网系统得以进一步开拓和提升，从而成为“丝绸之路新北道”。新北道通过的地区水草丰沃，道路也比较平坦，在唐朝军政体系的保护下，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路网。最后，他结合考古踏查与近年的考古发现，展示了丝路新北道沿线所发现的大量文物古迹，从路网系统的角度探讨了唐代丝绸之路的构成特点和运行机制，说明其在承担中西、南北文化交流过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刘文锁教授《新疆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介绍了一处坐落在火焰山南麓的西旁景教寺院遗址。2021、2023年，中山大学、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联合对遗址进行了发掘。2021年发掘区位于岗顶，揭露的遗迹包括13座房屋、2条通道、2座平台、4段墙体及1处地面遗迹。共出土重要文物（小件）1122件（组）。2023年发掘区在遗址所在山岗的东、北、西坡，清理的建筑遗迹包括9座房屋、1座平台、1条通道、2座灰坑、1座灰堆、2间厕所、1座灶、7段墙体及1座埋藏坑，并在遗址山岗东、南各发现1座墓地，清理1座墓葬。出土文书包括汉文、叙利亚文（Syriac）、粟特文（Sogdian script）、回鹘文（Uighur script）等多种；语言包括汉语、叙利亚语、粟特语、回鹘语等多语种，可能也包含新波斯语（New Persian），并存在一定数量的双语文书，如叙利亚语-粟特语、叙利亚语-汉语双语文书。两次发掘基本确认了该遗址曾长期作为景教寺院使用，时代为唐至元代的高昌回鹘汗国时期。初步探明了寺院形制布局、年代及改建过程等。岗顶区为寺院的主体建筑，以南北向排列的三栋大厅为中心，附属有图书室、寝室、厨房等，具有中古景教寺院的所谓“三殿式”教堂特征。山坡为附属建筑，功能明确的有酒窖、厕所、活动平台等。在每区建筑物中均存在复杂的改建、增建、重修及叠压迹象，显示出不同时期的修建、使用情形。遗址使用时间初步分为三个时期。通过发掘揭示出该遗址的重要学术研究价值、文化遗产价值和现实意义。

“丝绸之路在新疆”专题讨论

　　佛教考古

　　巴基斯坦旁遮普大学考古学系穆罕默德·哈德米教授《巴基斯坦旁遮普省中心地区佛教文明的考古新发现》认为一个多世纪以来，学界普遍认为佛教只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省份，即开伯尔·帕赫图赫瓦（Khyber Pakhtunkhwa）流行。关于塔克西拉（Taxila）以外的旁遮普（Punjab）平原地区的佛教，却鲜少关注，几乎没有探讨过该国佛教发展的南部边界。近年来，旁遮普省考古局和旁遮普大学考古系勘探、记录和发掘了几个佛教定居点以及佛塔和寺院的遗迹，从中发现了一些明确的证据，表明佛教群体的存在。这为巴基斯坦佛教史增添了新的篇章，他将其命名为“旁遮普篇”。“旁遮普篇”根据雕刻纹瓦片和浮雕板上的人像指纹，揭示和补充了佛教聚落的人类活动信息。他最后总结道，介绍实地考察的概况，目的是了解旁遮普省在将佛教哲学和艺术从印度传播到今天的犍陀罗地区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桥梁作用。

　　陕西师范大学沙武田教授汇报的题目为《佛国净土景观图像建构的轨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描绘佛国净土景观的艺术图像作品非常有限，且画面颇为简单，对佛国净土世界的追求多仅以文字的形式出现在造像碑记当中。考察南北朝时期的造像碑记类文字，发现这一时期颇为流行一类受汉晋以来世俗传统升天成仙思想和观念影响下的往生佛国净土表述方式，代表是莫高窟西魏第249、285窟二窟顶天界图像，作为佛教往生佛国净土的归宿，受同时期世俗传统墓葬升天成仙思想的影响很深，这也正是南北朝时期佛教信众在造像碑记中所追求的“天”“天堂”“天宫”“紫宫”所在。到了唐代，随着社会物质与精神生活的高度发达，流行于南北朝时期的受世俗传统升天成仙思想影响的天界已不再被接受，而出现了更加具有现实社会写实特征的净土变相。

　　海上丝绸之路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周杨助理教授《福建滨海地区宋元至明清时期的航标塔》在对福建沿海航标塔进行全面调查的基础上，首先通过纪年题记、石塔形制以及文献记载，对这些航标塔进行考古学的分区、分期和类型研究，由此确定其共时关系，厘清其基本空间分布特点。随后，通过GIS空间分析的手段，探讨这些航标塔建立和分布的一般规律。主要通过水文分析进行流域和河网分级，并结合类型分布，归纳出航标塔在各流域建立的具体过程。此外，航标的建立和使用还与通航的视域有关，通过视域分析，并结合福州、泉州、月港等重要港口的相对关系，可归纳出福建沿海通航自宋元至明清的形成与变化过程。总体来看，福建地区分布着数量众多的石塔建筑，它们以福建山海相连的地理结构为基本骨架，形成了由沿海向山地扩展的格局。其中，滨海地区宋元至明清时期的石塔，既承担着一定宗教和社会的功能，同时也作为航标建筑，与宋元以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密切相关。

“佛教考古”专题讨论

　　文物与图像学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于春教授《“拂庐”再考——以青海郭里木棺板画为中心》通过分析吐蕃时期藏汉音译的规律，认为“拂庐”一词并非“sbra”或“phru”音译，前后二字应分而释之，是以毛毡或青绢布“拂”于“庐”而得名，代指吐蕃可移动帐篷建筑。根据宋代学者高承在《事物纪原》中的记载可知“拂庐”制作材料主要为毡或青绢布，并无形制、大小、等级上的特指。郭里木棺板画中的帐篷图像，既是“gur”，也是唐人文献中的“拂庐”。莫高窟第361窟的五台山图是长庆四年（824）吐蕃遣使到唐求《五台山图》十余年后绘制的，有学者认为其底本来源于吐蕃的可能性非常大。“拂庐”和草庐在形态和时代上的关系为此说提供了新的依据。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姚崇新教授《利用考古图像资料的几个问题》认为近年来受艺术史趋热的影响，我国学术界很多学科和领域的学者对图像资料的兴趣越来越浓，时下，谈论图像甚至已成为一种时尚，但部分学者缺乏必要的图像知识储备和图像研究方法的掌握，研究成果良莠不齐。目前一种比较流行的做法是，将考古图像资料大幅度地进行跨时空的勾连，从而达成图像跨时空交流的宏大叙事的预设，但研究者又往往拿不出切实的证据证明图像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的做法令人堪忧。他结合在考古图像资料研究使用方面的经历总结出几点感悟：一、变与不变：图像的借鉴问题；二、像与不像：图像的比较问题；三、图像跨时空勾连的前提；四、原境意识与整体观；五、掌握古代名物制度知识的重要性。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冉万里教授《器物造型与装饰纹样的交流与借鉴》以唐代器物为中心，对器物造型与装饰纹样的交流与借鉴进行了论述。沿着丝绸之路运输和贸易的各类琳琅满目的器物，既有实用价值，也有审美价值，能够满足或者填补日常生活中的某些需要，因而也为人们所喜爱。与此同时，不论是器物造型还是装饰纹样，都不同程度地融入日常生活中，在这一过程中，其影响的集中表现便是器物造型和装饰纹样的交流与借鉴。他以来通、多曲长杯、胡瓶、水波纹银碗等实例，探讨人们对待外来文化特别是外来器物造型和装饰纹样的态度，并对交流与借鉴的模式问题进行总结和归纳。认为唐文化具有强烈的选择性，对于外来的器物，在吸收其形制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习惯、审美观、特有的技术，在借鉴的基础上不断地创新，这也与“唐尚新样”的时代脉搏相一致。虽然丝路是双向的，但由于唐文化的创新性表现得尤为强烈，这决定了这条东西大动脉已经不仅是双向交流，而且初步形成了以唐为核心的输入-模仿-取舍与创新-形成新产品-再输出的国际大循环，而在这个大循环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唐王朝与唐文化。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马伟博士后《中国境内考古所见的卡瓦德一世银币样式》首先梳理了萨珊卡瓦德一世（KavadⅠ）两次执政间（488~496年，499~531年）所发行钱币的基本特点，认为卡瓦德一世银币较容易混淆的主要原因是在其第二次执政的前3年里依然保留了之前银币的正面设计，直至执政的第13年（即第二次执政的第三年）才开始出现重大变化，直至卡瓦德一世执政的第33年，银币背面图案才开始增加了第二个边框。随后，他将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卡瓦德一世银币进行了类型学分析，认为其埋藏年代与制作年代当相去不远，可能为贵重的随葬品或私人物品，而非通货，同时考虑到卡瓦德一世银币的实际流通性并不强，因此这些银币很可能是由“波斯”商人随身携带从而流入汉地的，其传入路线较为多元。他认为，过去学界对卑路斯、库思老等“大通货”讨论较多，但对5~6世纪发行较少的卡瓦德一世银币等“小通货”则有关注不足的现象，对于此类“小通货”的研究或许将更有助于分析萨珊银币在中国境内的流传及其功能。

　　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韩建华研究员《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族墓初探》以肃南大长岭墓、哈日塞墓地、乌兰泉沟一号墓、都兰热水群2018血渭一号墓为主要讨论对象，介绍了四处墓地的挖掘时间、挖掘范围、墓葬形制、随葬物品等，以及墓主身份、族属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介绍。总结出四处墓地的共同特征有：1.地上封堆、墓园依据墓葬的规模和等级不同而有所区别，墓园不一定存在，但可确定会有封堆；2.墓道朝东，带生土台阶，墓道内殉牲，多以马殉葬，是吐谷浑墓葬的重要葬俗；3.墓室内普遍发现有防盗的碎石层，防盗层下均平铺棚木，一般为单层，重要墓室会有双层棚木，棚木的数量多为11或13根；4.木石、砖木混合的多室结构的墓室，墓室平顶，高等级墓室内多有壁画，侧室功能区划明显；5.梯形木棺彩绘装饰，是吐谷浑墓葬的重要元素。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徐驰讲师《唐风远沐——默啜可汗陵新探》首先介绍了蒙古国西沃图-乌兰遗址(Shiveet-ulaan Memorial Complex)的相对位置及对该遗址的历次调查挖掘。其次论述了西沃图-乌兰遗址的四门石兽、石人、石羊、石碑与建筑。他使用考古类型学等研究方法，并与唐代陵墓石刻进行了对比。随后，他以无字碑、碑座与陵墓建筑为代表分析了西沃图-乌兰遗址与乾陵、定陵、桥陵等陵墓发现的共性。随后论述了西沃图-乌兰与唐陵不同的特色等。最后，他从文献、墓志记载与陵墓建筑特点等角度，得出西沃图-乌兰很可能始建于神功元年(697)后，开元四年(716)默啜去世之前，与阎知微密切相关。该遗址的发现，说明唐朝丧葬文化对突厥的深远影响，生动体现了漠北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融合。

“文物与图像学”“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专题讨论

　　科技考古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杨益民教授《科技考古视角下西亚蓝地黑花陶瓷制品的兴起》对伊斯法罕出土的蓝地黑花制品进行了电镜、XRF和反射光谱分析，探究蓝地黑花制品兴起的技术渊源和社会背景。发现12世纪的蓝地黑花制品属于砂玻器，黑彩装饰是釉上彩的一种，13世纪随着蒙古人伊尔汗王朝的建立，黑彩演变为釉下彩，既有釉陶，也有砂玻器。从单纯的孔雀蓝釉发展为蓝地黑花，受到伊朗铭文釉陶、埃及砂玻器的影响。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李悦副教授《中国古代马匹役使的新认识：以石家墓地五号车马坑为例》对甘肃宁县石家墓地五号车马坑（MK5）内的八具马骨进行了系统研究。他运用动物考古学、古病理学方法，发现这些马匹均为雄性成年个体且生前应被役用。马匹的牙齿和骨骼上存在明显的异常，骨骼异常现象集中在颈椎、前端胸椎、前肢等部位。同时提出了从骨骼形态角度区分古代骑乘用马和拉车用马的方法。

　　中亚考古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丁岩研究员《近年赴哈萨克斯坦联合考古工作收获》介绍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伊塞克国家历史文化博物馆联合考古工作第二阶段的成果。截至2023年9月，联合考古队对位于哈萨克斯坦伊塞克国家历史文化保护博物馆保护区内、“丝绸之路”天山北麓草原线路上的重要地点拉哈特古城遗址，合计发掘2000多平方米，清理沟道、灰坑、房址、墓葬等多类遗迹，出土铁器、铜饰件、石器、陶罐、陶纺轮等数百件组，极大丰富了遗址内涵，并初步揭示了遗址范围和时代变迁脉络。同时继续发掘伊塞克大墓M8、踏查克根区域恰仑河东岸墓地23处。赴哈联合考古工作增进了两国考古学者间的协作与互学互鉴，为双方深入探索伊犁河流域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面貌与交流获取了多层面、多角度的考古材料。

　　考古新材料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杨军凯研究员《西安鄠邑西坡村南春秋战国墓的发现》介绍了位于西安市鄠邑区西坡村南的春秋战国墓的相关新发现。2023年3月至今，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共发掘小型墓葬122座，出土铜鼎、铜簠、陶鼎、陶壶、陶鬲、陶豆等器物数百件。此批墓葬形制均为竖穴土坑墓，葬式既有仰身或侧身屈肢葬，也有很大比例的仰身直肢葬，出土器物既有秦式风格的彩绘有耳壶，也出土带有楚式风格的陶鬲、陶鼎、陶盂。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此区域应存在不同面貌文化的互动。

“科技考古”“中亚考古”“考古新材料”专题讨论

　　主题汇报结束后，丝绸之路考古专委会主任安家瑶研究员与专委会委员张建林教授分别对17位汇报人的汇报内容进行了点评，张建林教授做学术总结发言，他认为本次汇报内容主题丰富多样，内容精彩，既披露了国内外最新的考古发现，也有方法论的思考，还有一些海上丝绸之路与钱币学研究等方面的关照。此外，科技考古主题汇报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讨论，这体现了丝绸之路考古的研究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也希望更多的发现利用好科技考古的手段解决重要的学术课题。最后，张建林教授希望今后大会可以有更多如中亚、西亚等地区的国外重要考古新发现的披露，以体现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会议期间，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邵会秋教授代表丝绸之路考古专委会在西安石油大学进行公众讲座，以《罗布泊与新疆史前考古》为题目，向学子们分享了2004-2005年罗布泊小河墓地的发掘和2014-2017年罗布泊自然与文化遗产综合科学考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马晓玲副研究员作为专委会秘书，代表丝绸之路考古专业委员会参加媒体见面会，汇报了本次考古学大会期间丝绸之路考古专委会小组会议的讨论成果。至此，丝绸之路考古专业委员会分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安家瑶研究员、张建林教授作学术总结

丝绸之路考古专委会代表合影

供稿：中国考古学会丝绸之路考古专业委员会

审核：罗丰